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朝鲜战争前的初步封锁

1948～1949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两个关系战略全局的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以后，国民党政权垮台已成定局。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都不甘心失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海上封锁上，妄图通过军事和经济封锁扼制新中国的诞生。

（一）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

1949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每一个港口都有计划地将船舶炸沉或劫走。华北解放区的全部航海船只被劫一空，上海90万吨位船只全部被劫，可航行的只剩下14.5万吨位船只。1949年6月26日，解放区政权刚刚公布津沪通航，希冀尽快恢复交通和贸易；同日国民党军队即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封锁解放区各个港口。其兵舰在海上巡弋并袭击中国商船，在长山、舟山诸岛设据点劫掠商船物资，阻挠航行，并且出动飞机轰炸，布设水雷封锁，企图扼死已解放地区的海上运输。

据1949年7、8、9三个月不完全统计，在航道封锁后来解放区的外籍商船，因途中受阻返回者达12次，遭较大劫掠6次，受害船达30余只。8月份，仅上海一地被炸沉计达2万吨的船只，香港则有计达20万吨的船只不能驶回，封锁后从上海驶出的船只6月份为3艘1411吨，7月份减至81吨，9月份又减为57吨；由于扬子江口有敌对军舰4艘轮流骚扰，船只难以抵沪。当时大陆棉花大部分产自华中、华北，煤炭大部分产自华北、粮食大部分产自华中、东北。解放区铁路很少，且大部分被破坏，不能通车；小型船舶为了防空只能夜间行驶，影响了物资运输，以致上海许多工厂原料不足。1949年10月～1950年年初，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仍然处于战争与经济严重困难的环境之中。国民党军队在继续封锁上海海域的同时又对上海实施轰炸。他们叫嚣：“如果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情况表明，在“巴统”正式成立以前，甚至新中国还在孕育之中，封锁就已经开始了，新中国就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军事封锁中诞生的。

1949年11月“巴统”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更加紧迫、变本加厉了。当年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就警告美国船主，如将船只驶往中国港口，将丧失其航行许可证的效力。1950年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至新中国；3月美国宣布所谓《战略物资管制办法》，按照这个办法，被管制的物资共计有660余种，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和化学原料等，这些物资如要出口，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并具备出口许可证，美国还同时要求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供应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4月，美国再次要求这些国家禁运战略物资，并威胁对那些不执行禁运的国家削减贷款；5月美国又颁布了《1946年禁止输出令的修改法令》，6月又颁布了《1950年输出统治法令》，规定煤油、橡胶、椰油、铜、钻石、铅、银等11种货品，除非领得特别输出许可证，不得输往中国内地和澳门地区。

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通过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实现他们的预言和祈望：中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这种情况表明，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

（二）外贸情况

在军事和经济双重封锁的重重困境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没有消极畏缩、无所作为，而是正视困难、分析困难，千方百计战胜困难，认真对待面临的严峻考验，以贯彻实行既定的内外交流方针，发展对外经贸关系。

中财委全面分析形势以后认为，中国国家大，东西通路很多，帝国主义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住。而且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有矛盾，各国商人要赚钱，对于利润丰厚的生意，即使我们不做，他们还要做。因此，突破封锁是完全可能的。为了打开销路，中财委主任陈云指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并且准备赔些钱。

实际情况证明了上述分析和认识是正确的。在国民党兵舰的封锁下，英、美的商业资本家仍然争相与我国做生意。为了商船安全抵达，英国甚至派兵舰保护商船行驶。在1949年10月～1950年年初，来华的外籍船只总数中，英国占46%，美国占19%，巴西占16%，挪威占14%。在来华的外籍商品总吨数中，英国占32%，美国占36%，巴西占16%，挪威占13%。香港港务局口头上禁止船只往来内地，但对出口结关的来内地船只大多采取默许态度。由香港驶往天津的船只一般都准备了双份出关手续。一份伪造成出口至朝鲜仁川或日本门司，一份则如实写明出口我国华北，以应付途中受阻。可见在封锁早期，控制尚不严格的情况下，外商为避免正面冲突，继续贸易往来，亦不得不实施五花八门的手法。

我国的海关税收情况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区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从未中断过。1949年各个海关的关税收入情况表明；天津海关收入最高，占全国关税收入总额的30.99%，接近三分之一；上海海关其次，占20.1%；再次为青岛海关，占19.79%。但是这三个海关新中国成立后的进出口额起伏较大。天津海关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2月中旬就恢复了对外贸易，3～6月数额逐月增加。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宣布封锁解放区港口之后，6月28日，华北人民政府即为贯彻“奖励出口”政策，停止征收出口税。但是一方面时值出口淡季，另一方面海运遭军事封锁，导致7、8两月天津海关的进出口数量剧减。8月中旬长山列岛解放以后，海运情况逐渐好转，自9月开始，贸易和关税数额呈现逐月增长的趋势。

上海海关自1949年5月25日解放后，因港口遭受封锁，贸易受到很大影响，税收也不如往年，但经过努力，全年仍有税收约327万元人民币。

青岛市于1949年6月2日解放后，6月15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即宣布青岛为对外贸易开放港口，由于未与国外建立货币关系，贸易使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但是，当时船只大多数被劫持，航道被封锁，至7月贸易无大起色。8月中旬长山列岛解放以后，海运畅通，商人们又了解了政府的政策，对外贸易数额猛增；又由于上海港被封锁，沪商订购的货品多数改自青岛港输入，使得这里的贸易更加旺盛，税收增加。

1950年前5个月，贸易和关税总额仍为上升趋势。在全国各海关中，天津海关的税收仍居首位，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26.93%；其次为青岛，占17.07%。此外，占4%以上的有上海、满洲里、旅大、拱北四海关。解放较早的天津关贸易量和税收量最多，体现了新中国人民政府促进内外交流的实绩；而青岛的贸易量超过了上海，则表明了遭受军事封锁的上海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损失。

从出口的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口的品种主要为农副产品，大部分出口农副产品的数量较历史最高水平的1928年仍有较大落差，但已明显超过1947年，特别是轻纺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花布、毛巾、保暖瓶、花草帽辫、白草帽辫、牙刷等有较快的增长，详见表2-1。

情况表明，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尽管美国政府已加紧管制对中国的出口，干涉我国货运，但是，由于封锁还不很严密，加之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深刻，美国内部各类资本之间利害冲突较多，一些被禁运的物资仍能输入我国。例如汽油，1950年3月初被美国列入了《战略物资管制办法》中禁运我国的物资之列，但是，1950年全年我国进口汽油从未中断过。其他被禁运的如柴油、煤油、润滑油也不断进口。仅将3种美国管制商品1950年我国逐月进口数量列举如表2-2所示。1950年6月以前，我国对这几种商品的贸易尚未受很大影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直到1950年年底，由于我国的抢购和国际上一些国家对禁运政策的抵制，这几种商品进出口的数量也没有明显减少，而且这些商品大部分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易的。

1950年进口的货品集中在以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的原料、器材、燃料油三类。在全年进口总值494626298美元中，这三类共占72.05%。其中以原料最多，为进口总值的38.1%；其次是器材，占25.44%；再次是燃料油，占8.48%。在原料中，又以纺织工业所需的棉、麻、毛等最多，共占19.49%；其次为橡胶，占11.53%。器材中以五金钢铁材料为最多，占12.08%；机器占8.2%，列在第二位。这种进口结构，改变了以往以日常消耗品，甚至奢侈品为主的状况，反映了我国工业发展的要求。从进出口结构看，1950年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还是以轻工业的纺织为主，橡胶制品业其次，重工业尚占不到主要位次。

1950年度出口总值计540831692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2.23%，比进口多9%，为1931年以来的最高额。出口数量较多、占出口总值3%以上的货品为：黄豆14.42%，桐油7%，猪鬃6.68%，花生仁4.47%，绵羊毛4.05%，蛋品3.43%。其他还有绿茶、杂粮、生猪等。在出口各类货品中，除少量钢铁、钨砂、锡块、煤外，基本上是农牧产品或农牧产品加工品。1950年出口旺盛建立在农业丰收的基础上，是大规模土地改革与兴修水利及农垦相结合的结果。当年粮食输出82万公担，为1949年的291.4倍，1931年的45倍，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也与政府鼓励出口、团结私商、加强对外竞争的主动性分不开。私商出口在出口总值中占了47%，反映了其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1949年、1950年我国同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1949年进出口总额折合美元分别为176575212美元、162631136美元；1950年分别为494626298美元、540831692美元；1950年比1949年进出口额分别增长了180%、233%。

1949年进口额较多的前5个国家和地区按顺序排列为美国6056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34.30%；中国香港1817万美元，占10.29%；英国1540万美元，占8.72%；印度1250万美元，占7.08%；苏联858万美元，占4.86%。同年出口额按多少顺序排列是中国香港7778万美元，占总额的47.83%；美国2238万美元，占13.76%；苏联1775万美元，占10.91%；英国828万美元，占5.09%，印度尼西亚372万美元，占2.29%。1949年贸易总值的位次排列为：中国香港、美国、苏联、英国、印度。

1950年进口数额较多的前5个国家和地区排列顺序为美国14263万美元，占28.84%；苏联9811万美元，占19.83%；马来亚5738万美元，占11.6%；英国4091万美元，占8.27%；印度2868万美元，占5.80%。同年出口额的排列顺序是苏联14376万美元，占26.58%；中国香港14268万美元，占26.38%；美国9550万美元，占17.66%；英国3260万美元，占6.03%；日本215万美元，占3.98%。贸易总值的位次排列为苏联、美国、中国香港、英国、马来亚、日本。

上述对外贸易方针和进出口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始即在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这既是年轻的共和国的良好意愿，又是其健康成长的迫切需要。如果没有外来的干扰和阻碍，这种正当的贸易交往不仅在数额上，而且在区域范围上，都会随着共和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逐步扩大。

在贸易方式上，朝鲜战争爆发前，由于国际环境尚容许中国与外国进行比较正常的对外贸易，为了使外贸工作更加便捷并利于外贸统制，外贸形式由解放区长期实行的以易货贸易为主改为对西方贸易以结汇为主。这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封锁”后，为减少损失，扩大贸易，外贸主要以易货为主，并且灵活运用协定贸易、结汇贸易、边境小额贸易等多种方式，扩大内外交流，在贸易方式上有所不同。

私人进出口商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方面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国家对于私营进出口商采取的是团结的政策，利用其长期形成的渠道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在外贸统制政策的指导下，通过指令性计划对其进行限制，监督其经营。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同日本保持着贸易关系的私营进出口商的贸易活动，开始了新中国与日本最初的实务贸易。

朝鲜战争爆发前，遵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新中国已经同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开始了贸易往来，与美英日等国的贸易都已经展开。然而，战争的爆发，中美的直接对立，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