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为了改变工业落后的局面，1953年我国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目的是集中力量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国家各项资源、资金均投入到工业、重工业的项目建设中，该段时期人口的自由迁移也是不受限制的，传统农业支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为工业的原始积累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也因此拉开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增多，在工业蓬勃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人口的迁移流动也越来越活跃，城镇人口激增，但这种盲目的、无节制的人口迁移导致了粮食供应紧张。针对这一问题，国家首先采取了统购统销的分配制度，该制度在缓解粮食供应紧张问题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成为日后国家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控制人口迁移，缓解城乡矛盾，1958年我国开始实施户籍制度，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将户籍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相结合，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是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的历史产物。户籍制度成为控制人口迁移流动最有力的工具，严格控制人口的迁移流动，使城乡之间出现明确的界限划分。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发展越来越快。为了培育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经济活力、发展城市经济，我国逐步放开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空间分布凝固的状态逐渐得以改变，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日趋扩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我国人口由计划迁移转向自由迁移的转折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迁移人口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不但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抑制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人口迁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为科学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依据，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虽然目前国内外对人口迁移方面的研究文献已经不胜枚举，但在现有文献中根据我国国情从省际人口迁移角度进行研究的不多，而对跨省迁移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本书基于笔者2013年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刚公布不久，这是继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第二次对人口迁移各方面数据做的详细调查。因此，利用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的新特征、未来发展趋势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变化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书对省际迁移人口的人口特征和区域特征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和归纳总结。一方面，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比较两段时期我国人口迁移率、迁移规模，迁移人口年龄和性别特征，迁移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职业构成，以及迁移原因的变化，为把握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做铺垫；另一方面，本书还对我国区域经济总体发展状况做了分析，从而能够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之间建立联系，为接下来研究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依据；此外，还分别以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为研究视角，比较不同区域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后，归纳、总结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目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存在的问题，并且根据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迁移规模总体呈迅速扩大的趋势，跨省的人口迁移规模扩张速度较快；省际迁移人口中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初等教育的比重呈增大趋势，而高等学历的迁移人口跨省迁移的倾向明显减弱，但该类人群在本省范围内的迁移较活跃；经济因素仍是影响人口迁移最为主要的因素，其中，因务工经商而发生迁移的人口在目前所有经济因素中所占比重最大，并且呈快速上升趋势。

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中心发生了变动。上海成为我国最大的人口迁移中心，而广东和新疆作为“五普”时期的人口迁移中心，其迁移地位大幅下降，其中，新疆已不再是我国的人口迁移中心。在这几大迁移中心中，环渤海经济圈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区域内部各省之间近距离的人口迁移，如北京和天津的迁移人口较多地来自周边的河南、山东；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人口的吸引作用较强，迁移人口有很多来自距离相对较远的省份，如广东的迁移人口有很多来自较远的四川、河南、重庆、陕西等省份。

从人口迁入与迁出地的地区特征来看，迁出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一般来说具有人口数量多、农业耕地面积大、工资水平低的特征，潜在迁移人口的文化素质越高，则迁移倾向越大；人口迁入中心地区的共同特征包括：对外开放程度高、企业数量多、经济规模大、工资水平高，而且就业机会也较多。

从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看，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经济发展贡献最大，除了人口迁移之外，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投资水平和地区总人口变量对人口迁入地的经济影响也较大，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人口迁入规模、发展第三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和提高城市化进程来进一步推动人口迁入地经济的发展；然而，人口迁移对迁出地的经济影响不大，而直接投资和从事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则对迁出地经济影响较大，因此，推动人口迁出地经济发展可以从加大投资力度、发展第二产业入手。

从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看，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对人口迁移影响非常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使人们产生了迁移动机，形成了推动人口迁移的“推力”，同时，其他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待遇又对潜在迁移人口产生了“拉力”，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会向那些比较利益更大、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并且还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城市迁移。此外，距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人们会考虑迁移成本因素，所以，距离越远的地区，迁移人口的迁移积极性越低。

比较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迁移人口的总体特征，能够得到区域人口迁移的一般特征。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地区的总迁入人口主要来自中部地区，但是，北部核心的北京和天津的迁移人口更多的来自东部地区，其次才是中部地区；由东部迁入中部地区的人口主要是由迁移人口的回乡流构成的；西部地区的迁入人口则主要是在本区域内部各省之间流动。

从三大区域的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看，迁入地的经济收入对人口的吸引作用大于迁出地收入水平和经济规模对人口的推排作用，说明人口迁移主要是为了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其中，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受东部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吸引；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迁出人口主要迁入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而且，这些人口群体多数来自中西部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口迁移原因看，我国因务工经商而进行省际迁移的人口数量最多，且男性因该原因而迁移的人口比重高于女性。中部和西部地区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人口性别比差距最大，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东部地区则相差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迁移原因除了务工经商之外，家庭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比重也较高，而且，该类原因中女性迁移人口比重远高于男性。

以上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具体的内容、数据和研究方法在书中一一做了详细的介绍，希望本书研究能够为我国人口迁移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新的信息。由于水平有限，书中论述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读者不吝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