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分解中国经济增长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获益于人口红利。这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又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可以得到统计印证。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表现在经济增长源泉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储蓄率即固定资产形成与GDP的比率就非常高，改革时期继续提高，近年来达到空前的水平。1995～2010年，该比率的名义值从32.9%提高到69.3%，提高了1倍多。而如果分别对GDP总量和固定资产形成额进行价格缩减的话，由于GDP的缩减指数大于固定资产价格缩减指数，则该比率的提高幅度会更大。更重要的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资本投入的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在分解经济增长源泉时，这个因素表现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之中。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并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了明显的同等素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优势不仅表现为劳动力丰富和工资成本低，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素质较高。

例如，200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印度高33%。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因此，劳动力的丰富与素质双重优势，使中国得以长期享受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的增长贡献。

第三，因农村在人口转变上滞后于城市，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累积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改革时期大规模转移出来，创造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如果把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做进一步的分解，则可以把这个贡献部分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解出来。较早的一项计量分析表明，1978～1998年，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而在这种分解后所余下的未被解释残差（可以被看做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因素）仅为3%。

第四，其他因人口转变而产生的人口红利贡献，即上述几种变量未能囊括却又与人口红利有关的因素。事实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显性代理变量，可以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做人口红利的残差。由于人口红利来源于纯粹消费型人口（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与生产型人口（15～64岁）所占的相对比例，因此，在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关于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计量分析，大都选取人口抚养比作为代理变量。

例如，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借此估计了在1970～1995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3。此外，他还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大陆人均GDP增长率优于旧大陆的部分，几乎全部可以由较低的抚养比来解释。

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我们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可以观察到改革开放期间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这些因素分别以固定资产形成、全社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和残差作为变量，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结果显示，在1982～2009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0%，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

在图1-6中，我们展示各种要素贡献率及其变化情况。为了显示一个连续性的趋势，我们在图中使用的数据系逐年累计的估计值，即1983年是用1年数据估计的结果，1984年是用2年数据估计的结果，……依此类推，2009年是用27年数据估计的结果。因此，实际的变化趋势可能比图中显示的要更加鲜明，即资本投入贡献率逐年增大但不可持续；劳动投入和抚养比的贡献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日趋衰弱；人力资本贡献率相对稳定，但是目前作用尚微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则目前的表现不尽乐观。

图1-6 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资料来源：Cai Fang and Zhao Wen,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in Masahiko Aoki and Jinglian Wu（eds）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