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局成为使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迫向帝国主义打开大门的重要事件，此后，中国步步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1901年中日《辛丑条约》的签订则意味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径加剧，清王朝政府统治腐败和丧权辱国，致使中国社会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迫使中国社会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联系，西方社会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渐次影响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仅对世界的观察与认识发生了变化，也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得以传播兴起并深刻地影响到王朝国家转型的进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为代表的传统民族观念早已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都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依据。但至近代，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强烈冲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想逐渐由西方传入，而首先接触和传播民族主义思潮的则是留学国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其中留学日本的学生较为活跃。当时日本正处于热衷学习西方的氛围，西方各种理论和思潮在日本非常盛行，深受这种环境熏陶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受到日本民族主义的影响，不仅民族主义情绪比较浓，而且还积极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到国内。当时，在日留学生创办刊物，经常举行集会，积极传播和宣传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7]

那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民族主义的？我们知道梁启超是当时研究和传播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8]余一则认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9]

经过开放知识分子的广泛介绍和传播，“民族主义之声，渐播于吾国人之口笔。提倡主持者，颇不乏人”[10]。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极大地鼓舞了苦于探索中的人们，他们赋予民族主义以巨大的功能，称：“……今而后，吾以民族主义为宗旨，合我黄农裔胄，组织民族的国家，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为独立之雄鬼。国兴，我民族自兴之；国亡，我民族自亡之。”“我们提倡民族主义，便先要四万万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知道了死期将至，困兽尚且要斗……如果四万万人都知道了危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便不难恢复。”[11]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影响下，许多有识之士一方面用民族身份、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精神的重建来启迪民智，另一方面也在民族主义旗帜的号召下积极地从事救亡实践活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要靠民族主义：“欲达此莫大之目的，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者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于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12]

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扩张中传播到中国，而近代中国面临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排满”革命更加助长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由此，民族主义成为近代中国各种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或在“排满”革命，或在中国救亡图存运动中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