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易斯模型的应用

阿瑟·刘易斯在他1954年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第一次质疑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适用性。当他放弃新古典理论圭臬，即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而采用古典理论框架分析发展中国家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以被区分为两个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

实际上，刘易斯使用的划分是“维持生计的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和“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现代工业）。但是，他也指出，前者并不仅限于农业经济，也包括其他具有分享收入特征的传统部门；而后者的核心不在于经济制度本身，而在于工资决定依据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此外，库兹涅茨也使用了“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划分。在本书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者会根据前后文关系用不同概念表达这两个部门，既尽量符合读者的习惯，也尽可能地使概念统一，赋予这种划分以一般性的意义。

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按照刘易斯和罗斯托的说法，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成为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解说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划分。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对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考察，是分三个相关的阶段进行的。在以下的段落中，我们结合刘易斯理论及其继承、修正者拉尼斯和费景汉的研究，分阶段阐释二元经济发展的完整过程。

第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在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现代部门的工资基本不增长。在图1-2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总产出，ORPT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其凸起的形状表示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劳动边际产量递减的性质。根据刘易斯的假设，在全部劳动者都务农甚至在劳动力开始转移的情况下，在LL1这个劳动力配置区间，劳动的边际产量都为零，劳动者的工资不是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的，而是分享平均产量，即OQ/OL。

图1-2 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与转折点

资料来源：根据Gustav Ranis and John C. H. Fei,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 No.4,1961, pp.533-565）绘制。

二元经济发展就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过程。直到劳动力转移水平达到L1，即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图1-2中P点）之前，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者继续分享平均产量。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也为零，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并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第二是到达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阶段。这时，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现代部门工人的工资开始提高，但是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反映在图1-2中，就是劳动力转移达到L1的配置状况后，随着劳动力继续转移，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就成为正数了，按照定义，P点可以被看做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到达这个转折点之后，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开始上涨。

由于直到农业劳动力转移达到L3之前，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始终小于平均产出，即在R点右边RPT曲线的任何一点上，与其相切直线的斜率皆小于OT的斜率，农业劳动力继续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仍然有转移的要求。

第三是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之后，即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且两个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二元经济特征的消失，经济成为一个匀质的整体。农业劳动力转移达到L3这一点上的时候，R所表示的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平均产出，即R点的斜率与OT的斜率是相等的，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工资由相同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到达其商业化点或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本人认可这样的阶段划分。例如，在稍晚的一篇文章中，刘易斯明确界定了两个转折点的特征和性质。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且与刘易斯本人的原意以及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定义相一致，本书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而把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称作商业化点。

有趣的是，刘易斯本人仅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第一个阶段的描述，同时却宣称并不关心第一个转折点。在他看来，一旦二元经济结构不复存在了，经济发展就成为新古典式的，自然可以交给主流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同时，他本人虽然关心第二个转折点，但是，他却把对转折的分析留给了以后的研究者。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把当前争论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等同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是否消失，以致造成分析者各说各话，讨论效果不啻南辕北辙的原因。

实际上，重要的不在于怎样定义转折点，也不在于应该关心哪个转折点，而在于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否意味着一系列显著的变化，背后是否有着诸多政策含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借用这个概念，论证其是否到来及其含义，就是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表现为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从这些方面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适合于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

但是，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中国的二元经济增长又有其显著的特色，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发展同时又是计划经济式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政策等制度安排，却阻止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流动，微观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导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率，却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是负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开始具有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特征，并经过30余年的增长，相应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分析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同时从经验上描述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一系列特征性变化，揭示这诸种变化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