三

重视现代性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立场，是当下社会文化研究的大本、大源。

何为现代性社会，中西方具备一致的基本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在制度框架上，是否确立合理性，是否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在价值取向上，是否确立人的主体性，是否实现自由、理性、坚持个人权利；在生活理念上，是否有平等、博爱、宽容等精神。

笔者认为从三个层面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必须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第一，若是以社会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则自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其实无法脱离现代性的问题而存在。社会生活的研究与现代性社会构建密切相关，我们不仅要研究近代以来现代性的生活格局的波折性演变，而且要立足于社会生活来研究民众心态的现代转型。

第二，从中国的现代性社会形成看，其历程极具东方特色，相比于西方社会更加复杂且曲折。在现代性上，中国有“一次断裂” “两次中断”“一次挫折”。“断裂”是指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因为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西方的冲击造成传统与现代断裂，这与西方内生型现代化截然不同；“中断”是指自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导致自我发展现代性道路中断；“挫折”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一种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主导之现代性的道路探索之挫折。故而，今日之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形态，若以现代性论，既有前现代性的残余，又有不充分之现代性，还有后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更有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超越现代性。社会文化史研究就是要看到当下的现代性问题，并试图从历史研究中给予当下生活者以启迪。可以说，只有研究的选题与转型时期的现代性问题相关，才会使得历史与现实实现对接，才会使历史创造者、研究者与阅读者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后两者才会对于历史感同身受，以此种旨趣去发现选题，社会文化史研究才会保证生命力。

第三，回顾历史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历史研究并不简单寻求真相，而是要给后来者以反思以启迪以感悟，从而趋利避害，改变心态，完善人性，从而开创更好的社会生活。研究生活是为在当下构建起更好地生活格局。比如，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家庭关系，不但是要批判国家权力对家庭的深入介入，使得信任关系产生一种扭曲（如儿子联合父亲举报其母为“反革命”），而且是要引入现代性理论，明确公权与私域的边界，明确爱的超验性，明确家庭关系中爱、信任等对构建生活格局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恰恰都是现代性问题的体现，对之研究并试图得出结论，可以为今日一种平等且亲密的家庭关系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