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末民初国族建构中的民族互动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人民反殖民地、反封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民族主义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即建设统一的多民族现代主权国家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清末民初作为中国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现代国族建构的重要历史阶段。
清末民初，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影响甚深。虽然，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理念时，免不了沿袭“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主张，但辛亥革命时期的理论和思想动员过程中，广泛地提倡国民国家观念。尽管其中不乏汉族中心主义的内容，但都启迪了新的国家观念，关于主权、国民、国族等观念都逐渐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而且，他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多民族性，不得不关注各民族群众对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建构现代国族的问题，普遍树立“中国人”意识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变得尤为重要。
通过辛亥革命成功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大汉族主义倾向逐渐减弱，承认多民族性的“五族共和”理念逐渐产生社会影响。“革命排满”为“五族共和”所替代。当时，不仅在政府文件中常称“五族共和”，在一些中小学教科书中也编入“五族共和”的内容，如191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等。
此外，还建立一些多民族联合的团体，以体现多民族国情和加强“中华民族”认同。例如，1912年3月19日，黄兴、刘揆一等96人在南京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发起电文中说明：“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黄兴等同时阐明：“今既合五大民族为一国矣，微薄藩属之称，自是铲除，即种族之界，亦将渐归融化”[17]；1912年4月上旬，袁世凯授命赵秉钧主持成立“五大族共和联合会”的宗旨是借以“联合五大族之感情，振兴汉、满、蒙、回、藏之一切新兴事业，协助共和，辅佐政府，以达富强之目的，巩固中华民国之邦基”[18]；4月下旬，由姚锡光、志钧等50余名发起成立“五族国民合进会”，其特点是成员众多，所属民族成分多，五个副会长赵秉钧、志钧、熙凌阿、王宽、萨伦分别来自汉、满、蒙、回、藏五族，而且该会虽称“五族”，实际上要吸纳的远不止这些，“除五族人员以外，西北有哈萨克族，西南有苗族、瑶族等，此等民族之主要人物随时都可要求入会”[19]。还有，辛亥革命后，一些地方也成立各民族联合会，如1911年11月宝昆（满族）等人在沈阳成立“奉天省联合急进会”，其目的即“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同时期，新疆伊犁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黑龙江地区成立“黑龙江省国民联合会”等，这些事实都展示出当时要整合国内各民族、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的浓厚意愿。
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理念在民族地区也得到传播和标榜。例如，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在其文告中称：“此次各省义军，风发云涌，恢复旧土，保卫民生，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造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此文告还罗列了共和建设之七条大纲，其第六条写道：“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20]提出“七族共和”，表明了各民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平等的意愿。
当时，中国各少数民族尽管处于边缘，但它们没有因帝国主义的挑拨而分裂。封建专制统治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渗透民族地区，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内地密切相连，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增强了一体感，尤其是在反帝斗争中，各民族加深了对“中华民族”“中国”的凝聚力。例如，辛亥革命前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危及边疆时，云南就喊出“滇亡即国亡”“救云南即以救中国”；1913年初，当蒙古地区在沙俄势力的渗透下，一些王公、贵族闹独立时，《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声明》称：“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21]这些都体现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感。而“五族共和”理念的广泛传播，更加增进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为中国现代多民族国家及国族建构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从单一汉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的建国模式的转变。
中国各少数民族尽管处于边缘，但它们没有因帝国主义的挑拨而分裂。封建专制统治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渗透民族地区，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内地密切相连，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增强了一体感，尤其是反帝斗争中，各民族加深了对“中华民族”“中国”的凝聚力，这是“国族”建构的现实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则成为中国国族主义的代名词，实现了民族主义与国族主义的互换。
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清末民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逐渐兴盛，论著不少，但其研究几乎都是以“汉民族主义”为主的“通论性”研究，而相对忽视了这一时段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运动的客观且符合历史的研究，从而使得国族建构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动的历史图景难以如实地呈现于人们面前，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研究工作还未能摆脱以汉族为中心的范式。
为了克服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研究中很少涉及处于边缘角色的少数民族参与国族建构的缺陷，本课题以“清末民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中的民族互动”为主题，以清末民初民族主义传播兴起为切入点，着重挖掘整理中国少数民族在近代中国参与国族建构的历史资料，并追溯当时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一些民族主义思潮、中华民族认同等迹象，主要探讨民族主义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少数民族对“中国”“中华民族”的认同及少数民族参与国族建构的历史进程等，其意义在于彰显中国少数民族在近代国族建构中的历史角色与作用。
[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2页。
[2] 〔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1页。
[3] 〔韩〕韩贞一：《韩国政治发展论》，韩国田艺苑，1982，第234页。
[4] 〔日〕世界民族研究所编《民族主义·苏联民族政策》，日本世界民族出版部，1958，第4页。
[5] 〔韩〕陈德奎编《韩国民族主义》，韩国现代思想社，1976，第16页。
[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358页。
[7]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期，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第485页。
[8]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九十四、九十五期，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32页。
[9]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期，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486页。
[10] 《民族主义》，《游学译编》，1903年10月20日。
[11]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237页。
[12]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545页。
[13]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90页。
[14] http：//forum.qidian.com/threaddetailnew.aspx？seehost=true&hostid=102271207&threadid=112900800.
[15]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杂志》1913年第1卷。
[16]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甲寅》日刊，1917年2月19日。
[17] 刘泱泱编《黄兴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266～267、260页。
[18] 《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126页。
[19] 《五族国民合进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2期。
[20]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第46页。
[21]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