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轻工业的早期发展

20世纪初，辽宁近代轻工业开始兴起，但因清朝政治腐败和外敌入侵，民族工业只能在抗衡中求得生存和发展。1861年营口开埠，外国商品陆续进入辽宁，此时的辽宁，一方面处于步入近代工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殖民压迫。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辽宁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1905年后，日本取代俄国在辽宁强扩“满铁附属地”，并在商埠地大肆倾销日货，掠夺农副产品，进行经济侵略。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刚刚兴起的辽宁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日俄战争以前，沈阳地区有烧锅33家，在战争中被毁掉16家，外国纸张和陶瓷制品的大量输入，使沈阳民族资本开办的纸坊和窑业纷纷倒闭。

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辽宁各界人士决心振兴实业，保卫国家。积极筹划火柴、肥皂、皮革、纸张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1909年，官商合办的奉天惠工有限公司开业，主要生产香皂、牙粉、鞋靴和印刷品。次年，沈阳第一家新式制革厂——奉天硝皮厂建成投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俄、日资本对东北地区交通运输、矿产资源的垄断性开发，辽宁地区原有的冶铁业，在没有大的发展的情况下，就基本被日、俄列强消灭在萌芽之中，中国资本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就是附和俄、日两国殖民贸易的需求，投资以榨油、面粉加工、柞蚕缫丝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业。这一时期“北面南豆”的民族工业发展格局就反映了东北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

一 榨油业

榨油业在辽宁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辽宁榨油业兴起于营口，鼎盛于大连，经过短短半个世纪的发展就成为近代辽宁的支柱产业。其间，榨油产业遍布全省各地，营口、大连、奉天、丹东都是榨油重镇。

1．营口油坊业

营口是辽宁近代榨油工业的发源地，1822年，本地商人王耀三在这里开办第一家油坊——“营口—西义顺”油坊。1840年，山东、华南等地商人在没沟营开设永远兴、通顺泰两油坊。那时生产的豆油主要供应民需，并不是为出口。1861年开港后，营口成为东北土特产转口贸易中心，于是，营口的榨油业应运而生。1864年，营口港输出豆饼6277万担，大豆6617万担，豆油1127万担，说明营口油坊业已经有相当发展。1865年，义泰德（山西资本）、同兴宏（山东资本）两家油坊同时开业，利用畜力拖石臼和立柱楔式机榨油。

1876年，由于豆油输出价格大幅度提高，进一步刺激民族资本投资油坊业，当年又陆续开设了永同庆、元茂盛、太古盛、长隆和、庆隆和5家油坊，1887年又开设了长隆泰、东永茂等油坊。1889年，兴顺魁、德发合油坊开业。1892年又有同聚源、裕发祥等油坊开业。但是，这些油坊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榨油方式采用以畜力为动力的“楔式榨油法”进行生产。到1894年冬，营口已有东永茂、四义顺、元茂号等20家油坊。年产豆饼5万片，需要原料大豆80万斤。两年后增加至30余家。这表明营口油坊业已经初具规模。

1896年，英属太古元新式油坊以资本5万两白银（其中机械3万两白银）在营口开业，在中国首次使用蒸汽动力转动蒸汽碾子压碎大豆和手推螺旋式压油机榨油，新式榨油机使得成本降低20%，出油量提高7%,大获利润。工厂开业不久，改由中国人经营，虽“太古洋行重新开办，获利甚丰，今归华人集股自主”，但却“在外国人保护之下”。

1899～1901年，华商又先后创办怡兴源、怡东生、东茂号3家机器榨油厂。这时营口已有4家机器榨油厂，都由中国人经营管理，机器由中国人操作。新式榨油法比旧式榨油效率高很多，4家机器榨油厂日产豆饼多达15600片。

1907年，日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与营口华商经营的东永茂油坊等合办三泰油坊，资本金为50万元，本店设在营口，支店设在大连。1908年6月开工生产。原使用手绞旧式机器，1911年改用21台水压式压榨机，日产豆饼6000片。由于这些厂的影响，各旧式油坊亦逐渐改用蒸汽或煤油发动机榨油。

当时，另有一些粮栈和银炉同时兼营榨油业。如果连同这些兼营业主一同计算，到1909年，营口共有22家油坊；1911年共有35家，其中新式油坊23家，另有日商经营的9家油坊。各家油坊的资本银分别为1万余两、4万～5万两，采用蒸汽机或石油发动机带动的榨油机有数十台至百余台，年产豆饼70万片左右，远销中国南方各省及海外。

1894年中日战争后，东北的榨油工业发生很大变化。由于日本的土壤缺少氮的成分，需用豆饼作肥料，而且以豆饼做肥料价廉物美。对日出口需求使得辽宁原以生产豆油为主的油坊，转而以产豆饼为主。营口豆油除全部用于出口外，豆饼的产量和出口所占比重也逐年增加（见表2-4）。

1900年4月怡兴源油坊改用螺旋机榨油，为中国民族资本使用机器榨油的开始。油坊资本额增殖很快。如义泰德油坊，甲午战争前资本金4万两，1911年资本金达到20万两。到1910年，营口15家主要油坊资本总额达120万两，平均每家超过8万两；机器1164台；平均每家68.5台，豆饼日产能力计58200片，平均每家3423片。这说明营口油坊资本雄厚，而且形成系列。1908年以前，营口豆饼，豆油产量在奉天省各商埠中居第一位，是榨油工业中心，但营口油坊资本除了本埠义泰德外，其他资本均来自外地，关内占主体，东北仅凤凰城一家。这种情况潜藏着极大危机，一旦发展环境改变，外资流走，对营口油坊业的打击也将是巨大的。日俄战争后，大连油坊业开始兴起，此时营口油坊业仍在继续发展。但自1908年起，因“南满铁路”特减运费，吸取货物到大连，营口大受影响，加上辽河是冻港，满潮与退潮水差大等原因，使营口油坊多转移至大连。如1911年营口有新式油坊23家，1913年减少为12家。

2．奉天油坊业

1823年，开设立增泰油坊；1856年，开设永泉益油坊；1868年，开设利成源油坊；1875年，开设兴隆园油坊；1880年7月，开设公记油坊；1896年2月，开设永泉盆油坊等；1901年，开设公兴彩油坊。1910年5月，奉天共有油坊46家。1909年，共生产豆饼约200万片、豆油约4500吨（900万斤）。资本金额一般为数千元（大洋），有的为1万～2万元。基本沿用旧法生产。

新民府的油坊业历史悠久。1832年开设德兴店（兼营）、广胜泉、德胜成3家油坊。同治年间开设信和店、富通元、福成公3家油坊。1910年4月，共有28家油坊，年产豆饼90万片，豆油2000吨（400万斤）。

3．丹东油坊业

榨油工业不仅营口、大连、奉天发达，安东等地也很发达。1877年，安东民族资本开设吉昌永油坊。1879年开设双合栈油坊，次年开设兴盛栈油坊。到1907年，共有8家油坊，年产豆饼30万片。1898年12月，又开设日兴油坊，一名中国人出资5000元，4名日商出资4.5万元，有30马力蒸汽机1台，杠杆式螺旋压榨器32台。1910年共有益增长、益增远等10家油坊，其中，有3家使用石油发动机，资本金1家为3万元、2家各为1万元；其他7家仍使用木机，资本金为7000元、1万元、1.5万元不等。

各地油坊的资本金相差悬殊。辽阳的大油坊资本金额达4万～5万元，有的8万～9万元。瓦房店的油坊一般为2000元左右。海城的油坊为3000～4000元。皮子窝的为1万～2万元。1911年，辽宁省境内生产豆油17993吨。

4．大连油坊业

大连榨油业的兴起晚于营口数十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略者为满足其国内低价肥料（豆饼）的需要，在大连等地增开油坊。随着日本国内需要豆饼的数量激增，在大连开设的油坊更多。大连油坊业逐步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营口，跃居东北首位。

1906年，日本殖民当局宣布大连为自由港，为大连油坊业的兴起带来了“机遇”。当年12月，金州人邵尚忠在大连西岗开办了双和栈油坊，这是大连民族油坊业的开端。1907年11月，又有天兴福、公成玉、泰东3家华人开设的油坊。大连油坊业的出现，对于盘踞在大连的日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直接在当地购买豆饼运往日本国内，显得更加便利。其后日本殖民当局为满足国内对豆饼饲料的需求，实施了一系列招引中国民族资本开办油坊业的政策措施，即对油坊企业的豆油和豆饼等产品采取包销和预付货款，然后油坊主可在6个月内陆续交货的办法刺激油坊业的发展。1909年前，又采取预付现款和定购期货等更加优惠的条件，这些都对大连油坊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加之大连背靠东北腹地，交通便利，原料充足。于是，关内外的民族资本纷纷在大连开办油坊。

1908年，“满铁”施行特别运费制度后，大连油坊数激增，当年为18家。1909年，开设政记、同聚祥等35家油坊，一年时间增加1倍。其中民族资本投资开办的较大油坊8家（见表2-5）大连的豆油、豆饼产量占东北总产量的半数。1910年，大连共有39家油坊，其中，有35家是中国人经营的，2家为中日合办的，2家为日商经营的。1911年建泰昌利、福顺成、聚成祥等油坊，达47家之多。这些民营油坊企业开业资本金介于3.6万～8万银元之间，甚至还有10万资本的大油坊。工人数70～100人不等，豆油和豆饼产量在30万～50万片和150万～260万斤之间，这表明，大连民营油坊企业已经颇具规模，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08年到1911年4年间，新创设的油坊企业达50多家，但由于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倒闭的有16家，实际每年平均新设8家。

至1915年，大连的油坊业已发展到56家。其中，日商经营的有日清制油株式会社、小寺油坊、斋藤油坊、泰昌利油坊、吉田油坊和中日合资经营的三泰油坊，共6家。其余全由中国人经营。其后短短数年中，大连油坊业迅速取代东北油坊业发源地营口、丹东，成为东北油坊业的集中地，享有“油坊之都”的称号。1910年，油坊业者组成大连油坊联合会，以促进本行业的发展。

1908年后，大连生产的豆油进入欧洲市场，日本国内对大连豆饼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因而大连油坊业生产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各厂家积极推广新技术，增添新设备，新设的油坊基本采用英商太古洋行制造的用蒸汽机操纵的螺旋机，1911年后，采用日商制造的水压式榨油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榨油机器，随后大连顺兴铁工厂仿制水压式榨油机成功，并开始在民族油坊业陆续普及，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量成倍增长，油坊业的技术和产品质量都接近当时世界工业水平。

大连油坊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有以下三个原因。

（1）运输上的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强化以大连港为核心、“南满铁路”为骨干，以重点掠夺辽宁资源为目的的交通运输体系。为此于1907年专门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由此得到畸形的迅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东北资源的集中输出枢纽，这就为以出口为主导的大连油坊业的发展提供了运输上的便利。

（2）东北丰富的大豆资源。

当时的中国东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豆产地，大豆品质极佳，享誉世界，平均年产520万吨优质大豆，加之廉价的铁路运费，这就为大连油坊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

（3）中国内地廉价的劳动力。

清末民初，中国内地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大批关内特别是山东、河北地区的民众进入东北，以廉价劳动力谋求生存，这为大连油坊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日本殖民当局之所以对大连油坊业刻意采取扶持政策，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对东北的经济资源尚不能完全操纵，有必要利用中国民营资本把分散在东北各地的大豆运往日本控制的旅大地区，再以大连作为大豆的加工基地和输出港口，因此给予大连油坊业各种优惠和鼓励措施，加速油坊业的发展，这是日本对华经济掠夺所采取的“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策略的具体体现。

另外，日本财阀采取“先款后货”方式购买豆饼，确实对大连油坊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其自身通过垄断大豆经营也获得了暴利。1910年后，日本财阀看到油坊业发展迅速，豆饼产量已经基本满足日本国内需求后，便废除了“先款后货”的收购方法，一律改为现货现款进行交易。但此时大连油坊业主的资本已经非常充足，这一措施只对少数业主短期内造成一些影响，大连油坊业的发展并未受影响。

二 酿酒和面粉加工业

酿酒业也是清末较为发达的一个行业。1894年，营口开业的酒厂有郅隆泉；1900年开业的有海兴泉；1909年新民府设有6家烧锅，拥有工人260人，资本金为62940两。奉天省在道光至同治年间开设的烧锅有：奉天府的永成源、万隆泉、永光海；锦县的兴济隆；新民县的广胜泉；海城县的发长凤、海隆长等。到19世纪60年代，沈阳地区已经有烧锅百余家，酿酒业进入繁盛时期。1905年，白酒产量为4005吨。

沈阳白酒酿造有着悠久历史，1662年，山西富贾孟子敬开设义隆泉烧锅，因位于清朝故都盛京龙城之东口，故名老龙口，厂内有一眼深井，水质清澈甘甜，水源久不干涸，素有“龙潭水”之称。老龙口酒制酒主料为东北特产红高粱，小麦作曲，先将红酒蒸熟，入窖数日后取出，用曲拌匀，入甑蒸馏，即成佳酿，酿造周期10日左右。早在清朝，老龙口酒就曾作为宫廷御酒，供奉皇室，并远销南洋。20世纪初，酒厂设有4个支店，产品远销辽南各地。

1902年，奉天省所属各县城共有烧锅117家，次年增为119家（见表2-6）。1910年前后，降为72家（见表2-7）。

奉天府原有烧锅16家，1910年减少为12家，（见表2-9）。资本金在20万～30万吊不等。当地消费70万～80万斤，其余销售到营口、大连、盖平等地。1907年奉天烧酒产量达到1045.1万斤，此后产量逐年降低（见表2-8）。

辽阳的水质适合制酒。烧锅业发达，辽阳城内较大烧锅有五成海、隆盛泉、利升源、源记等9家，辽阳城外还有14家，年产烧酒200万斤以上，大部分销售到营口、大连及金、复、海、盖等地。

铁岭县酿酒工业发展较早，1911年，铁岭城内就有义隆烧锅、天成烧锅两家较大的酿酒作坊，以铁岭境内盛产的红高粱为原料，一日两锅，年出酒4320公斤，当地销售。

辽西地区生产白酒最早，最大的烧锅是1801年由高士林创立的“同盛金烧锅”（即今锦州凌川酿酒总厂的前身），这个烧锅是一家皇封作坊，最初有固定人员10人，后发展成为百余号人的大酿酒厂。设备有4个甑筒、1个碾房、1个曲房、两挂4套大马车。年产白酒72吨。生产的白酒远近闻名。经销到山东、营口等沿海城镇和海上人家。好酒入窖做贡品，皇亲国戚赞不绝口。1996年6月，在这个烧锅的原址，发掘出产于1845年储藏的皇封4吨多贡酒，成为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稀世珍品。

辽宁地区的烧锅基本使用畜力和手工操作，清末，有少数烧锅开始使用近代机器动力，如开原烧锅从宣统初年改用铁机火磨制造，而其他地方仍很少见到。此外，在奉天省复县、盖平、海城、凤凰城等地还有一些黄酒酿造所。

一般来看，必须有雄厚的资本才能从事烧锅业。因此，各地烧锅业主都是当地的首富，他们同时兼营制粉、油坊、粮店、杂货、当铺和钱铺等行业。由于酿酒业消耗粮食量大且获利较多，因此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开业者必须获得许可并缴银4百两。因每年赋税较重，有的开办不久即告歇业。遇到灾年粮食歉收，官府常下令减烧或停烧。此外，生产条件落后，兵灾匪祸的打击都制约着酿酒业的发展。

1900年，奉天有手工磨坊350家、铁岭有160家。1910年前后，奉天省有710多家，其中，奉天府有旧式磨坊140家，铁岭、开原、辽阳、熊岳城各有50多家，西丰、营口各有40多家，复县、海城、腾鳌堡各有20～30家，永陵有十几家。机械制粉厂（小麦粉）, 1905年在“南满”有1家， 1910年有2家。

三 棉纺织业

从1880年起，以盖县为中心的辽东半岛一带出现了若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纺织手工业作坊。其后随着进口棉纱和洋布大量涌入，产棉地区的农民用土产棉花织自家用布，用洋纱织家织洋线布，在附近市场销售。1886年，奉天府开办至诚永织业，次年开办永兴和针织工场，以后又开办了同兴、天增利、天增东、重增源、邓记、重盛、永顺等织布工厂，资本从数百元至一两万元，生产大布、花布，其中有几家使用铁织布机。1899年和1901年开办福顺隆和新发和染色厂。1904年，开办德玉永织带工厂，资本800元。1910年，设立兴织绒工厂，生产绒毯，资本200元。

1910年，营口开办同泰兴织袜厂，资本1000元。1911年开设天聚成、人和兴、东华兴等织布工厂，各有工人十几名至四五十名。

和关内地区相比，1905年奉天省织布业尚不够发达，1906年西丰开设织布公司，广宁开设工艺商厂。1908年锦县成立私立第一工厂从事织布，资本为7万元，有100多名工人。1911年，该厂报称发明一种丝光布，销售量因此大增，创办人孙炳章续添资本5.7万元，扩充生产能力。1909年，新民府有人工织布机房15家，共有工人100余人，资本4000两白银，生产花旗布、柳条布、艺麻布、斜纹布、爱国布等。1909年宁远州城内外有机房20余家，使用进口棉纱织布，每家工人不超过3人，在当地销售。同年九月，辽阳县城开办大业昌工厂，资本金2万元，有16马力蒸汽机1部，织布机20余台，职工50名，每年产花旗布和大布各六七千匹，均在本城销售，每年盈利2000余元。1909年春季，广宁县开设商办广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募集股本15300余元，招收徒工56人，由工师教授织布，弹棉花，以后又添设织布厂多家。1910年，安东开办运记、华安丝厂。彰武、盘山等其他产棉县都有使用木织布、机织布的机户。

四 缫丝业

辽宁省柞蚕丝的发展历史悠久。

从清朝嘉庆以后，辽宁省东部地区的缫丝业逐渐发展起来。1870年，山东脚踏式缫丝车传入安东，出现缫丝小作坊。

柞蚕丝的出口量从1880年前的每年100～200担增加到1886年前后的5000～6000担，仅次于大豆和豆饼，跃居出口商品第三位。出口的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牛庄（营口）、盖平、岫岩、安东、凤凰城、宽甸、怀（桓）仁等地的柞蚕丝生产。凤城有绾丝坊40家以上，较大的乡村一般都有一至两家。宽甸县有60家，怀仁县较少，沿鸭绿江一带很多。每家缫丝厂平均雇有20余名工人，有的雇有三四十名。

1904年，一种仿照烟台Cannal式制丝机制造而成的新式脚踏制丝机能够制造大粹丝，并在各地推广这种缫丝法。安东、盖平、海城、岫岩、凤凰城、开原、西丰等地先后建起了柞蚕工厂（见表2-10）。先进技术的传入使旧式的缫丝方法得到改进，逐渐将原来每担只值银100两的粗丝，改变为每担价值200～300两银的贵重丝。

安东的缫丝工业。1906年1月，东边道道尹公署由凤城迁至安东。1907年，根据中美条约，安东辟为商埠。安东缫丝工业就此起步。1907年3月，钱铄接任东边道尹。为了促进安东缫丝工业的发展，他出资在元宝山麓开设“七襄丝厂”，使用电力铁机缫。七襄缫丝厂资本1万元，从业工人200人左右，使用脚踏缫丝机170部，每人1台，每天可以制丝360框，从此以后，安东缫丝走上半机械化、工厂化的发展道路，安东的丝坊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在这些缫丝厂和作坊中主要有和聚正等所谓十大家（见表2-11、12），后来又陆续开设了义昌东、东和盛等三十几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和聚正，发展到拥有丝材、南厂、北厂等多家企业，最多时有两千多人。

安东的柞丝销售，分内销、外销两条渠道。所谓内销，就是通过丝栈（批发商、代理店）将柞丝成品就地销售。一小部分卖给收购商店，从事收购贩运的商家大多是日本人开办的，其中以陈天号店主藤松五郎为行业代表，他们互相串通收购价格，利用各缫丝厂资金力量薄弱，无力存货而压价收购。外销是经丝栈将成品运往国外销售，几乎全部销往日本。日俄战争后，安奉铁路修成，经朝鲜至日本的联运开通，附近宽甸、岫岩、海城各县连同安东生产的柞丝，都从安东装火车，运往朝鲜半岛南端釜山，将整列车厢装入“关釜联络船”，到日本下关卸船，再由火车运往本州、大阪附近的福井、歧埠等地，约占全部出口额的70%。

五 其他工业

1．造纸业

1875年，沈阳设立钟记纸局厂，资本金为300大洋。1882年，建老德庆，资本金为4000大洋；次年又设立同合元，资本金为2000大洋。1891年，建福合长，资本金为2000大洋。1903年，建福合义，资本金为200大洋；次年建源兴和，资本金为500大洋。据1912年统计，共有纸局18家。各家年产纸张数百匹至六七千匹。据统计，1911年营口有4家造纸厂，共有工人100余名；辽阳有6家纸坊，每家日产纸32匹左右；盖平有8家纸坊，每家有4～5名或10余名工人，日产纸十五六匹，年产纸3万余匹，销往营口及邻近地区。

2．皮革业

皮革业是辽宁地区又一个传统产业。东北皮毛业兴起于汉代，发展于清代，在奉天省城、营口、安东、锦州、辽源、复县都设有皮铺和制革厂，采用旧式鞣皮法或新式药水浸洗法生产皮革。截至1911年，沈阳有福乐、德发、吉顺、老振武、兴业等皮靴厂，用机器制造靴鞋。

沈阳是中国北方皮革和毛皮最主要的集散地和销售市场，1917年出版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一书记载：“制革工厂以直隶、山东、山西为较多，而奉天为最。”《奉天通志》也称：“关内皮货甲于全国，而毛皮业以本省为最，本省中以沈阳市为最，锦县次之。”

1910年沈阳皮革作坊有236家，多集中于小北门、大北街一带。这些手工作坊虽然设备简陋，生产工艺落后，但表明沈阳的制革、皮鞋、皮件和毛皮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同年拥有资本5万两白银、官商合办的奉天硝皮厂建成开业，这是沈阳最早的新式制革厂。

3．机器制造业

五金制品生产在辽宁是传统行业，沈阳传统名牌东升牌菜刀以精湛的技艺饮誉关内外，已有百年历史。孟记剪刀也是辽沈地区著名的传统名牌。晚清时期，在辽宁各地还有一些铁匠炉、洋铁工厂、铜器工厂、锡铺、银匠店等，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和日用器皿，资本额在数十、数百元至三五千元之间。辽宁最早的机器制造业多是从这些铁匠炉发展起来的，有些铁工厂扩充为机器厂，可以修造小机器。1911年，营口有万聚鑫、义顺、广昌、荣迹生、顺兴5家机器厂，备有从英国、日本购置的机器，各有工人20～30名，可以制造零星机器、铁具和榨油机。1911年，沈阳开始出现近代铁工厂，其中较早的有万顺铁工厂和宅兴机器铁厂。1908年，万聚鑫号集股1万元，制造出新式轧豆机器，转动非常灵活，并申请了专利。此外，奉天也有几家铁工厂备有机器，可以生产洋炉、机井机器、酒锅、钱柜、切面机等。

光绪、宣统年间，沈阳共有资本金1000元以上的铁器制造业26家，资本金共计为129650元。在这26家中，同治、光绪年间开业的有20家，资本金为72400元；宣统年间开业的有6家，资本金为47250元（见表2-13）。这些资本金是当时申报的数字，到后来实际数字比这些数多得多。

1875年，铁岭县就已经产生了铸造工业，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对小农工具铁制品的需要日益增多，在一些集镇出现了铁工烘炉。1840年成立了义成厚铧炉工厂，主要生产锹、镐、铧、镰、炉盖、锅、火盆等小农工具及生活日用铁制品，如锛、凿、斧、钳、剪、刀等，还能生产瓦车轴、车瓦、挂马掌等。这些手工业作坊一般以“家眷村”形式出现，大部分是全家参加劳动。有的较大烘炉雇用少量帮工，生产工艺以手工为主，产品较为粗糙，产量有限。由于生产厂点越来越多，市场也出现了竞争局面，产品逐渐有所改善。

此外，早在1880年，清政府为了修理旅顺水师从国外购置的25艘中小型军舰，先后在旅顺、大连建了修船工厂，当时有工人600多人，只有对船舶进行小修的能力。

4．民用电气业

辽宁省境内的电力工业，是为满足晚清政府兴办北洋水师时船坞修船照明的需要。在旅顺修建旅顺大石船坞（今海军4810工厂前身）的同时，建成旅顺船坞电灯厂，供49盏照明电灯用电（当时是否将电用于机械动力待考证），这是辽宁地区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座火力发电厂。它是中国人利用洋人的技术设备兴办起来的民族工业，可谓创举。

辽宁民族资本建立最早的电厂是1909年奉天当局建立的直属奉天电灯厂，1910年独立经营。奉天银元局从铜元余利中垫拨沈平银96200两，向官银号借银3万两，开办成本共12万两，不足之数由银元成本向下拨充。从美国购进机器设备，1910年9月开始发电运营，先设60瓦电灯300盏，以后逐渐增多。最初装机2台，其中容量160千瓦1台，300千瓦1台。1911年增装350千瓦、500千瓦发电机组各1台，共4台机组1310千瓦。

铁岭县用电的历史较早，1875年11月，由中日双方合资11万日元（中方2.5万日元，日方8.5万日元）合办铁岭电灯局，称“清和公司铁道电灯局”，安装两台100千瓦发电机组，电厂占地12000平方米，当时居住在铁岭城内的少数官商家点上了电灯。

截至1911年，辽宁省辖内已办起发电厂13座，共有32台机组，装机总容量为10105千瓦（见表2-14）。其中5千瓦1台，45千瓦2台， 100千瓦5台，120千瓦1台，150千瓦5台，160千瓦1台，200千瓦4台，250千瓦2台，300千瓦2台，350千瓦1台，500千瓦3台，1000千瓦5台，最大单机容量为1000千瓦。

1911年，全东北（主要为辽宁省境内）发电量为1868万度，其中，中国企业经营电厂发电量为194万度，日本企业经营电厂发电量，674万度（见表2-15）。

清末民初，辽宁一般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1903年前，辽宁省民族资本开办的7人以上的加工厂有315家，到民国初年，根据国民政府农商部第一次工厂统计表显示，1912年，奉天省有1331家手工作坊和工厂， 56家各种矿山，加上“满铁附属地”的104家工厂，当时辽宁境内共有1491家工厂和矿山，从业人员17403人。

1912年第二次农商统计表统计显示，首先，1912年奉天省共有1096家手工作坊和工厂（不包括矿山和“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工厂）、17403名职工。这些手工作坊和工厂中，以缝纫行业（成衣业）为最多，有235家3643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1.44%和20.93%。其次，榨油业和制蜡业有137家2673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12.5%和15.36%；制酒业有133家3184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12.14%和18.3%；棉织漂染业（包括棉织、制线、各种织物、漂染业）有123家1790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11.22%和10.29%。这四大行业的家数、人数分别占全省家数、人数总数的57.3%和64.86%。最后，以竹藤柳编织、皮毛皮革制品等行业为多（见表2-16）。

甲午战争后，除了新建的近代工业企业外，有些原有的手工业工厂和作坊也开始使用机器生产。当时的机器榨油业是发展突出的行业。根据国民政府农商部第一次工厂统计表统计，1912年，奉天省在1331家手工作坊和工厂中，使用机械和电力等生产的工厂有55家，占全国使用动力工厂总数的4.3%，在23个省、区中，仅次于江苏省（包括当时上海市），居第二位。

1913～1919年，辽宁地区矿业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矿原产品占全国比重由1913年的4.9%发展到1919年的76.77%；矿制炼品占全国比重由1913年的0.36%发展到1919年的91.45%（见表2-17）。

然而，辽宁各州县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省会、港口和交通便利的城镇虽然有了一些近代工业，甚至有了电灯、电话、自来水，但在许多内陆偏远地区，发展仍然非常缓慢。这种状况在民国初年没有太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