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区建设——各地巴哈伊的若干实践

美国北卡巴哈伊社区的自发秩序

梁永佳

摘要：审视巴哈伊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巴哈伊社会发展及其特点的了解。本文以美国北卡州莱克星顿和托马斯城的巴哈伊社区为例，对此展开个案研究。

关键词：社区 可持续性 平权主义 灵性文明 超越性

2008年10月，美国总统选战正酣，突然传来“金融海啸”的消息。小布什顾不上本党候选人与自己类似的施政纲领，一改新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迅速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直接干预市场，以解美国经济燃眉之急。救市资金滚滚流入华尔街的同时，谩骂也随之而来，“贪婪”且“不受监管”的金融巨鳄成为众矢之的。金融崩溃迅速波及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笔者所居住的一个北卡小镇，接二连三地出现公司倒闭、个人住房被没收的消息。朋友圈里不断有人失业，旋即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在美国这样的完全市场经济之中，失业几乎意味着失去一切——医保、住房，甚至家庭，更不用说极少提供经济帮助的朋友圈了。但有一个人例外，她叫玛丽莲（Marilyn），一个六十多岁的德国移民，早已离婚，子女远在他乡，自己租住朋友住房的底层，靠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微薄薪水勉强度日。金融海啸不久，她被公司辞退，失去医疗保险。偏偏此时又查出了肺炎。可是，她并没有从笔者朋友圈中消失，也没有被房东赶走。朋友们照样邀请她参加活动，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她甚至邀请笔者与她的非洲裔子女去华盛顿体验奥巴马就职的“历史时刻”。她告诉笔者，虽然祸不单行，但她没有崩溃，因为她有坚定的信仰和互助的社区——“幸亏我是一个巴哈伊”。

玛丽莲为何如此评价巴哈伊信仰和巴哈伊社区？北卡州的巴哈伊社区是如何组织的？有什么理念？为何这一社区可以提供政府和市场无法提供的帮助？在后工业时代，如何理解这一社区实践？这种实践是否存在可持续性？会遇到什么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对北卡巴哈伊社区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回答。北卡的巴哈伊社区实践，超脱了政府和市场两大当代世界的主导力量，形成了一种自发秩序，有着很强的可持续性，在很多层面上类似当下的“无政府主义”理念。这一秩序建立在超越性的灵性理念上，也是社区可持续性的来源。本文的材料收集于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地点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州（NC）小城莱克星顿（Lexington）和托马斯城（Thomasville）。

“社区”（community）一词在1932年翻译成中文。据译者费孝通先生回顾，community和society在当时都译成“社会”。芝加哥大学的社区调查派创始人派克（Robert Park）教授来燕京大学的演讲稿中，讲了一句“Commiunity is not society”，当时读大学的费先生和同学们于是将community译作“社区”，以区别于“社会”。谁知，“社区”后来成为共和国正式的基层组织，并因为一个“区”字，牢牢地跟“地域”联系在一起，成了邻里（neighbourhood）的代名词。但在英语世界，community本身则并不一定指小范围、面对面的地域单位，而是指有共同属性的团体，内部较为均一，地域却可以很大，大到全世界。如，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等。因此，将community翻译成“共同体”或许更为合适。至少，本文和许多学者的看法一样，认为“社区”可以指邻里、村落，也可以指跨地域的、有共同属性的团体。北卡的巴哈伊社区就是这样一个跨地域的共同体。它的人数不多，但分布很广，并不处在同一“邻里”。他们成为一个共同体，完全是因为信仰，且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活动。

“可持续性”（sustainablility）的概念大致来自经济学和发展研究，原来着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面对发展计划在世界各地遭遇的种种困境，这一概念越发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即，除了经济保持增长之外，社会关系、环境、生态、安全、保障、公平、正义等方面也应处于协调甚至改善之中，使人的生活更加宜居、和谐与健康。因此，“可持续性”是一个综合的、全景的概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长处。本文使用“可持续性”，即采用这个含义。

平权、非政治、互助

北卡州处于美国东海岸南部，传统上以农业为主，人口并不稠密。笔者的田野工作地点主要是该州西部的莱克星顿和托马斯城，同属戴维森县（Davidson County）。两地人口不过四五万，多从事服务业如医疗、卫生、教育、餐饮、交通、社会工作等。支柱产业家具制造近年已基本凋敝。这里是有名的“圣经带”（Bible Belt），各路基督教教堂随处可见，基督徒占绝对多数。这里也是非洲裔与欧洲裔人口杂居地带，亚裔和拉美移民相对较少。与多数美国小城类似，这里基本没有公共交通，一切行动靠私家车。由于笔者不会驾车，总需要搭顺风车，因此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包括巴哈伊社区的G先生。

莱克星顿和托马斯城的巴哈伊信徒十分稀少，只有三四个人，没有达到成立地方灵体会（Spiritual Assembly）的九人标准。但是，包括两地在内的整个北卡西北部，有一百多名巴哈伊成员，来往十分频繁，将几个中心城市——夏洛特（Challott）、绿堡（Greensboro）、西撒冷（West-Salem）、高点（High Point）等联系在一起，甚至吸引了更远的教堂山（Chapel Hill）和杜汉（Durham）。家庭是主要聚会点，但也有时到设在绿堡的巴哈伊地方崇拜场所——这是附近唯一的巴哈伊场所。有时，他们还会相约参加更大范围的聚会，如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东南部巴哈伊区域会议和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巴哈伊社会经济发展会议，规模都在3000人以上。

与巴哈伊打交道能感到强烈的平权主义。美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但这只是在权利和机会意义上的平等。政府、法院、公司、大学、家庭、医院等各种组织中，无一不是非常等级化的，自上至下发号施令是维持各种组织运作的常态，且受到法律的保护，如医生对护士、教授对学生、老板对雇员、厨师对服务生。但是，如果按照韦伯对权威来源的经典定义——传统型、法理型、卡里斯马型，则巴哈伊社区成员之间几乎没有“权威”可言。一个巴哈伊信徒在学习教义之始就懂得唯一的权威是“世界正义院”（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除此之外，具有“权威”的言论就只存在于巴孛（Bab）、巴哈欧拉（Baha'ulla）、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和守基·阿芬第（Shongi Effendi）几位皆已去世的巴哈伊先知和教主留下的经文中。作为世界上传播第二广泛的宗教，巴哈伊拥有一个世界网络，但各个节点的负责人都没有权威，更没有对其他成员的强制力。他们只有建议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要求一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

这一近乎不可能的平权主义组织原则，在北卡巴哈伊社区中随处可见。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见不到发号施令这回事儿，一切都是在商讨中进行，没有“少数服从多数”之类的原则。即使是未成年人，也有充分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其自由意志受到尊重。在家庭聚会和小组讨论中，未成年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时间和机会。对于涉及自己的事情，如安排周末、选择学校等，未成年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各种巴哈伊活动中，都有人组织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进行符合他们兴趣和特点的活动。托克维尔（Touquville）早就观察到，美国社会是一个给孩子以平等地位的社会，小孩子可以自由发挥，在众人面前自信地表达意见。今日美国仍然如此，甚至导致了大量家长无法管教子女的问题。巴哈伊子女似乎并不例外，有不少人的子女成年后退出巴哈伊教，也有不少尽管仍信教，却与自己的父母关系比较冷淡。但与美国社会主流不同的是，很少看见巴哈伊子女与父母存在巨大的矛盾，相反，互相关照十分普遍。例如，我的一位非巴哈伊朋友夫妇，周末外出要请临时保姆照顾自己的孩子，而男方的父母就住在他们对面。换言之，隔代照顾小孩在美国主流社会并非老年人的义务。但在巴哈伊家庭中，隔代照顾小孩子则不乏其例，很多忙碌的年轻家长经常把孩子放在自己的父母家。在美国无处不在的18岁成年概念，在巴哈伊当中并不那么强烈。未成年人被巴哈伊认为同样具有完美的灵魂和完整的判断力，有能力判断对错，而成人也可能犯错。对待错误，重要的是不要惩罚、威胁和强迫，而是提醒和说服。如果对方不听从，也不能使用强制手段。

北卡巴哈伊教徒对政治有天然的“免疫力”。在他们的学习中，“非政治”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教义。巴哈伊信徒可以为政府工作，也可以参与投票，但不能参与政党活动，不能提出政治议题，不能反对政府。这是因为，巴哈伊教义认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式终究会终结，无法应付人类的共同挑战。他们无需参与这场终结，而是等待。与基督教相仿，巴哈伊教徒强调，决不挑战任何国家的现行法律和政治。但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巴哈伊并未强调“凯撒与上帝”的二分，而是用线性的时间观解释自己的行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它的积极意义。而巴哈伊教所期待的社会将超越现有的政治文明形态。北卡巴哈伊信徒，以及笔者在不同场合遇到的巴哈伊信徒，多是教师、正骨医生、家庭主妇、学生、技术人员、服务生、商人等，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公务员和军人。但是，北卡巴哈伊信徒并非对政治漠不关心。实际上，他们经常会在重要的政治时刻集合在一起，为政治人物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消除人的苦难，解决现实的问题。我参加过几个针对美国大选的巴哈伊聚会，聚会者为大选本身祈祷，而不是表达党派意见。可以说，北卡巴哈伊社区是一个“非政治”团体。

巴哈伊的大量活动是互助性的。这种互助既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上的和心理上的。巴哈伊教徒的很多活动称为“祈祷会”（devotion）。但这里的宗教活动更像是家庭聚会，除了共同的祈祷活动之外，气氛一向轻松欢快，毫无神秘之处。巴哈伊特别崇尚科学、艺术和美食，尤其后两者是各种活动的永恒主题。人们或带来自己的食物，或表演自己准备的节目，因此，巴哈伊活动非常具有动员力量。活动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如巴哈伊斋月、阿博都-巴哈生日，以及上述的美国大选等。大家聚在一起，会彼此了解很多信息，包括遇到的很多困难，然后通过讨论，帮助有困难的人解决问题。例如，如果一个人失业，就会有人四处打听，帮他找新的工作；如果有人生病，则会有人帮助他找合适的医生；如果有人濒临破产，会有人发起捐助活动，以解一时之困。美国的很多朋友圈子和宗教团体，仅止于道义和口头上的支持，而巴哈伊社区虽然不大，却往往能够提供实质性帮助。

巴哈伊的互助是直接的。这与通过国家福利或市场调节所实现的资源分配方式颇为不同。北卡巴哈伊信徒有着发达的沟通方式，看似小事却常常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人对另一人的小小要求都十分细心地记在心里。例如，在一次区域大会上，我的一个巴哈伊朋友就因为听说另一个巴哈伊残疾孩子提到了她的狗便决定在孩子住的酒店楼下等她，希望孩子午睡过后有机会跟她的狗玩一会儿。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举动往往会认定为格外亲密的关系，甚至被误解为有所图谋，受惠者经常会试图避嫌而绝口不提自己的愿望，尤其是位高权重者，特别忌讳别人投其所好，担心日后回报时对方“要价”很高。但北卡的巴哈伊信徒似乎对于予给予求的事情习以为常，互赠礼品更是司空见惯。他们自豪地认为，巴哈伊是一个喜欢赠礼的宗教。但赠礼往往较轻，在不少文化中可能被认为轻得近乎“侮辱”的礼物，在巴哈伊教徒之间则不以为意。笔者经常会收到很“轻”的礼物——一个杯子，一件旧衣服，一个相框，一条短信。阎云翔所说的“工具性”礼物在巴哈伊社区中好像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过“轻”的礼物。真有些像中国人常说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平权保证了社区每个成员的充分参与，确保了共同体的持续生机。没有权威，就不会发出即使当事人反对也必须执行的命令。这既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是各自为政的“三个和尚没水吃”，而是将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非政治”保证了社区的安全。全球政治形式十分多样，单就北卡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论甚为激烈，卷入政治必然导致党派纷争，在社会问题上发生类似左派和右派的分歧。这既违反了巴哈伊经文对人类一体的说法，更可能撕裂基层社区。如果直接跟政治力量对抗，则必然导致国家的压制。因此，“非政治”主张对于一个社区的生存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互助是社区有机和谐并持续发展的灵魂。互不关心，甚至彼此不认识的社区也可以是和平的，但没有互助的社区只是表面的和平，毫无涂尔干意义上的团结可言。巴哈伊社区成员事无巨细的彼此关心和高密度的互动交往，使每个成员互相依赖，彼此成为对方生活的一部分。

友善、宽容、慷慨

与任何一个社区一样，北卡巴哈伊信徒的世界并非一派祥和，矛盾一直困扰着他们。其中，最大的困扰恐怕要数身处基督教的汪洋大海了。北卡西部是著名的“圣经带”，是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传统地盘，不信基督教很难在社会立足。普通人没有听说过巴哈伊教，少数听说过的也简单地将其视为伊斯兰教的一支。而伊斯兰教在这里几乎绝迹。在当地的社区大学，曾发生过戴面纱的伊斯兰教少女进入校园而被报警的事件。作为巴哈伊教徒，他们常常要面对家人、朋友的排斥，因为已经无法进入基督教的天堂了。此外，巴哈伊信徒也要面对很多美国特有的挑战。例如，巴哈伊反对同性恋，认为这不自然，这与美国自由派的观念不符。巴哈伊不鼓励离婚，这在美国也很难做到。实际上，美国巴哈伊的离婚率比世界多数的巴哈伊社团要高。伊朗革命之后，伊斯兰政府一直对巴哈伊教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很多巴哈伊成员遭到逮捕和重判，甚至有人被处决，不少伊朗巴哈伊成员已经流亡到了美国。这是北卡巴哈伊社区经常讨论的话题，引发很多负面观点。巴哈伊并不认同美国资本主义的享乐观和消费观。凡此种种，都可能产生愤怒、抱怨、敌对的负面情绪。

如果说外部压力可能使巴哈伊社区更加团结的话，内部矛盾则可能导致社区分裂。巴哈伊成员之间如此紧密和频繁的活动，必然导致一些意见相左情况的产生，哪怕是家长里短，也可能产生矛盾。不少离婚的巴哈伊成员不仅要面对原配偶的再婚，而且要面对再婚对象已有子女的情形。任何一个普通美国人可能碰到的问题，巴哈伊成员都必须面对。那么，北卡巴哈伊社区是否有其独到的处理方式？

北卡巴哈伊信徒奉行着两个颇为惊人的原则——“不在背后说人坏话”（backbite）和“即时宽恕”（forgive instantly）。这当然来自圣训，但执行起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毕竟，绝大多数社会都容忍甚至鼓励在背后议论别人，友谊甚至都要仰赖他人秘密共享。而巴哈伊信徒则十分注意回避这种做法。人们可以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时候谈论他，但不应该谈他的缺点或者发生在他身上的坏事。如果不小心说到别人的缺点，要么自己就此打住，要么互相提醒，要么把话题引开。不说别人坏话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巴哈伊之间，也应用于其他人。就算说起历史上那些曾经迫害巴哈伊或者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的掌权者，巴哈伊也很少用憎恨的语词形容他们。对待身边的人以及跟他们有关的人则更加友善。有一次，一个巴哈伊母亲告诉笔者，她的孩子正在努力戒烟，说戒烟不容易，说他很勇敢。笔者附和说，看得出来他饭后很困，可能跟吸烟有关。她顺口又说：“我儿子一直有烟瘾的问题，已经很久了，以前还吸大麻……”她的丈夫看了她一眼，“亲爱的，这是不是背后说坏话？”这位母亲连忙说道：“对不起，我得打住了。”

“即时宽恕”是北卡巴哈伊成员经常说的另一个原则。与基督教徒奉行的“爱敌人”不同，巴哈伊强调在第一时间宽恕别人的过错，甚至忘记它。这样就不会“产生负面情绪”。笔者一直不太理解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毕竟，被人侮辱、中伤，甚至遭到侵犯，都会让人本能地作出防卫式的反应。但笔者发现，巴哈伊比他人更愿意说“抱歉”，即使没有什么错误。拿错了东西，看错了时间，没听见对方说话，都会道歉。但碰到很不公平的事情，做到宽恕则很难。笔者有一次搭车，大概是因为朋友开得太慢，后面一辆车超车的时候，司机竖起中指。笔者十分不快，辩解我们没有妨碍他们，这位巴哈伊朋友附和了一会儿笔者的论点，突然发现自己的做法不太合适，马上说：“阿博都-巴哈教导我们即时宽恕，可是我一直很难做到。你看我们说点别的吧？”还有一次两个巴哈伊成年女性互相嫉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排挤出了合唱团。被排挤的女子看上去十分不快，但却无处投诉，只能在亲戚和朋友圈里抱怨，一整天的聚会她一直闷闷不乐。可是，她一直不肯明说，也没有找人来“评理”。到了晚上，大家已经祈祷多次之后，她已经和另一人坐在一起聊天，似乎已经不计前嫌。

巴哈伊男女常在一起聚会，恋爱和结婚的比率也较高。北卡巴哈伊社区鼓励跨种族、跨宗教的婚姻，这样的结合不乏案例。有趣的是，巴哈伊不仅反对多偶和婚外性行为，甚至反对婚前性行为。这同样来自圣训，但执行起来有难度，对于只讲婚内忠诚的美国社会尤其如此。相比巴哈伊不得饮酒的圣训，避免婚前性行为对于北卡巴哈伊社区的青年成员来说，比较难以遵守。与笔者比较熟识的巴哈伊信徒，有不少承认自己有过婚前性行为，但谈到这个话题的巴哈伊成员都一致同意，相对其他美国青年，巴哈伊青年的婚前性行为非常少见，未婚先孕的情况更少。这的确与北卡地区存在大量单亲父母的状况截然相反。笔者所在社区大学的班上就有很多单亲妈妈，有的甚至不知道孩子父亲的姓氏。少数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巴哈伊青年，在承认这一经历的同时，往往会解释说自己当时并未皈依，或者说自己虽然已经皈依，但还没有学到家。“毕竟，巴哈伊是一个学习的宗教，要从小学到老”。如果说婚前性行为的确难以避免，婚外性行为在巴哈伊社区则闻所未闻。如果发生，“那一定是巨大丑闻，算不上真正的巴哈伊”。

这种极度的自律并未使巴哈伊社区变得肤浅和矜持。相反，巴哈伊的聚会活动总是充满活力，尤其是当很多年轻人参与的时候。巴哈伊成员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有很多人可以让大家哄堂大笑，我也常常被人们揶揄。只要你愿意，每个星期都有活动参加。有的巴哈伊家里比较宽敞，就拿出来做“空心草”（Hollow Reed）——意为激发灵性思想的地方，引申为巴哈伊的活动场所。巴哈伊虽然鼓励创造财富，也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异。但他们特别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并非常明确地说世界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部分。北卡巴哈伊经常说当今社会过于重视物质文明，轻视精神文明，导致很多危机。这些危机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危机，而是全人类的危机。这正是巴哈伊可能有所作为的地方。正因为重视“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sation），巴哈伊成员对于个人财富要比美国普通人看得轻得多，出钱出物举办活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人都有一个攒钱计划，希望将来可以自费到某个没有巴哈伊的地方传播巴哈伊知识。很多北卡巴哈伊成员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当召开巴哈伊大会的时候，会看到人们彼此非常熟悉，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现在在哪个国家？”自费办事，是巴哈伊的一大特点。此外，巴哈伊成员非常不吝惜私人时间。很少有人说自己“很忙，没时间”。美国人十分珍惜自己的时间，不愿把时间“浪费”到帮助别人的事情上，但北卡的巴哈伊成员却很少吝惜时间来帮助别人，这被他们认定为一种慷慨。人们常常告诉我，巴哈伊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宗教，只顾自己是不好的。

巴哈伊社区经常发起各种募捐活动，但捐款仅限于信徒，非信徒不能参与。募捐的名目可以是赞助某项活动——如开设儒禧课程，也可以是帮助某位有困难的成员，甚至可以是帮助非巴哈伊成员。不向非信徒筹款很不同于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佛教等，既避免了敛财，也防止社区受非巴哈伊的财政控制，成为吸引很多人入教的原因。

“不说人坏话”和“立即宽恕”看似是对个人的压抑，实则十分有利于社团团结，也有利于消除个人怨气。它的主要特点是不积累矛盾，不会酝酿负面情绪。性关系上的谨慎避免了大量潜在的破坏力量，物质上的慷慨则有利于平衡完全市场化所造成的贫富不均。有针对性的一一帮助，使得被帮助人处于“债务”之中，如莫斯所揭示的那样，这样的收礼会产生收礼的义务和偿还的义务。这是社会团结所必须的。募捐则产生了个体对整个社团的“互惠”关系，即产生了针对集体的收礼义务和偿还义务。用萨林斯有关“互惠”的概念说，北卡巴哈伊社区基本消除了“负面互往”（negative reciprocity），又高密度地创造了“正面互往”（positive reciprocity）。这样的社区，自然有强烈的凝聚力和可持续性。

初步的结论：超越性问题

2008年金融海啸不久，无政府主义者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的幕后智囊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提出，解决全球贫困的方法很简单：第一，取消国家之间的债务；第二，免费开放所有技术专利；第三，允许全世界人口自由流动。他认为，“国家”和“市场”都无法真正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需要发展一个机制，让人们在其中直接行动，直接互助。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还远未建成。

这里必须立刻澄清的一个十分普遍的误解：“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绝非“反政府主义”“无秩序”“混乱”，甚至“暴力”。当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大体是在构建一种乌托邦式的无国家秩序。这种秩序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也十分遥远，却与北卡巴哈伊社区的组织方式十分类似——远离国家、怀疑资本主义、信仰乌托邦。他们的组织形式完全依赖于基层组织，没有强制力，尊重个体自主，集体行动建立在共识上。他们有密切的互助网络和互助愿望。与伊朗等其他国家的巴哈伊社区相比，北卡的巴哈伊社区不必面对来自国家的压力，又靠“灵性文明”和直接互助而有效地缓解了像金融海啸那样的完全市场经济冲击。在这个社区里，人人平等，没有暴力，没有剥削，没有精英主义，人们强调直接互助，努力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坚守性道德，重视“灵性文明”（或曰“精神文明）。这一切看似遥不可及却又如此真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梦寐以求却难得一见的。

那么，为何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巴哈伊信仰两个领域从未互通过？巴哈伊信徒，包括其中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秩序来自神通过先知的显现，来自先知及其后来者的经文。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几乎无例外地反对宗教，至少不信宗教，认为宗教是奴役人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兴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新兴的宗教社会学流派，几乎忘记了对方的存在。

无政府主义忽视巴哈伊的最直接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对当代世俗化理论的漠不关心。当代无政府主义大体仍秉持启蒙以来的逻辑，即世俗化是通过反对宗教实现的。而当代世俗化社会理论已经超越了这个逻辑，转向对分化（differentiation）的理解。即，世俗化和宗教化是同时进行的，皆为现代性的特征。无政府主义思想需要更新对宗教的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更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异化”（alienation）。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识之一在于消除异化。而宗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人造的、奴役人的异化形式。巴哈伊显然是无政府主义无法接受的无政府主义形式。但就像上文所分析的，北卡巴哈伊社区的各种原则都来自于神启，来自于巴哈伊经文。即是说，巴哈伊社区是建立在“超越性”上的。

社区不是一个容纳人的“容器”，而是人本身。但人是会死的，所以人类社会都建立在“彼世”高于“此世”的价值之上，即超越性。无政府主义思想之所以看不到尽头，在于他们认为社会的压力是不正义的，是异化，社会只是一架控制人的机器，承认社会的超越性，就永远不会有人的解放。同样，作为缺乏超越性的国家和市场，也经常将“可持续性”理解成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将“社区”理解成容纳人的“容器”，而忽视了社区建设并非目标本身，实现人的价值才是社区建设的目标。真正能够让社区持续的，不仅是硬件，更是社区的灵性维度。这在北卡巴哈伊社区中能够看得很清楚，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是在等待人类的新阶段，建设人类的“精神文明”。或许，将人生托付给未来，是人的基本条件，更是建设可持续社区无可回避的课题。换言之，可持续社区的建设，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发展，更无法回避灵性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