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新史学》在创刊前期，不仅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方介绍了当时欧美学界有关新文化史的最新动向与方法，而且在研究课题上也有诸多突破以往社会史领域的研究。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本文上述所分析的日常生活史、族群与历史、妇女史与性别、通俗文化、思想文化史、医疗与身体史。在这几项研究课题中，又以医疗史的研究成果最受瞩目。此外，在这些领域之外，我们还可以见到法律史的研究强调“法律文化”、经济史强调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艺术史此时的发展，也渐渐朝着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转向，如王正华及马孟晶的研究（见表1）。王正华的《传统中国绘画与政治权力——一个研究角度的思考》则是当时艺术史的讨论文章，她首次在正文中提到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对艺术史研究的影响，她说：“以历史学为例，政治权力多面向、各种形式的体现是近十余年来的研究趋势，艺术品于此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其中浅近明白或隐微转折的政治意义比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制度、政策或政治事件更能探测政治权力的性质及具有的训化力量，年鉴学派及新文化史的研究贡献尤多。”此外，王正华还提到了伯克的名著《制作路易十四》以及亨特对于新文化史的方法学及研究范围的介绍。

附录

表1 《新史学》第1～第10卷（199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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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新史学》创刊前期对于新文化史的引介成果，光从表1所列篇章，即可看出相当丰富，并未如有些学者所言，仅有几篇文章。其特色可归纳如下。第一，刚开始的引介并未对于新文化史是什么有整体的共识，但在研究课题上已经相当类似，而且已经出现了“新文化史”这样的名称。第二，初期对新文化史的介绍，多为通俗文化，而后陆续有妇女史、日常生活史等，这些课题大多是延续着台湾史学界对于年鉴学派的长期关注。第三，杜正胜的“新社会史”的概念的提出，促进了史学界对于文化史研究的重视。第四，《新史学》专题的设计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妇女史与性别史、生活礼俗史、疾病与医疗史、身体史、生活史，其中，又以医疗史及明清的社会生活史在台湾的发展最为蓬勃，也最有研究成果。

台湾的新文化史虽然受到西方的史学发展的影响，但二者仍有不同。不像西方新文化史那样，与社会史的关系是断裂的，台湾的新文化史与社会史仍有许多联系。反观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其实也一直在变。格里科曼（Lawrence B. Glickman）近来在《文化的转向》（“The Culture Turn”）一文提到的“现在我们都是文化史家了”，一语道破现在新文化史无所不在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史家将自己定义为“社会文化史家”，如新的期刊《文化社会史》（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就是一例。有关这种趋势的进展，我们也可以在《新史学》中找到类似现象，近几年《新史学》的文章，将是笔者下一阶段要进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