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前期《春秋》学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点

从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学术产生以来，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新的学术资源的吸收，体现出“学随世变”的特点。宋人杜道坚在《玄经原旨发挥》中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不仅道家经典如此，儒家经学也具有这个特点。如清代阮元说：“《周易》为群经之首，古今治此学者独多。有列国人之《易》，有汉人之《易》，有晋唐人之《易》。”对于历代学术，特别是儒学的这个特点，今人姜广辉先生在《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中，将其划分为原典儒家、汉魏经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四个阶段，依据诠释传统，将两汉经学称为“神学化的经学”，魏晋时期为“玄学化的经学”，宋明时期为“理学化的经学”，清代前中期为“朴学化的经学”，道光、咸丰以后为“西学化的经学”。对于《春秋》学来说，也具有时代性、阶段性特点。明初宋濂在《春秋属辞序》中总结道：

（宋）濂颇观简策所载说《春秋》者，多至数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变焉：其始变也，三家竞为专门，各守师说，故有《墨守》、《膏肓》、《废疾》之论。至其后也，或觉其胶固已深，而不能行远，乃仿《周官》调人之义而和解之，是再变也。又其后也，有恶其是非淆乱而不本诸经，择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变也。又其后也，解者众多，实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荟粹成编，而《集传》、《集义》之书愈盛焉，是四变也。又其后也，患恒说不足耸人视听，争以立异相雄，破碎书法，牵合条类，哗然自以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实之，是五变也。五变之纷扰不定者，盖无他焉，由不知经文、史法之殊，此其说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欤！

宋濂对近两千年来《春秋》学的发展演变的特点揭示得相当准确，对于我们分析清代前期《春秋》学的特点颇具指导意义。

由于自唐代中期啖助、赵匡、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集传微旨》出，标志新《春秋》学派的产生，从此《春秋》三传分途发展的专家之学消亡。及至清初，坚守《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专门之学的第一阶段也并不存在。俞汝言的《春秋平义》《春秋四传纠正》，张尚瑗的《春秋三传折诸》等著作调停、折中各家之说，处于《春秋》学发展演变的第二阶段。王夫之的《续春秋左传博议》、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张自超的《春秋宗朱辨义》等驳议前代学者的解说，是其是，而非其非，处于《春秋》学发展演变的第三阶段。《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朱鹤龄的《左氏春秋集说》等汇集前代解说，便于学者，为《春秋》学发展演变的第四阶段。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陈厚耀的《春秋长历》《春秋世族谱》、马骕的《左传事纬前集》《左传事纬》、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等著作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谱学等角度开创《春秋》学新的研究领域，可以称为《春秋》学发展演变的第五阶段。这五个阶段，并非简单地重蹈前人的覆辙，而是在重建《春秋》学统的同时别开新途，有了新的发展。

当然，清代前期的《春秋》学发展演变的特点，并不完全是从时间角度来说的，这种阶段性特点，正说明清代前期《春秋》学的发展也具有多途发展的特点。《春秋》经学学统的重建，不仅取决于统治者“崇儒”政策的推助，而且还与学者们投身《春秋》经学的实践分不开。“然经犹的也，一人射之不若众人射之，其为取中多也。”学者们或于前人之不足有所纠正质疑，或于前贤烂熟之处别开新途。于是，清前期《春秋》学在各方面加以展开。有继承宋学传统的官方《春秋》学，有批评性《春秋》学，有义理化《春秋》学，有史学化《春秋》学，或者致力于《春秋》经传文献学考证校勘辑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