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中国海洋意识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 海洋意识的本质特征分析

1．海洋意识根植于人类的涉海活动

海洋意识是人们对人海关系的自觉意识，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涉海行为的自我反映。当前现代海洋意识的淡漠或缺乏，一方面表现为公众对人海关系的错误理解和自我中心定位，另一方面也突出表现为对现代海洋意识的理论建构极度匮乏。

人海关系是从人地关系中引申出来的概念，是人地关系的区域性体现。人海关系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最重要的类型。人海关系也是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从更为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进行分析，人海关系即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即人类活动与海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以海洋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人类活动的构成方式进行的人海关系分析，还可以区分为几个层次；从宏观到微观或者说从构成的规模角度，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活动与海洋的关系。主要涉及人类活动与海洋、海岸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后果。人类活动对海洋、海岸带的影响主要包括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海洋与海岸带管理等问题；也包括沙滩休闲、沿海旅游、海洋保护等各种涉海行为。这个层面主要是从人类行为的角度进行人海关系分析。目前人海关系主要突出了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与此同时表达出海洋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等行为的影响。

第二，人类心理与海洋的关系。这个层面一方面涉及海洋对人类认知、情感、个性及意识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涉及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体验以及人们对海洋观念的主动建构，同时也包括关于海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民族性的海洋文化塑造、海洋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涉海人员的生存质量及主观幸福感（SWB, subjective well-being）研究等都构成了这个层面的具体问题。

第三，人类社会与海洋的关系。这个层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对海洋的影响，主要涉及社会形态、结构、制度、文化，以及经济活动等对人与海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海洋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涉及人海关系对社会形态、结构、制度、文化乃至社会心理的影响。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目前在国内外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公认的学术研究领域，即海洋社会学（maritime sociology）研究。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围绕“海洋社会”概念而展开的。而“海洋社会”的核心就是人类社会与海洋的关系。

2．海洋意识是对人海关系状况的反映

通过对人海关系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人海关系的协调发展和有效调控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工业生产提高了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作为人类活动聚集度最高的海岸带首当其冲，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退化、灾害频发等问题触目惊心，人海关系向着不协调、恶化的方向急速演变。这种不协调、恶化的人海关系，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以人海关系为基础的海洋意识的淡漠或误区，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日益重视。

前者的突出表现是“人海关系”概念界限不清，从现有的学科分类中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从地理区域上讲，人海关系可以直接构成人地关系的下属概念，于是人海关系也就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对象。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海关系反映了从古代“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单向人海关系到现代海洋贸易、海洋生态、海洋开发等现代人海关系的过渡或变迁，于是“人海关系”构成了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这种分析还包括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学分析等多种角度，所有这些角度都从某些侧面对人海关系作了描述、分析和解释，这就构成了对“人海关系”的多学科、多视角的解构，也就成为“人海关系”概念难以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多学科的视角也为我们将来把握人海关系，建构现代海洋意识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做了充分的智性准备。

海洋意识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海洋意识观念停留在开发利用、破坏后保护阶段，缺乏现代性的海洋意识建构。工业革命以来，征服海洋和海洋开发成为人海关系的主流观念，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对海洋资源的肆意开采、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毁灭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在当今时代，伴随着以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权益为标志的“蓝色革命”的兴起，对海洋资源和环境破坏的工业文明后遗症仍然频发不止，如2010年5月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

可见，人海关系调控已迫在眉睫，人们的海洋意识需要进行时代变迁，需要解决人海关系界定不清、海洋意识淡漠甚或步入误区等问题，以适应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近些年来，随着人类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改变，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濒海国家把开发海洋作为重要国策。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到2009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世界海洋日”，从美国Halpern等人对人类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世界地图的绘制，到中国社会学会确定成立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都体现出人海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的重要领域。

当然，要将“人海关系”理论研究体系化、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海洋意识，并非几人几日之功可毕，这是一项很宏大的工程。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很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刘桂春博士所认为的：以“人海关系”为主线将海洋人文科学研究穿引组织起来，是一项很吸引人的工作，并且终有一日会有专门针对海洋设计的“人海关系”理论——像今天的人地关系理论指导陆域开发、社会经济发展一样——能够指导海洋事业的发展。这种理想的“人海关系”理论也可以说就是现代海洋意识的理论阐释。

可以说，人海关系是海洋意识的核心，人们现代海洋意识的淡漠甚或缺乏，导致了在人海关系认识上的错位，并使得工业文明以来恶劣的人海关系得以延续。只有加强人海关系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海洋意识，才能有效促进人与海洋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海洋意识具有历史传承变迁的特征

人类的海洋意识大体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而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大体描述了海洋意识领域的人海关系观念变迁的历史，也体现了历史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些阶段上表现出的海洋意识特征，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技术和事件应对水平。

第一，自在的海洋与人类的起源：海洋自在意识。

生命的起源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生命起源于海洋。水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成分，海水的庇护能有效防止紫外线对生命的杀伤。大约在45亿年前，地球就形成了。大约在38亿年前，当地球的陆地上还是一片荒芜时，在咆哮的海洋中就开始孕育了生命——最原始的细胞。到了大约300万年前，出现了具有发达的端脑的人类。现代意识研究表明，正是人类端脑的出现，才使得人类的意识的产生成为可能。在人类出现后到有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人与海洋的关系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从确定这种海洋意识是否存在。另外，人类历史的研究通常类比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历史。从个体心理发展的角度看，人类个体成长的初期不具有意识能力，固然也就无从谈起海洋意识。

第二，高于人的海洋与人类社会的出现：海洋敬畏意识。

朱建君曾经从海神信仰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并把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分为“四海”水体观念、海洋价值观念和海洋本体观念三个成分。古代的“四海”水体观念既反映了统治者的王权象征观念，也反映了民众的中央之国的观念。古代的海洋价值观念说明海洋的渔业经济价值在我国古代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认识和利用。古代的海洋本体观念一方面表明人们在这种力量面前感觉到人类自身力量的渺小，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又不甘于受海洋摆布。总的来讲，“敬畏和崇拜”构成了这段时期人类对海洋的基本意识。即使是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也是在膜拜的仪式和敬畏的情绪下进行的。这也反映了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被改造的海洋与工业文明的推进：海洋开发意识。

工业文明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推向极致，那就是“认识和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构成了工业文明进步的每一个台阶。征服和改造是工业文明最时髦和最贴切的标语，而这种征服和改造的力量来自于科技的每次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海洋贸易、海洋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沿海经济发展等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代名词。伴随这种“文明”而来的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物种消亡、全球灾害等问题的频发和加剧恶化。这个时期的海洋意识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空前强大，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人海关系的片面理解。工业时代以来，这种海洋开发意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开始的单向无节制的索取和利用；到先破坏后保护的亡羊补牢式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再到有意识进行海洋损害评估和初步的海洋保护意识出现。

第四，现代人海关系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海共存意识。

Halpern等人在2008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世界地图，指出超过40%的世界海洋生态系统都已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在解释为何绘制该地图时，Halpern等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发生在世界各海洋的广大区域的事件，不管是令人赞叹的还是令人担忧的，都仍然视而不见。同时，海洋又是人类地球上最后一个主要的科学探险的前沿领域。尽管当代科技发展已经允许人们去接近、探索和影响近乎一半的海洋区域，但我们对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及其在人类影响下的改变仍知之甚少。该研究的目的，就是评估和视觉化人类已经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当然，此类研究目前也仅限于海洋损害评估，关于海洋保护的理念尽管已出现并得到重视，但是从根本上改变人海关系观念，仍然需要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

4．现代海洋意识是在人海关系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集中体现在现代西方人地关系观念上，这些观念在理论上都涉及人海关系，并且为人海关系的讨论奠定了更为一般化的理论前提。这些观念主要包括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人类生态论（Human Ecology）、文化景观论（Culture Landscape Theory）、协调论（又称调整论，Adjustment）、环境感知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可持续发展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这些人地关系观念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地关系观念的演变和更迭。它们在理论上都涉及人海关系，并且为人海关系的讨论奠定了更为一般化的理论前提。因而，在人海关系讨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事实上也构成了现代海洋意识所针锋相对的观念形态甚或直接构成了其基本观念。其中对人海关系讨论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观念：

（1）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思想的核心是一切都以人为尺度。在人海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论一度起到了革命性的激励作用，它推动了人类与海洋不断地做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以自身为中心开发海洋资源并肆意破坏海洋生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类中心论是必须被否定的价值观念，应该为新的人与海洋协调发展的观念所取代。

（2）协调论。协调论认为人、自然与技术的大系统内部应该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资源采取耗竭式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不断使人与自然这个大系统产生强大震动。人与自然不能协调发展，技术的进步并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甚至不断出现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进一步危及人类的生存。在人海关系问题上坚持协调论，就是要避免工业文明的恶劣后果，坚持人类、海洋与技术的动态平衡，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协调发展。

（3）可持续发展论。关于可持续发展论存在很多界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1989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UNEP）专门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走向国家和国际平等；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基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后一个界定视野更为开阔。在人海关系问题上坚持可持续发展论，也就是：既要注重资源开发利用，也要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要满足当代需要，也要保护后代需要；既要关注国家持续发展，也要关注国际协调持续发展。

不管是人地关系还是人海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在“生命同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人类与自然或者说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建立了道德共同体，共同体的目的是保障所有成员的利益。为此，需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互利共生、协同进化的关系。这种观念就是新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念。刘福森教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问题。

工业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基本判断，以人的利益满足为基本目的，以无限制的科技发展与利用为基本手段；其结果必然是人类对自然大肆开发与利用，以至于资源枯竭、生态破坏，进而导致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报复和严惩。而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共生为基本判断，以协同进化为基本目的，以科技促进生态协调发展为基本手段。其结果是：生态文明下的发展，不仅是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也是生态环境的发展；生态文明下的进步，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人所处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协同进步。所以，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它更是一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形态，相对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更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

从人海关系角度看，工业文明也可以说是大陆文明，它所表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大陆的关系。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这种大陆文明需要被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在新生态伦理学指导下的人海关系的观念构成了这种新文明形态的基本价值观。所以，海洋文明构成了人海关系存在的理想文明形态，关于这种人海关系的意识也就构成了现代海洋意识的“终极”形态。所以，海洋文明意识就是在海洋成为人类最后的发展区域的时候，当海洋文明取代大陆文明后，在人与海洋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在海洋文明成为未来的人类文明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人海关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