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2003年开始，我从香港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参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开拓工作。我在从教学和实务两方面参与中国内地社会工作发展的10年历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感觉有必要以后现代视角来反思中国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工作对市民社会的价值，于是产生了组编《专业的良心——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守望》的构想，尝试把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置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沿革中。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人们对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想象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促使西方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出现了反思资本主义的呐喊和反压迫的批判社会工作。同一阶段，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段发展停滞的时期，而后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中国在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遭受与西方相似的贫穷、贫富分化、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的困扰。
人们批判资本主义以普世价值为由追求更大的利润，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胜之处在于对反压迫的倡导空间。那么，社会主义是怎样发挥这种优越性和面对挑战的呢？在中国，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全球瞩目，但社会贫穷和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加重，这不禁令人反思：中国在走市场化道路的同时，如何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其中社会工作专业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定位又是怎样的？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中国社工本土化与西方社工传统的迷思。
那么，中国社工发展的价值与前景在哪里？进一步思考，党、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辩证关系为何？倘若我们重申“人是社会主体”的理念，那么社会工作专业近10年在中国社会民生和社区建设中的投入发展，也许能引发人们反思社会工作重塑人的价值和重建社会价值的力量。
基于上述思考，我通过《专业的良心——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守望》这本书，邀请关注社工发展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一同探讨意识形态与社会工作、社会变迁与社会工作、专业建构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以长远的眼光，依循理论和历史脉络，辩证地看待中国社工的未来。本书的付梓必须感谢前线社工富有探索性价值的工作以及本书的作者群关注实践和勇于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同时，感谢编辑小组的成员安娜、耀健和小郜投入心力协助组稿、校对与排版等工作，以及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柳莎同学和应用统计专业本科生沈梦雨同学热心参与部分校对工作。最后还要衷心地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工作，以及细致地与我们讨论和梳理出版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从而让本书得以顺利面世。以下是对三个部分文章的扼要介绍。
第一部分 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使命与愿景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公平正义的现状与未来》一文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既是中国的社会愿景，也是中国社会一种基本的制度伦理，这种愿景和伦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被置于重要但在实践中往往没有得到充分兼顾的位置。与西方舶来品的叙述方式不同，文章是从中国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脉络来追溯中国社会工作参与的特色与价值。尽管当下中国社会工作专注于服务而非结构性的目标，但从社会治理的层面出发，社会工作仍然有实践社会公平的空间。这需要新一代青年社会工作者勇于开拓。
《社工机构的NGO化：专业化的另一种思路》一文指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工人运动、性别议题、环境运动等产生的市民社会力量推动着社会工作发展，但社会工作对市民社会的贡献则取决于专业本身是否与市民社会组织一样有独立性和参与感。文章从独立性和参与感两个维度对珠三角的社工机构进行类型学分析，指出被政府和高校推动的“专业主义型”社工机构和“草根自发型”社工机构中可能存在建构市民社会的力量，并进一步阐述了社工机构进行市民社会实践的策略。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中国本土化的解释》一文指出，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论述中存在价值与伦理的混淆，伦理作为“行动着的价值观”与普适的专业价值并不冲突，社会工作价值本土化是个伪命题。本土化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基于基本价值、经过本土实践检验和反思的社会工作伦理。
《中国社会工作使命的实践——以增权理论为视角》一文关注社会工作使命的落地实践，即社会工作被中国政府引入并在承担部分社会服务职能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专业使命感。从中国社会工作服务的推进阶段来看，尽管社会工作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空间在扩大，但尚欠缺对社会结构性问题及权力关系的回应，呈现不完全增权的实践形态。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博弈——以A市工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例》一文借A市工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案例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工会在不同时期利用多元的策略，如增加行政性任务、“囚禁”社工、理念渗透、干预日常运作等，逐步管制机构。同时，机构通过不断地调整组织目标、改变运作机制、扭曲定位等形成对工会的“路径依赖”。本文认为，在工会借助社工专业试图贴近群众的过程中，不仅工会未能社会工作化，反而出现了社会工作的工会化。
第二部分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工作》一文指出，在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剧烈变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社会变迁表现为经济结构改革为先、单位制解体与社会服务需求增加、社会服务的让渡与放权及流动人口增加和户籍管理制度松动这四个特征。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在高等教育和职业设置上得到快速发展，但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工作投入主体单一化、专业化与职业化不匹配等困境。作者认为，社会工作自身发展的困境是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矛盾的一种显现，突破困境需要社会工作更加主动地参与和推动社会变迁。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全面梳理了2006年以来政府密集推出的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认为这些政策法规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建设的雏形。在广州，同样是通过政策法规逐步确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工作发展方向。
《肤浅和夸大：论大陆社会工作“专业化”和“去专业化”之争》一文探讨了大陆社会工作的发展究竟是应走向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作者指出，线性的“专业化”论述忽视结构因素和权力关系，过于肤浅；“去专业化”论述高估心理治疗的现实作用，以技术和经验为由浪漫化本土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效，忽视其价值取向，又夸大了专业化的负面作用。
《“社区建设”概念的逻辑分析——兼论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方向》将社区建设的繁杂内容分为基层政权建设、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并指出各自的承担主体。政府做它该做的事——基层政权建设和公共服务，社区服务由社区组织承担。其中，社会工作可以介入的是社区服务以及公共服务里的社区救济和社区优抚。
第三部分 现实情境的描写：中国的社工实践及实践者
《一线社工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及行动》一文结合深度访谈资料，反思社会工作在中国“被需求”（社会稳定和社会控制）的问题，并指出当前我们对社工的理解及行动受到两种对立论调的影响：其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与西方定义里的增权、解放不同，恰恰说明社会工作具有多元化的实践性质；其二则认为社会工作应该坚持其最初的价值追求。
《合作模式下公益孵化器发展策略探究——以广东南海桂城公益NGO孵化中心为例》一文描述了一个NGO孵化中心的发展历程及运营策略，借此指出公益孵化器的合作模式是指在充分评估和回应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享成果，进而推动政府改革创新、社会建设、社会组织和市民社会共同发展。
《双重监控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主体性——以G市S街“家综”为例》一文基于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视角，运用权力关系的二元性——监控和自由裁量权——概念框架，分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简称“家综”）在政府和机构的管理与监控体系下如何运作，以及一线社会工作者和“家综”管理者在专业实践活动中如何运用自由裁量策略。作者指出，政府和社工机构双重的权力管理与监控限制了“家综”的主体性，但“家综”的社工仍然拥有自主裁量权这种微观权力来维护专业自主权和服务对象的利益。
《社会工作服务评估的发展——基于A市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评估的经验》一文通过总结A市社会工作服务评估的经验，重点指出当前社会工作服务评估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反思了评估过程中隐含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以及对社会工作价值追求的忽视。
以上各个方面，包括对社会工作主体性的反思、政府和社工服务机构互动关系的探讨，以及社会工作如何在社会上承担良心工程的可能性论述等。不同作者在各自的论述中都怀着严肃谨慎的态度，力求以对现状的剖析和未来方向的探索为论述主体，将重心放在社会工作专业如何在改革的整体格局中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上。这些论述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当前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如何发展主体自主性以应对挑战。同时，作者的视野是多层次的——从宏观到微观，既有对国家及社会变迁格局的认知，也有对政府和社工机构互动关系的观察；既有对社会工作价值、伦理与使命等抽象议题的反思，也有对前线社工实践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析。这正反映了我国社会进步的现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裹挟在其中的社会工作只是分散和零星地出现，既受到国家政策的指引，又由于各地的灵活性而呈现参差之态。本书不仅有益于促进人们以后现代视角、社会学视野审视社会工作，也有益于我们在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沿革中思考社会工作。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能够传递社会工作在社会上承担良心工程——积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理念，相信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相关专业的研究者与实践者都能够从本书中得到思考冲击并从中获益。
李昺伟
写于广州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