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视现代性问题是研究选题的精气神，体现研究的时代价值，有助于规避选题庸俗化。

笔者认为，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旨趣仍然要坚持文化史自身的发展脉络。就此而言，大概借用林·亨特对新文化史的定义，即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所。……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正是如此，社会文化史研究以社会生活或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抓手是为必然。社会生活或日常生活不仅可以使得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趋向实现最大公约化，而且对主体而言，社会生活是对其行动与思想的极佳概括。这是因为，一则为着生存和发展，个体必要吃穿住行；二则作为社会人，个体也脱离不了交往与组织行为；三则国家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掌控使得主体不可能彻底脱离其影响和控制，主体的思想与精神状态必然与政治文化相关。

就具体的研究成果看，在以社会生活为抓手的研究中，目前多是进行某个区域、某个阶层、某个类别之研究，尤其是注重对普通人之研究。眼光向下之研究更易操作，也是流行的研究旨趣，故而已经形成了研究主流。但是，在研究中存在着以下的风险，比如：研究选题多样至于碎片化；研究手法多引用人类学，以至于解读史实的个人化倾向；研究理念受后现代之影响，以至于否认规律和历史创造中主体的价值。此外，选题庸俗化是较重要的质疑。

近年来，随着西方新文化史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研究者受其影响，开始在选题和写作方式上向其学习。放眼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在1980年代达到鼎盛，但从1990年代之后已然失去了聚光灯的中心位置，其衰落无疑值得我们警惕。新文化史之所以兴盛无疑与选题的多样性与趣味性有关，与注重叙事的生动性有关，这使得历史学成为雅俗共赏的一门学科。但凡事过犹不及，选题愈出愈新，如对放屁、流泪、马桶、抠鼻等的研究，价值虽有但实在无足轻重，以至于社会视其为通俗作品，继而减少对此类研究的关注。但须要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所言，西方新文化史的典范之作在选题与叙事的背后是史学精神，我们的学习既要画皮更要画骨，其精神风姿更是主要借鉴之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选题是新颖还是庸俗，在当下看，关键不在于题目本身，而是要看其是否鞭辟入里地体现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比如，如厕史并非就一定是庸俗选题，倘研究某人在“文革”中如厕时将《毛主席语录》带入进而被批判，引发其命运之悲欢离合，则此种看似不经之选题却以其戏剧与荒诞给人反思“文革”提供了别样之可能，这当然是可以进行之研究选题。再如“滚他妈的蛋”此一粗俗话语在“文革”时期是何等地大行其道，若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文革”时期大众文化之革命性与粗俗化之联系，又何尝不是一个好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