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部县旧志是研究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必备志书，《同治增订南部县志》尤为重要。全书既为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史料基础与历史背景，又可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之不足。特别是《南部县志》有关南部县职官、舆地、食货、选举、人物的记载，对研究南部县衙档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地方档案研究者看来，其意义不言而喻。

以南部县衙档案的资料来丰富、订正《南部县志》的不足，更有大量工作可做，也为今后重修南部县地方志提供了丰富史料。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有关《南部县志》的档案为例，其中就涉及了《南部县志》的编纂、征集等情况，包括为修一统志、修国史、修通志，为加强地方治理、筹办军事交通，以及出于中央、地方各有关机构职责所系等原因而饬令征集、编纂地方志者。出于修一统志者，如第Q1-21-821号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民政部为续修一统新志先设立图志馆，南部县举人汪麟洲等于是禀请新修县志。出于修国史者，如第Q1-12-870号卷宗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南部知县袁用宾申解补刊整刷县志2部致总督鹿传麟，以便国史馆修纂地理志。出于修通志者，如第Q1-8-429号卷宗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办理四川采访忠节总局奉总督丁宝桢之令札饬南部县将嘉庆以来史实按体例分类修辑，申局以备编纂通志。出于地方治理者，如第Q1-16-93号卷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饬令申送舆图志书，详察有关田赋、水利、仓储、学校、教堂、狱讼、乡绅耆旧、孝子悌弟、节妇贞女、团练保甲等的清单详册，以便知险易、察利病，而为问俗采风之助。出于筹办军事交通者，如第Q1-21-57、Q1-21-95、Q1-21-860号卷宗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总督赵尔巽饬令汇送县志及旧有舆图，派军官调查、填报有关输运等事调查表3张以便创办军事交通，以凭规划军政要图等事。出于中央机构职责所系者，如第Q1-18-465号卷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为疆理司职掌而征集方志。出于地方机构职责所系者，如第Q1-20-911号卷宗记载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咨议局为查考应兴应革事而征集方志，第Q1-21-860号卷宗记载四川内务司因四川国学院有“审定乡土志、续修通志”专责而征集方志，第Q1-21-705号卷宗记载四川通省巡警道就警务公所设立图书室而搜集方志。综合来看，无论是编纂还是征集，都强化了地方对方志的重视。为统一编纂、调查规范，上级衙门甚至札发逐条调查事项，或调查图式，或调查表，或开列调查章程等，或派军官分往各地方会同调查，可见用心至细，调查至密。

此外，档案还可深化对《南部县志》的流传、保存，以及修纂目的等方面的研究。如南部县知县联武禀文称：“卑县幅员虽属辽阔，但地处偏野，民亦极贫，自嘉庆年间以后，并未续修新志，所有从前旧志，已历多年，板片遗失，朽烂不全，是以前任（知）县（黄崑）叠奉饬取，均因款项难筹，无从修整刷印。”此说显然虚实参半，嘉庆以后无修志之举是虚，而板片或佚或烂是实。第Q1-12-870号卷宗则说明袁用宾主持重刻《南部县舆图说》乃与国史馆修纂地理志有关，其刊刻之成则是因仍前任知县联武承命申呈旧志并力加刊刷的结果。第Q1-21-821号卷宗中的汪麟洲禀文则对《南部县志》的修纂及流传情况有较为清晰的说明。

无论是为挖掘南部县旧志的价值，还是出于新修南部县志的需要，都有必要对南部县旧志加以整理。然而，学术界迄今没有一部校点之作，甚至对南部县旧志的总体面貌也不甚了解，对阅读、研究、利用南部县旧志，尤其是对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研究、利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道光南部县志》虽清晰易读，但受时限的影响，记载仅及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同治增订南部县志》虽记载内容更为全面，但各本文字多有异同，不少地方字迹模糊，更增添了阅读的困难；至于其他3种方志，内容相对简略，形式也有变化。综合来看，《同治增订南部县志》的参考价值最大，值得优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