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视现代性问题是1980年代学术转型的特色，也是文化史兴起的学术原因。

回顾学术史便不难发现，中国的史学研究虽然不曾出现彻底的范式转型，但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勃兴，其动力显然是来自于对革命史范式宏大叙事的不满。至于兴盛一时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也因为流于大线条的总结、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渐渐不再居于话题的中心。以龚书铎、陈旭麓、乔志强等先生为代表所进行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就在于不仅抓住了“大转型”这一关键词，而且是以文化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变化来体现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之变化。从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治史精神，即不仅要通变化，而且要关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究其实际，是要体现出一种人本精神。

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史与文化史尽管有着各自的演进路线，但无疑都有一个极大的共同色彩，即深刻地受到西方新史学的影响。社会史大体有两种趋向，即转向区域研究，形成华南学派和以山西大学为中心的华北乡村研究，另一些研究者侧重于表象史和概念语词史研究，文化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有着“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痕迹。不管诸家名号如何，从外来学术理论的借鉴看，都受到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人类学、语言学、心态研究、话语权力分析等影响。这种影响与借鉴之所以形成潮流，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两个转型有关。

一个是时代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革命共同体向“正常”国家形态转型，是一个重新融入资本竞争世界体系的过程。在此期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差异性加大，个体的权利与发展被日益看重，这对于每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都是感同身受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此之谓也。

另一个是学术转型。即新时代的学术不再从论证合法性角度来谈宏大的革命，也不再纠缠于现代化的困境与中外现代化的制度文化之比较，而是沿着1980年代诸位先生开启的路径继续前进，以区域或阶层为中心，开展普通人社会生活之研究。实际上，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在自身的发展脉络中已经体现此种研究精神，即“拯救主体”。正是有着这样的转型和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诉求，所以当西方的新理论传入之后，我们接受起来才似乎全无滞碍。我们感兴趣且受影响加以模仿的西方史学理论，其实都跟西方主流学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转型有关；究其大端，无非是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就人类学而言，即从社会功能学派转而研究文化本身；在年鉴学派而言，即“从地窖走向阁楼”。所谓“心态”、所谓“文本”，所谓“话语分析”，所谓“广泛的权力分布”，所谓“深描”，离开了对人性的关怀与反思，离开了对主体的重视，就如珠子失去绳索的串联，虽光彩夺目，却不成气象。米格尔·卡夫雷拉在《后社会史初探》中就指出新文化史的这一立场：“新文化史学者想要拯救个体，使之摆脱遭贬斥的命运，摆脱社会史将其归入结构之下的安排，授予行动者在塑造社会实践中扮演某种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以人类能动性作为历史考察的出发点。……要避免社会结构淹没了主体。”

只要坚持拯救主体的立场，则在具体研究中无所谓眼光向上还是向下，一切都可以以社会文化史的范式来研究之。比如，对于大革命时代，我们当然可以研究某一地区的农会的权力构成，参与革命的农民精神状况与社会生活；自然也可以研究有名的革命者，如陈独秀、毛泽东。不过不是如传统政治史一般去研究其“左倾”还是“右倾”，而是研究其革命志业、个人情感、人际往来等的纠葛，以探究领袖人物在大时代中的非凡与平凡。

所以说，关注人性、重视个体价值、拯救主体固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自我发展特色，但也符合西方学术之总体趋势，其实际跟转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