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史学》与新领域的开拓

（一）日常生活史

在杜正胜提倡新社会史的同时，我们可以见到有些台湾史家已经注意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如日常生活史就是其中一例。蒲慕州的《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一文将生活史研究分为两种不同方向。第一种方向，是所谓“日常生活史”。这类作品是选取历史上的一段时间中的某个地区，然后逐步描绘这范围之中的人们生活形态。第二种方向，则是以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设法从这一问题在一段时间中的发展，来探讨文化性格的常与变。蒲慕州将西方的日常生活史著作以此标准分为上述两类，介绍的重点则在于后一类。有关第二类，他举出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与民间文化或庶民文化的研究相近，例如，康托尔（Norman Cantor）与威斯曼（Michael Werthman）所编的 The History of Popular Culture Since 1815 [《1815年以来的通俗文化史》（1968）]及艾里斯的 Centuries of Childhood（《儿童世纪》）（1962）。艾里斯这本儿童史的著作相当经典，他把童年的问题，以及人们对于童年的了解与对待童年的态度，作为了解整个社会文化性格的指标，此书对于后来儿童史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除了儿童研究外，所谓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了生老病死、成长、结婚等面向。拉格特（Mirelle Laget）讨论了18世纪之前欧洲社会的生育问题。它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还是复杂的文化现象。有关结婚，杜比的研究，则描述中古时代法国上层社会中的婚俗，并借由讨论婚姻问题，呈现贵族的价值观与行为，以及宗教观念、俗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关疾病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人对疾病的看法，也是生活史研究重点。这方面的作品有波特（Roy Porter）的研究。他的研究不单有医学史或疾病史，还有人们对健康、疾病、痛苦的了解与态度。波特的方法是从许多人的私人记载中，看一个人是如何理解疾病，如何接受他们自己的病痛。

另外，民间文化也是生活史的研究内容之一，蒲慕州的例子指的是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蒲慕州对于这本书的介绍较前面所述的梁其姿的更为详尽。他提到这本书的焦点在16～18世纪的庶民文化，特别讨论了欧洲人是如何“发现”了民间文化。全书谈论的重点涉及了文化的传播者与途径、乡村及家庭生活中的各种节庆。这既是一种“社会控制”，也是一种“社会抗议”方式。

在文章结尾，蒲慕州介绍了年鉴学派当时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私人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privee）。这是儿童史大师艾里斯与杜比所策划的五卷本丛书。这套书所谓的日常生活史所着重的是生活中个人的观念、心态、情感的本质及其转变的过程。此外，探讨私人生活，并非是将目光集中在私人身上，而是处理大文化环境与私人生活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方向。然而，蒲慕州也未一味地强调生活史的特殊性，他还关注了这方面的研究，并未与传统的政治社会史完全断裂。他认为，政治社会史仍是了解生活现象的背景与基本条件。

（二）族群、认同与记忆

在1992年的“生活礼俗史专号”中，除了杜正胜揭示何谓新社会史的概念与蒲慕州介绍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外，首度邀请人类学者黄应贵从人类学的观点探讨仪式、习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当时欧美的人类学正盛行诠释人类学，黄应贵的文章是史学刊物中少见的以人类学家观点来呈现所谓的“仪式与行俗”的处置方式，以及如何呈现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在文中，黄应贵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格尔兹有关答里岛斗鸡的田野研究。这也是首次人类学家在历史学的刊物上介绍格尔兹的诠释人类学的著作。表面上，斗鸡是种微不足道的风俗，却呈现他们文化中相当深沉的特性。格尔兹的研究对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有深远的影响，当时史家中又以丹屯（Robert Darnton）的《猫的大屠杀》最为著名。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丹屯仿照人类学家那样指出，“我们也能够解读仪式或城市，就如同我们能够解读民间故事或哲学文本那样”。除了格尔兹之外，古德（J. Goody）的作品也在此时引进台湾，黄应贵介绍的是他有关花的研究。在文章结尾，黄应贵的总结之一是强调“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这个论点也正是当时西方新文化史的重要观念之一。由于人类学家主要研究对象是异文化，如何避免因研究者本身的文化观点所导致的文化偏见与误解，正是人类学家所从事研究时的态度。

新文化史中有关族群认同的讨论与传统史学有不同的见解，这在近来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可见一斑。这方面的研究又受到格尔兹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影响最为明显。其中后者的《想象的共同体》是讨论这方面研究时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著作。伯克是这样形容这本书的：“该书为现代主义历史的大量文献增添了一份贡献。它的特点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它的视角，因为作者选取了从外部世界来看待欧洲的角度，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亚洲和美洲的历史。其次，该书使用了文化的方法研究政治，这在当时是卓然（尔）不群的。作者不是从政治理论中，而是从对待宗教和时间等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态度中去识别他所说的 ‘民族主义文化’的根源。”在《新史学》创刊初期，就已经对于族群问题有了文化史写作的特色。例如王明珂在《民族史的边缘研究——一个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中，虽然没有提到安德森，但也已经有了民族的概念是建构而来的看法。文中，他提出了一种介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研究法，即“边缘研究法”。其看法是，民族的边缘研究是基于强调民族的主观定义，以致在对史料中客观文化特征、族名、族源等资料所透露的信息上，以及对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在探讨民族问题的看法上，都与传统民族溯源的研究有不同见解。这种建构的族群概念，正符合上述伯克所说的文化史中的建构主义概念。王明珂进而在结论中提道：首先，民族不只是一种笼统的人群范围，由一些可有可无或含混的特征来界定，我们更应该深入地探讨民族边界的形成与变迁的问题。其次，民族不只有一个模糊的集体现象，它还由每一代中每个人的重新诠释而成，因此必须深入每个人的历史意象、族群生活经验与族群身份。最后，与民族起源有关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史实，而且是人群的自我认定，或反映当前族群关系，或彰显现实世界的政经与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王明珂的研究取向明显地反映了新文化史在发展初期受人类学影响的特点。

庄雅仲的研究也深受格尔兹的影响。他的《裨海纪游——徘徊于自我与异己之间》是《新史学》早期文章中第一篇具有文化史取向的专论，这或许与他在美国所受的人类学训练有关。这篇文章透过对清代郁永河的《裨海纪游》的研究，认识到在历来有关台湾的论述中，这是一部革命性的作品，不仅在形式上有重大改变，而且在内容上摆脱了过去的二分机制，提出了一种新的种族概念。在理论上，庄雅仲参考过往殖民论述中有关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与马凌诺斯基日记的研究，认为航行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空间的移动，还代表着焦虑与欲望的流动，以及主体的崩解与重建。而郁永河的台湾游记，同样也是一场心灵、价值与欲望之旅。此外，他还借用了后殖民论述中麦米（A. Memmi）及赛德（E. Said）的研究，说明对于所有的殖民者而言，都需要一个被殖民的形象——懒惰、野蛮及非人特质，以合理化殖民统治的剥削与压迫。在殖民体制下，西方的想象、欲望与善恶、美丑的二分法加诸在异己的躯体上。

以这样的看法来分析郁永河的游记，可看出它带有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历来台湾论述形成断裂，并拒斥了带有剥削意味的刻板印象。然而，他再度以文/野二分的文化观建构差异，并以此设计出一套更庞大的教化机制。综观这些叙述形式的转变，可见它代表的整个教化机制更为有效与全面。

到了1994年，王明珂又写了一篇与族群有关的论文，这回他将焦点放在记忆这个主题上。该文在于以集体记忆来探讨族群的本质、形成与变迁。作者认为，所谓的亲属体系并非全然是生物现象，而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他说明了族群是一种以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健忘为工具来凝聚人群，以维护、争夺群体利益的人类社会的群体现象。

（三）妇女史与性别史

文化史家马扎（Sarah Maza）在《历史中的故事：晚近欧洲史作品中的文化叙事》中提到有三项历史传统对于新文化史中的文化叙事的出现有影响。一是1970年代，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汇流；二是女性主义；三是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早期《新史学》对于妇女史及性别史的介绍除了叶汉明之外，另以李贞德为最。他在《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欧洲中古妇女史研究》一文中，介绍了欧洲妇女史的研究概况。这篇文章涉及的主题涵盖了教会婚姻法与妇女、妇女形象及妇女的社会与家庭角色，最后则论述从妇女研究到两性研究的转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拜纳姆（Caroline W. Bynum）这位性别史与身体史家的著作。李贞德此文提到她的成名作Holy Feast and Holy Fast（《神圣的飨宴与神圣的禁食》）（1987）。伯克在对这位新型的妇女文化史研究者的赞誉中也推荐这本书。他说：“这本书探究了中世纪晚期饮食的符号意义，特别是其中满着宗教符号。”这本著作大量引用了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古德（Jack Goody）及特纳（Victor Turner）的作品。关于这点，李贞德倒是没有留意，只强调拜纳姆注意到了妇女与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禁食”尤其是中古妇女的重要宗教经验。此外，李贞德也点出了拜纳姆的研究指引了妇女如何跳脱性别的两极化所带来的限制。这些性别史的研究，不仅促使研究者将视野从过去的政治、经济、社会范畴，扩大到对家庭、私人生活史的探讨，而且也刺激史家重新思考公私领域划分标准的普遍性。这种将妇女生活放在以往的传统历史分期脉络中加以考察的方法，对于史学界既有新材料的借鉴，亦有新观点的启发。

（四）通俗文化

《新史学》早期除了有上述梁其姿对欧美通俗文化研究概况的介绍之外，也有对中国史有研究的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文章有李孝悌的有关士大夫与民众的研究回顾，宋光宇对乔丹（David Jordan）与奥弗麦尔（Daniel Overmyer）的飞峦扶乩的研究介绍，康豹（Paul Katz）的有关道教仪式与民间信仰的介绍，释见晔的有关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研究介绍，蒋竹山有关五通神、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及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的研究。

在李孝悌的《十七世纪以来的士大夫与民众：研究回顾》一文中，他已经点出了早期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研究，大多属于社会史的范畴，到了1993年时，则已经扩及“文化史”的领域。其中最受瞩目的则属李孝悌的哈佛大学老师孔飞力（Philp Kuhn）的著作《叫魂者》（Soul-stears）。他认为这种转变在于：“不限于狭隘的文化史，而包括社会史、人类学等领域的庶民文化研究，在这几年成为重要的学术趋向。”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孔飞力生动地描绘了清代叫魂的信仰如何为民众所奉持，而且是因为能在一个看似无关宏旨的民间信仰之外，探讨了中国官僚制度如何运作的问题。

笔者的五通神的研究则是受了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影响，他那篇研究江南五通神的文章，通过士大夫所写的一些笔记来研究民众集体的心态。文中，他已经引用了上文提到的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也提到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及金兹伯格有关通俗文化的理论。

（五）思想文化史

查彼德（Peter Zarrow）的《近期西方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一文，是继叶汉明之后，在《新史学》文章中直接使用“新文化史”一词的论文。对于思想史的文化转向有了第一手的介绍。他写作的时间是1974年，当时的西方的思想史经历过许多危机。一方面是来自于思想史内部的挑战。因为过往只研究大的思想家究竟在想什么及思想从何而来的问题，已经为质疑作者的意图、身份的概念所取代。另一方面，社会史当道，思想史式微。然而，查彼德在这篇文章中则揭示了思想史的复苏，其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受新文化史的影响。他认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史”所强调文化传播的媒介、对象与心理状态，这与思想有所重叠。一种可行之道是在旧的作品中，置入新的脉络，不仅关注精英，也注重底层。因此，对大思想家与经典著作的研究仍然可以找到新的切入点。有两个西方的例子可以参考，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作品可视为是经典研读的新方向。研究猫的大屠杀的丹屯的《启蒙运动的事业》则是一部以当时出版业为中心的文化史作品。

尽管上述西方学界的思想史危机并未对当时的中国史研究有太大的冲击。但依查彼德所见，由于中国思想史属于双重边缘化的学科，既是带有异国情调的区域研究，又是孤立于其他领域之中的次学科，因而也逐渐被史学的新趋势所同化。这篇文章还有个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已经提到了清代思潮与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这部分的研究有孔飞力的《叫魂者》、韩书瑞（Susan Naquin）的八卦教研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义和团研究、约翰逊（David Johnson）等人所编的《帝制晚期中国的通俗文化》，这些著作虽然不是思想史的著作，但都深入探讨了非精英分子的思想。此外，他还提到了罗威廉的陈宏谋研究。由于当时西方学者对于清代正统思想体系有浓厚的兴趣，查彼德还举了日后新清史的重要推手之一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研究。她曾讨论过满族意识中特权统治的起源，认为与其说“满清”统治者企图汉化或被中国同化，不如说他们像儒家圣王一样，承担起治理中国人的困难工作，同时也维持他们族群的独特性。在结论部分，查彼德再度重申有几个方向的研究影响了思想史的发展，如文化史的兴起、对于读者心态的新注意、思想史方法论的变化、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等。

（六）医疗与身体史

医疗史或许是台湾近二十年史学发展中最为快速的一个研究课题。《新史学》早在1991年时就已经刊登了杜正胜有关中国古代的形体、精气与魂魄讨论的文章。但一直要到1995年，杜正胜写了一篇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的文章，介绍了“疾病、医疗与文化”小组的研究成果，才有较明确的医疗史研究方向。这篇文章其实是延续了《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的精神。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十二项新社会史的研究项目，其中，“生命维护”基本上是要仰赖医疗史的研究才能充实它的内容。杜正胜此时所谓的医疗史已经和正统的医疗科技史有所不同。它所侧重的方法“与其说是 ‘生生之具’的 ‘具’，不如说是这些方法体现的历史、社会现象和文化意义”。自1992年起，在杜正胜的带领下，台湾的医疗史研究刚刚起步，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核心，组织年轻学者与学生，组成了“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开始研究医疗与历史的问题。杜正胜认为，把医疗史当作社会史来研究，能使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好地显现。

在两年内的二十多次的研讨报告中，杜正胜归纳了几个研究的重点。第一，对身体的认识及赋予的文化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有杜正胜利用甲骨卜辞占问疾病所记的病名与先秦经典中出现的人体器官，归纳出中国人对于形体认识的原则。王道还则从《医林改错》探讨解剖学在中西医传统中的地位。第二，医家的族群和学术归类，医与巫、道、儒的关系。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医家，大致可概分为三类：上古时代混于巫，战国至唐合于道，宋代以下援于儒。例如，金仕起探讨古代医者的出身，认为养马者或庖厨、酒人习见动物内脏，这些人可能是医者获得技艺的重要泉源；杜正胜研究古代人体气的观念，认为其的确立主要是战国道家的贡献；此外，根据陈元朋的研究，“儒医”的名称大量出现在北宋末年，刚开始时指的是儒者习医，到南宋后才受到肯定。第三，男女夫妇与幼幼老老的家族史。这方面研究有李贞德讨论唐朝以前妇人分娩的习俗与医疗，包含了产前调理、服食易产的方药、产室布置、坐草分娩的姿势、产后行为及难产急救；李建民则研究马王堆医书中《禹藏埋胞图》，指出这类的术数观念一直存在于传统社会中，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正统的医书；熊秉真研究的是明清的儿科医学，认为《婴童百问》等书的普及化，对于近世以来的儿童保健有相当正面作用。第四，从医学看文化交流的问题。例如，印度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不在理论方面，而在实用医疗技术和本草药学的引进。这方面的研究许多都是沿袭自陈寅恪及范行准的早期研究。第五，疾病医疗所反映的大众心态。医学反映的社会心态，可从对疾病的认识、治疗方法和采用药物三方面视之。林富士研究《太平经》中的疾病观念，认为“中邪”是很重要的致病原因，其观念来源甚早。李建民则钻研古代医书，发现医家相信罹患鬼祟之病多和特定场所有关，如露卧于田野，或偶会于园林，最易致病。举凡古庙、坟冢、废屋、荒地、鬼神坛场、祠社、阴森树林、沼泽之地，这些都是容易招致祟病的场所。笔者则利用明清的笔记小说，探讨麻风病的民间疗法，其中以蛇酒治癞病的方法，颇有“以毒攻毒”的思维。

在“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中所收录的几篇文章，大多环绕着社会史的研究取向。直到1997年，杜正胜完成另外一篇综合性的讨论《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见到当时台湾医疗史的研究特色。此处所强调的“另类医疗史”，其重点是一般的历史研究，与传统的专业医学史不同。过去正统的医学史所从事者多为医者，所写的医学史也多为杰出医者的成就史与思想史。而史家所从事的医疗史不同，他们更擅长从历史的脉络中来研究医疗课题。他举出了几位当时研究有成的作品，例如，萧璠重建了汉以来一千年中国南方的地方病；梁其姿则研究天花与种牛痘，探讨疾病的控制与人口增长间的关系；林富士则考察东汉末年的疾疫，探究巫祝、新兴道团、外来佛教对应疾病的方法。对笔者而言，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在于示范了史家从事医疗史的研究特色，还在于破除了当时史学界“不懂医学可以研究医疗史吗？”的疑虑。

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台湾医疗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从1990年至2010年间，《新史学》共编辑了21个专号，其中光是医疗的专号就有三个：“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身体的历史专号”及“医疗史专号”。由此可见这个领域受重视的程度。这将近15年的研究成果，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联经出版公司的合作下，出版了“生命医疗史系列”，共出版了《性别身体与医疗》《帝国与现代医学》《从医疗看中国史》《宗教与医疗》《疾病的历史》。

《新史学》前期除了在现有传统中国史研究中找寻医疗史的研究课题外，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西方医疗史的书评与研究讨论。例如，在书评方面，《新史学》第一篇有关西方学者的医疗史的介绍是1998年笔者所写的本尼迪克特（Carlo Benedict）鼠疫研究书评。之后，又有在英国取得医疗史博士学位的李尚仁就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所作的介绍。

在医疗史研究之外，台湾历史学界又渐渐开展身体史的研究。身体史在某些方面，与医疗史探讨的课题有关，但大多数的题目，所谈的不是一个医疗意义上的身体。在1994年的“女/性史专号”中，祝平一就首先介绍当时西方史学界一本相当有新文化史特色的名著Making Sex。这本书被引介至台湾，让史学界认识到，这本书不但不关心科学真理的进步，反而将不同时代的医学论述摆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解剖，进而探讨不同时代对人“性”的医学论述与文化、政治间的联系。祝平一明确地指出，这既不是医/科学的内在史，也不是医/科学的社会史，而是一种试图将二者结合，并将文化、权力等议题带入医疗史或科学史的尝试。

笔者有关明清阴门阵研究的《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是《新史学》中第一篇不在医疗史的基础上谈论身体的文章。这篇文章明显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例如，借用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有关女性经血与生产污秽的“污秽理论”，来说明阴门阵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文章也深受美国明清医疗史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有关身体与性别关系研究的影响。

199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了“健与美的历史”学术研讨会。这是一场强调科际整合的研讨会，会中除了历史学外，还有艺术史、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者，共发表了13篇论文。同年，《新史学》收录了部分文章，编成“身体的历史专号”，并写了一篇会议报道《从医疗史到身体文化的研究——从“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谈起》。就李贞德而言，历来学者对于疾病及其治疗技术之探讨不虞匮乏，然而对于人们如何认定身体的健康状况，并加以保养维护，则有待深入研究。这次会议的突破即在于邀请学者依据医疗、宗教、军事、美术乃至商业活动等领域的资料，从各种角度探讨与健康有关的议题。文中，李贞德特别提到拉克尔（Thomas Laqueur）与费侠莉的研究，认为从性别分析的角度，运用医疗社会学所提出的“医疗化”理论，对于历史学者探讨身体文化的议题尤其有用。其中，李贞德特别强调性别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利器，这方面她举出美国学者斯科特在“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这篇文章所提到的观点，认为阳刚或阴柔并非一成不变地伴随着生理的男体和女体，在特定的时空下，阳刚、阴柔及其所牵涉到的尊卑、强弱、优劣、善恶乃至美丑，可能因各种理由与男人、女人交叉汇集，并且代表不同的意义。这个会议的部分文章除了收入专号之外，另外有的是单篇发表，如铃木则子的《镜中美女——从江户时代的化妆书看美容意识的变迁》。

此外，由笔者翻译，首度将费侠莉的《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介绍给台湾史学界认识。这是费侠莉于1999年11月在中研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演讲的讲稿。作者综览近来身体史的研究概况，并将她自己的著作放在这个脉络中，进而提出了两种诠释的类型：再现（representation）的身体史与感知（perception）的身体史。费侠莉在文中所介绍的史家都是当时欧美文化史与身体史研究的重要人物，如福柯、柯尔本（Alain Corbin）、波特（Roy Porter）、拉克尔（Thomas Laqueur）、芭芭拉·杜（Barbara Duden）、高彦颐（Dorthy Ko）、栗山茂久。作者在探讨这些作品时，虽然拿着再现与感知的放大镜来检视，但也不时强调两者之间连续性的重要。此外，她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个别的“身体史”片断必须要根植于特定的文化领域，如性别史、劳工史、政治史、技术史、艺术史、医学史、科学史和宗教史。我们若是单独地研究狭隘的“身体”，则会违背身体史的宗旨，重蹈学术界将身体孤立看待的覆辙。最后，她提醒我们，研究身体史，不仅要注意身体与思考、实践与语言之间的哲学关联，还要关注以现存人类生命为基础的身体的社会关联。

在“身体的历史专号”中，有两篇书评值得注意：一篇是祝平一对栗山茂久的新书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的介绍。该书不是以某种文化的规范为标准，而是质疑何以另一文化没有类似的现象。栗山追问的是何以在一种文化中显而易见、视为理所当然的身体与感觉，在另一文化中却如此不同，甚或完全被忽视，从而揭露我们习以为常的身体观是文化的建构物。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看出不同文化之间所认为的“客观事实”，终究是人为的建构。有关这种论断的说法，是当时新文化史中相当常见的理论，关于这点，伯克在他的《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有专章《从表象到建构》进行讨论。另外一篇是李尚仁评后殖民主义医疗史家阿德诺（David Arnold）的名著Colonizing the Body（《殖民中的身体》）。这本在探讨印度殖民医学史的著作，主张“身体”是殖民史研究的重要分析对象，因为身体是殖民主义用来建构其权威、合法性与控制的场所。这种概念明显受到福柯在系列著作中对知识、权力与身体的分析影响。然而，阿德诺则认为他与福柯的研究还是有差异的：一是殖民医学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二是，他比福柯更强调“抵抗”在殖民医学史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