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探索

在当今全球海洋竞争发展的“海洋时代”，相关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已经集中到了海洋国力竞争，“海洋国家”已经代替了原有的“沿海国家”“岛屿国家”的传统称指。海洋国力竞争包括“硬件”竞争和“软件”竞争。“硬件”，即国家的海洋经济实力、海洋科技实力、海洋军事实力等基础实力；“软件”，即国家发展海洋、建设海洋大国和海洋强国的发展理念、指导思想、目标定位、制度设计、道路选择等政治智慧，与全民族对此的普遍认同、信奉和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力、感召力等共同构成的国家海洋文化实力。这种海洋文化实力“软件”，事实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海洋的生活方式。它体现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海洋的精神风貌、价值观认同、民生质量和生活感受，包括幸福感受、审美感受等高端生活感受与人生社会追求。这样的“海洋文化”，才堪称而不玷污人们所津津乐道、值得人类追求、向往的“海洋文明”。

当前，海洋强国、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其指标体系的高端，应该是将中国建设成为海洋文化强国，即海洋文明强国；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中，海洋文化之强，自是其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无疑，对当前中国海洋文化的现状应如何分析判断，对其未来目标走向应如何把关定位，“海洋文化强国”应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此应如何规划设计？这是亟须系统解决的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1．中国海洋文化当代发展面临问题的分析

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现状如何？曰喜忧参半。喜者，我们正处于中国海洋文化从近代低迷走向当代复兴的时代。我们有悠久辉煌的历史、丰富灿烂的遗产作为当代发展的雄厚基础；我们有中央和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国家海洋部门的大力推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为之筚路蓝缕、阐发呼吁；我们有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各层各界对此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对区域海洋文化（主要是海洋旅游文化、海洋节庆会展文化等文化产业层面）的大力运作——这些都推动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当代发展。忧者，我们的当代海洋文化发展还存在着不容忽视、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有以下五点：

一是国民的海洋意识尚未得到普遍增强。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尽管海洋事实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愈发重要了，但海洋在国民心目中的位置还不够凸显，海洋意识淡漠的现象还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心中无海”、类似“我国总面积只有960万平方公里”等错误“常识”尚未得到普遍纠正，世界海洋竞争、国家海洋权益、海洋环境保护等相关意识依然呈弱化之势。

二是近代以来被扭曲了的海洋观念尚未得到有效矫正，依然存在着许多误区。比如西方的殖民、扩张性的海洋文化（类型）是“海洋文化”，不如此就不是“海洋文化”；西方的文化是“海洋文化”，开放、先进，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封建、保守、落后；要发展海洋文化，就要像西方那样四处占领、控制海洋，就要经济利益至上，而不能像郑和下西洋那样只是和平航海、教化四方，“厚往薄来”，做赔本买卖；等等。

三是对国际海洋竞争、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文化的作用认识不足。如只强调国际海洋竞争的利益竞争问题，而忽略其竞争思想、竞争观念等文化深层次的决定性、主导性因素及其作用；只重视海洋经济指标、数据的提升，而忽略经济观、发展观等文化深层次的决定性、主导性作用，包括经济质量评价、社会和谐与环境友好评价、国民生活的幸福感受评价等问题。

四是海洋发展包括海洋文化发展的主体错位和方向迷失。说发展海洋，发展海洋文化，这不存在问题，谁都会说重要；但如何发展、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是向西方学习、朝着西化方向发展，还是立足于中国主体，基于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走适合于中国国情、为中国人喜爱、适应中国人需要的和谐的、和平的、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海洋发展之路？这一根本性问题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并不明确。

五是对“发展”的理解的误区。多年以来我们的“发展”往往只注重经济发展，往往沾沾自喜于发展数字、GDP指标，认为这些数字、指标必须年年增长才是发展，否则就是倒退，为此而往往不顾发展质量，例如各地常见的“楼歪歪”等豆腐渣工程、“农药残留”等图财害命工程、“城市扒路”等穷折腾工程，不但造成经济的极大浪费，而且对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生命质量造成极大破坏，有些破坏不可修复、不可挽回。这样的“发展”在海洋上也“表现突出”，由于“海纳百川”，海洋成为万源之汇，陆源污染、破坏导致海洋承受的更多，情况更严重。我们的海洋环境问题年年治理，反复治理，但年年问题多多，这都是由于发展观不正确所致。

如上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很好的解决，直接关乎中国海洋文化的当代发展质量和未来命运。

对于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的历史学界和哲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海洋文化的认识，是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包括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事实及其评价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史观、中国海洋文化史观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历史观正确了，中华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乃至民族自身，才会有认同感、自豪感、自信心，否则就只能是自惭形秽。

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的竞争。将文化问题提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是对文化问题的应有认识。这里的“文化”，在现代意义上，随着全球性农耕文明在主体上让位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就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走势和主导文化而言，已经更多地体现为海洋文化。“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源自古希腊、近代又被反复“复制”和强调、已经强化成了西方文化主导意识的海洋发展思维，各国发展海洋、竞争于海上的发展战略，在“竞争”“控制”思想意识像一把墨伞笼罩和控制着地球的当代条件下，似乎已经深入人心。随着国际社会将21世纪看做“海洋世纪”的蓝色浪潮的兴起，全球性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权力量的竞争，已经成为各海洋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领域，甚至被视为竞争的“高地”，与此同时，海洋意识、海洋观念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日益强化。海洋文化问题越来越凸显出了其重要性。

发展海洋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旨在对海洋物质的获取、占有和享受，这在世界各国可以说没有什么两样；但在世界各国、各民族那里，人们对海洋的审美感受、对海洋价值的体认、人们的海洋意识和观念、人们的涉海生活方式及其精神世界却不尽相同。世界一体化、全球化，虽然目前看起来还只是世界经济层面上的事情，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单层面的问题。毋庸讳言，世界一体化、全球化已经对世界上大多数自觉不自觉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民族的文化造成了影响、渗透和改造。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化都被“世界一体化”“全球化”所同化了，那么这一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彻底消亡，也就为期不远了；如此，这个“国家”“民族”的不复存在，至少是名存实亡，也就为期不远了。由于“世界一体化”“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产物，而“现代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因而如此所导致的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消亡甚至国家的消亡，则实质上是被西方“发达国家”所“统一”的结果、“同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样的“世界大同”包括“文化大同”，其实质就是以“非西方化”国家、“非西方化”民族及其文化的消亡为代价的全球的全盘西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醒。

在当今全球海洋竞争发展时代，一个海洋国家的海洋文化，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时代是“海洋时代”，海洋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就是海洋国力竞争，尽管其支撑性的“硬件”是国家海洋经济实力、海洋科技实力、海洋军事实力等基础实力，但其“软件”即国家的政治智慧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力等文化实力，却比“硬件”还要硬，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硬件”的政治与文化属性、价值功能。“硬件”相对于“软件”而言，只是工具，是手段，而“软件”则是“人”，即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硬件”掌握在谁手里，就会为谁服务。文化实力——亦即国家政治智慧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力的来源，是对国家主体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实力强大了，其他实力可以强大；文化实力衰弱了，其他实力也不会真正强大，看似强大了也没有用，也会被打垮、被摧毁、被战胜者利用，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下来。于此，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部永远不能忘却的教科书。

近代随着“西学东渐”和西人东侵，越来越多受西学影响乃至“恩惠”的“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不但不想打仗，而且看到了可以冠冕堂皇借机生财之道，因而一方面极力将西方小国媚之为“列强”，将他们开来的几条大船、船上的几门大炮誉为“船坚炮利”，一方面极力鼓吹“师夷”，美其名曰“师夷以制夷”，而“师夷”的办法就是大办“洋务”，从而将自己摇身变为“官办军火商”“官办实业商”，掏空国库而中饱私囊，不惜为此而唯“洋人”马首是瞻，极尽奉承之能事：逢战必败，不战自败，每每都是既割地又赔款，既满足了洋人的需求，又造成了更大的军需缺口和借口，一方面在“师夷以制夷”的幌子下，从西方“列强”那里大量购买“洋枪洋炮”，组建和武装自己的“新军”，连“教练”也敦请洋人，如何打仗“悉听尊便”；一方面在“实业救国”的幌子下，向西方“列强”开放港口、开放矿山资源、开放倾销西方“先进”工业品的市场，大量引进外资外企，使帝国亿万“臣民”沦为外资外企和官僚资本的“劳工”，同时向西方开放买卖劳动力人口的“人力市场”，向西方“出口”的百万劳工——一批又一批“华工”实即奴隶，被贱骂为“猪猡”，大部分或在旅途上葬身海底，或在目的地被虐待致死，成为西方“列强”自罪恶的非洲奴隶贸易之后又一轮罪恶的奴隶贸易。近代中国就是这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由此可见，“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们的“师夷”是手段，至于其目的是不是为了“制夷”、能不能“制夷”，他们心知肚明，无非只是个托辞、幌子罢了。“洋务派”搞了二三十年的洋枪洋炮洋军洋舰，“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甲午”一战却全军覆没；其后“洋务派”继续当道，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重。究其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被洋务派贬损、否定了，民族精神被肢解、扭曲了，自认为什么都不如别人了，因而导致国家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和自信，形如一盘散沙，“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们各自营利，结果外侵、内战混成一片，人民造反浪潮四起，经济民生一片狼藉，直至晚清王朝及其洋务派自我葬送。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世界海洋大国间展开的作为综合国力竞争内容的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资源、海权力量竞争，说到底，是各自海洋文化力的竞争。也就是说，导致这种竞争的开始、左右这种竞争的格局和态势、决定这种竞争的发展方向的，是世界各海洋大国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海洋文化因素。一国海洋文化的整体实力，左右着“海洋世纪”中一国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方向，并且对综合国力的竞争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保障作用、导向控制作用，进而发挥着影响全局、决定全局的作用。

西方海洋国家所主导的“海洋秩序”的“世纪话语”，是其强烈的国家、国民海洋意识、海洋思维、海洋观念等海洋文化综合因素的产物。英、美等国家的海权论，早已影响了其海洋国力和国家实力的发展，以至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将西方国家视为蓝色海洋文明的属地，似乎海洋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专利。在西方思想、观念的主导下，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国际海洋秩序”内容，没有一项是由我国发起、倡导的，因而大凡我们参与其中的现代“国际海洋秩序”，不仅几乎没有一项是扩大了我国自己的海洋权益，而且大都恰恰相反，挤压了我国海洋主权和相关权益的空间。为什么？问题不在于我国作为海洋大国的“硬件”够不够强大，而在于我国的海洋发展国策、海洋安全国策是不是已经把自己视为海洋大国，并自信完全可以成为海洋强国。

毋庸讳言，“21世纪是海洋世纪”，是各海洋国家尤其是海洋大国、强国之间基于长期的、越来越激烈的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资源、海权力量的竞争而趋于白热化的“世纪话语”，这一“世纪话语”的主动权，目下掌控在西方海洋发达国家手中，而不在我们中国。我国的海洋发展乃至国家发展，如果仍然按照西方给出的“既定”的模式，纳入这一世界体系，与其“国际接轨”的话，则只能在西方所主导、所控制的“海洋利益”的残余空间中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

西方人的海洋意识和观念存在着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偏误和弊病：（1）一味鼓吹并在世界上推行欧洲中心主义（如黑格尔），因而在文化上排他自傲、导致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2）一味强调用海权力量控制世界，宣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如古希腊狄未斯托克、美国马汉），因而促发了西方海洋列强的产生和海上争霸、海外扩张的“蓝色圈地运动”及殖民心态；（3）一味追求海外“发现”和海外贸易的作用与世界市场的商机获利原则，因而促发了残酷的市场竞争和适者生存观念的国际化；（4）一味强调海洋资源的可占有性，因而导致海洋科技不顾科技伦理和生态规律，无节制地用来掠夺和占有海洋资源空间，使西方国家在掠夺开发世界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全球性海洋圈地运动，海洋权益争端四起，使整个世界硝烟四起，凸显和平危机和环境灾难。

但是，面对这样的海洋发展模式所体现的文化偏误与弊端，我国无论是决策层面还是民间层面，不仅未予以批判和抵制，反而大受其影响，甚至左右了我们自己的海洋意识和海洋价值取向。近年来，尽管我们对海洋发展越来越重视，但基本上着重在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资源、国家海洋权益领域，远未形成文化上的意识自觉；“海洋中国”“海洋大国”的意识和理念相当淡薄，即使已有的对“海洋中国”“海洋大国”意识和理念的倡导和强调，也尚处于国家海洋经济实力、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等领域的基础层面，海洋文化建设的倡导远未得到普遍性呼应，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涵的海洋国力和海洋文化对综合国力，尤其是海洋国力的支配和导向作用远未受到重视。至于对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的系统研究，则更是付之阙如。

中国海洋文化原本和谐式、和平式发展的传统模式和道路，是在近代以降遭遇到了西方近现代崛起的物欲竞争式、海盗掠夺性、海上扩张式的海外殖民文化的袭击和重创之后，在“师夷”即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中，通过自我否定、自我贬斥而顿失自身优势，被自觉不自觉地纳入了西方观念所主导的海洋发展模式与机制系统的。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承续不断的海洋发展历史的泱泱大国，在当代世界性海洋发展、海洋竞争的世纪大潮中，如何重建自己的中国式海洋文化模式，进而重建东方的海洋文化模式系统，以使中国的海洋发展和国家发展重新崛起，通过中国式、东方式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竞争格局中重振辉煌，进而影响这个世界，不但是中国的海洋发展所需要的，而且是世界海洋发展所需要的——中国应该对世界发展承担大国的责任。中国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

面对21世纪作为“海洋世纪”的全球性海洋发展形势，中国已经进行的“海洋发展”研究和实践、国家决策和地方行动，基本上都还处于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管理层面，若长此以往，海洋文化层面的缺失、海洋文化理念的缺位、海洋文化意识的丧失所导致的弊端，迟早会而且已经显现出来。近些年来海洋开发对海洋资源环境、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海洋管理对此表现出来的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此以往，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的海洋将变得海水不蓝、海鲜不鲜、海景无景，甚至滨海无海、断送海洋历史、毁灭海洋遗产，将会只剩下海洋科技，甚至只有高科技才会有用武之地——去打捞、抢夺那些暂时尚未破坏和毁灭的海洋经济价值。

中国海洋文化的当代发展，是以国际社会将21世纪作为“海洋世纪”的全球性蓝色竞争浪潮为背景、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大国并将海洋发展确定为重要国策为前提的。中国海洋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的有机构成成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体现形态。中国海洋文化的传统凝聚和体现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元素。因此，把中国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割裂开来，甚至与中国文化整体割裂开来，是错误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体现着中国文化整体特征的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系统；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战略抉择，应该是不同于西方文化模式的中国文化道路。

面对21世纪作为“海洋世纪”的全球性海洋发展形势，面对近代以降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受制于西方海洋文化模式所带来的病态弊端，重新认知和评价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发展的历史基础，重新挖掘和发现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发展模式的现代价值，迅速改变我国国家海洋意识缺位、民族海洋历史失忆、国民海洋观念缺失的海洋文化自我矮化与扭曲的现实状况，重新选择和定位中国式的海洋文化发展道路，研究制定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战略，以期在海洋国力竞争中建立海洋文化的保障与导向机制，避免造成国力竞争的偏向和不当甚至恶性竞争中人文道德理想的失控和失衡，已经成为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乃至整个国家发展，并进而影响世界的应有战略抉择。

面对“海洋世纪”的全球性蓝色浪潮，将海洋大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中重视和发展海洋文化，同样应是我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针对“海洋世纪”蓝色浪潮业已兴起、国家间海洋国力竞争的实质已是海洋文化竞争的世界竞争格局，针对我国是世界上重要海洋大国的海洋文化国情，系统分析和阐述海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唤醒和强化国人的海洋意识，振兴海洋文化，另一方面有助于澄清和拨正国际国内海洋文化相关研究中的某些理论误区和偏谬，从而正确、有效地发挥中国海洋文化在当代“海洋世纪”中的价值功能，促进新时代海洋文明的健康发展，在全球化、现代化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推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伟大复兴，进而影响世界的发展，无疑不仅大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2．中国海洋文化战略发展文化本位的思考

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洋文化的战略发展，应根源于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认同，基础于中国文化主体地位即中国文化本位的回归。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本来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区域自身在长期历史上创造与选择、积淀与传承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在多种文化共存共融的世界上，一种文化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不同于另外的国家、民族、区域的标志。尽管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不可或缺，但这种交流和影响只能是、只应是“客”对“主”的关系，而不可以也不应该反客为主，甚至把对方吃掉。世界历史上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比比皆是，但一种主体文化对另一种客体文化的吸纳和接受，无非有两种形态和方式：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主动接受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对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利用的自觉，其形态和方式自然是和平的、友善的、渐进的；而被动接受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对外来文化被迫地变革、让位、归顺的无奈，其形态和方式往往是残暴的、无情的、迅猛的，并且往往是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战争的产物。战败的一方如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较小的民族、较小的文化区域，那么即使人口没有被对方消灭，其文化也会很快被对方消亡。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曾经辉煌一时的较小区域的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人口战争和占领、文化侵吞和变革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对于大区域的文化，情形却大不然。异文化主体的侵入和占领，既不能消灭这一大区域的人口，甚至无力占领和控制这一大区域的地盘，更不能灭亡这个大区域的文化，结果往往是首先导致这个大区域中文化上的一片混乱，和在混乱之中不断产生的原生主文化对外来客文化的抗争，然后是“土著文化派”或曰“国粹文化派”与“外来文化派”以及中间骑墙派或调和派之间在主张、观点和理念上的不断论争。应该说，“本土文化派”或曰“国粹文化派”也好，“外来文化派”也好，人们大多关心的都是这个本土国家、民族、区域文化的命运与前途，只是文化理想与文化设计的不同，尽管主张“外来文化”的一派往往被指斥为“洋奴文化派”“汉奸文化派”。中国文化之在中国，在世界进入近代历史之后出现的问题，就是上述一个大文化区域在受到西方强盗侵略、被动和被迫“接受”西方外来文化之后遇到的问题。即，中国自近代遭受西方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之后，很多中国人自己开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产生了动摇，乃至有许多人开始否定甚至全盘否定，因而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命运与前途问题的关注，就一直成为人们不断论辩、论争的至关重大命题。尤其是随着近些年来世界上由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愈演愈烈，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亟须解决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因而中国文化作为主体文化定位的回归与发展，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关于中国文化主体本位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关注，这是中国自近代遭受西方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之后，中国人自己开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产生了动摇，乃至有很许多人开始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后，才被提出来的至关重大命题。

中国文化本来是承续发展了上下五千年、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类型中历史最为悠久、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广远的泱泱大国文化，但自从中国历史走进近代之后，却先是被动地，后是主动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与此同时，对中国固有文化开始了口诛笔伐的历史，从此截断了中国文化自身传统的承续、发展的路径。择其大端举之，先是洋务运动，后是维新运动，再后是五四运动，再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的批判运动。但是，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接收与接受，毕竟是在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自成体系的古老而鲜活的文化传统、有着原本远远高于西方文明水平的泱泱大国中发生的，而不是在一个原本弱小的国家、文化根基甚浅的民族那里发生的，更不是在一片原本文化沙漠上移植的。在原本弱小的国家、文化根基甚浅的民族那里，外侵的文化很容易将土著文化赶尽杀绝，夷为平地；在一片文化沙漠上，植入的文化很容易在那里生根开花。但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年不灭、生生不息的“顽固”的本性与能量，不管历史上如何改朝换代，不管入主中原掌控中国政权的曾经是“华”是“夷”，中国文化的传统文脉从未中断过。自上古以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结果都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改朝换代，而主流文化依然承续。中国自秦汉统一，最根本的是文化的整合统一，刘汉推翻了赢秦，结果是汉承秦制，其后任王朝更迭，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在延续、发展，并且被周边地区乃至海外地区所仰慕、学习模仿，自觉地纳入中国文化系统；即使外族入主中原，也无不自视为中国文化道统的承继者，无不在中国奉行中国文化传统，其本民族的自身文化，无不被中国文化传统所同化。而“这一次”，面对近代以降的西方文化的侵入和反客为主，中国文化传统被入侵、自戕得“国将不国”。而西方文化是不是能适应于中国这一文化土壤？如果不能适应，中国文化自身应该怎么办？其命运到底将会怎样？其路向应该如何？从晚清、民国直至今日，人们就这些问题不断地进行着思考、思辨、主张和论战。

中国文化发源于上古，中国文化的精华酿成于先秦，中国文化的成熟、延续和发展开始于秦汉。从总体而言，自汉代确立了儒家的文化正统地位之后，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价值体系和礼仪规范的主体内涵，是处于多民族多元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这种核心文化、主导文化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的完整统一，支撑着中华民族历史地靠近积聚成为一个庞大的占据世界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的人口，并至今有着顽强的、鲜活的生命力的伟大民族。中国历史上不管是中原人建立的帝国王朝也好，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帝国王朝也好，都自觉地维系、承继和发展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这一核心文化、主导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历史。如果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信仰和文化体系，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将无从谈起；如果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和发展着的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信仰和文化体系被取缔、推翻、中断、分崩离析，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就必将是一盘散沙，分崩离析。有人说，儒家文化并不绝对保证中国的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是有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这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主体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政权的更迭兴替是两个概念，一个政权的执政既可能很好地代表、体现中国的主体文化思想与规范，也可能与其背道而驰；不管这个政权是一开始就与其背道而驰，还是后期与其背道而驰，它的很快被推翻或最终被推翻，都是其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与施政规范背道而驰的结果。汉代之后历史上每一次出现分裂割据，都是前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政权在执政的后期不得人心，或经民间起义造反，或由内部倒戈反叛，一时群雄四起，导致了一个王朝政权的垮台；而各个新建立的政权，则或因其自身的非正统性而难服天下，或因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足以实现大统一局面，这才导致政权的“割据”并存；但无论哪个政权，尤其是中原政权，甚至不少少数民族政权，大都以中华正统自居，大都欲以中国的主体文化思想与规范统一天下、治理天下，而绝少自甘居于一方，图谋长期与正统合法的国家政权分列门户，别立一“国”。由此可见，不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内涵的中国文化思想及其政治观念与伦理道德规范可以治理天下，使天下民得其所，长治久安，“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而且也正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内涵的中国文化及其政治观念与伦理道德规范，能够把中国已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拉回到一统中来。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多个民族共同地历史地积淀形成的深入人心的知识话语系统和观念信仰系统，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化主体自身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各种文化之间，只有内容形式的不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西方人使用刀叉做餐具，中国人使用筷子做餐具；西方人吃面包，中国人吃馒头；基督教徒礼拜上帝，中国人敬天法祖；西方人人与人之间讲求契约，中国人人与人之间讲求亲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哪个高明，哪个低下？

近些年来，随着世界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人类生活的地球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环境、资源、精神与社会问题，因而人们的关注热点，由以往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对科技发展这一“工具理性”的重视，更多地转向了文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从“文明的冲突”和“文明共存”的不同视角考察当今世界大趋势所提供的文明即文化分析的框架，引起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的关注和重视。人们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不同的发展类型与路径，解释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等一系列问题，并试图用文化的理论与方法探求其解决方案。由此，文化问题、文化战略问题正越来越成为世界性关注的热点与重点。

世界进入近代化尤其是现代化的近100多年以来，之所以导致全球性科技、工业、经济畸形发展，导致唯（泛）科学主义泛滥、唯（泛）经济主义成灾，“工具理性”发达，“价值理性”贬值，实用主义乃至拜物主义盛行，人之作为“人”的危机与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相伴而来，成为20世纪全球性的“世纪病态”，使人类陷入一种“无心”状态，正是由于主导和牵引这个世界的是以西方海洋发展模式为主要内涵的西方文化的缘故。西方文化的这种“魔力”并非由于其对整个世界具有吸引力、向心力，而是一方面人们“理智”地、朴素地认为“落后就要挨打”，因为昔日的强盗依然在时时伺机“打人”，世界各国因而不得不、不敢不年年花费巨额军费开支、科研开支、经济政策扶持开支等向西方海洋大国进行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的“追赶”——这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本土文明被西方文明打碎之后，原有的道德伦理与信仰体系分崩离析，最容易被引入物欲横流、“人（仁）莫存焉”的歧途，越来越多清醒的人们已经愈来愈普遍地认识到了这种西方主导的海洋发展模式的弊端。因此，如前所论，人们之所以越来越关注人类世界的文化发展问题即文化战略问题，目的就是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给人类的发展找回这颗“心”。

所谓文化发展战略就是要以“人文价值理性”作为基本原则，建构发展的终极目的意义，用以统领发展方向，改变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世纪病态”，以求得世界不同国家之间、族群之间、阶层之间、人种之间——亦即世界上的人与人之间的长期和谐合作发展关系，推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一句话，就是将人类社会建设发展成为拥有“人的文化”而不再是“物的文化”的社会。

这样的文化发展战略所要创造的文化发展范式，将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总体上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发展范式，是人类发展战略的一次革命性转变。而这样的文化发展范式需要有一种合于这种文化范式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支撑与参照，并且最好在人类历史上可以找到合于这种文化范式的已有社会运行经验可资借鉴，通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无他，就在中国，就在中国文化。

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位的坐标，就是中国文化。如我们前面所论，“中国海洋文化”并不是与“中国文化”并列的两个范畴，更不是对立的；“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和有机构成部分。中国海洋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有国家（民族）、地方（区域）、社群（社会群体）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文化的最高层面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创造传承、建设发展中国的海洋文化，就是创造传承、建设发展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认识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我们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现代海洋文化，目标指向建设中国现代海洋文明，即基于此。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本位，解决了中国文化本位的迷失及其症结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海洋文化本位的复归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创造传承、建设发展中国海洋文化，就是创造传承、建设发展中国文化。因此，在创造传承、建设发展中国海洋文化的当代进程中，必须以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为主体本位，改变中国海洋文化意识、观念的迷失与自我贬损问题，高扬中国文化的旗帜，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使中国海洋文化的现代发展和中国现代海洋文明的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的“灵魂”，作为有源活水，有根之树，永葆生命之树常绿，永葆旺盛的文化青春。

3．中国海洋文化战略发展主导思想的抉择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海洋文化的战略发展，必须有中国自己的主导思想，以明确自己的道路抉择。

第一，中国发展自己民族的、国家的海洋文化，应该成为中国以海洋立国、海洋强国的国家意志。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海洋大国之一，具有悠久的海洋文化历史，海洋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之中，是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人、东方中国文化圈中特有的祖国价值观、民族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是维系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情感纽带。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缺乏足够的正确的认识，因而导致海洋文化意识在我国的长期扭曲和缺位，这无疑制约着我国在“海洋世纪”中综合国力的发展，尤其是海洋国力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理应把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放在其应有的地位。在当代世界各大国、强国之间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作为“硬件”，综合国力表现为海洋经济实力、海洋科技实力、海洋军事实力、海洋政治实力等，但被视为“软件”的海洋文化实力包括民族精神实力，则与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洋政治等互为一体，不可或缺，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日显重要，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近些年来，我国虽然一直强调发展国家的海洋事业，并加大了发展的措施力度，但一直较多地侧重于海洋经济层面、海洋科技层面、海洋军事与权益层面、海洋环保与管理层面，而对海洋文化这种精神层面的“软”层面，却由于海洋文化观念和意识的长期缺位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严重忽视。像中国这样一个海洋大国，从历史到今天，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海洋文化观念的淡薄和缺失，并非自古已然，而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侵略之后落后于西方世界直至现代化以来受欧风西雨冲击而崇洋媚外、丧失自我精神家园的文化表现。因此，作为我国的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绝不应让我国的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缺席。弘扬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精神的历史传统、促进我国海洋文化新的繁荣昌盛、强化我国海洋文化精神的威力和高显示度，是强化我国海洋国力、实现我国海洋发展的国家目标的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

海洋文化体现着“海洋世纪”的时代文化主潮，代表着“海洋世纪”文明发展的方向，对综合国力的竞争发展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保障作用、导向作用，甚至是影响全局、决定全局的作用。因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战略，不但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和子系统，而且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文化支撑，同时还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目标的终极体现。在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中凸显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建构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体系和行动纲领，重塑中国当代海洋文化的繁荣和辉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海洋文化形象，从而在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中充分体现一个泱泱海洋大国人文发展的目标指向，不仅是一个时期的我国海洋发展的战略任务，而且应是对整个人类发展走向的终极人文关怀。

第二，中国海洋文化的战略发展，应该根基于中国自己的海洋文化传统。

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比西方海洋文化更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作为一种文化统一体，中国文化历史上就具有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内敛文化与开放文化或曰长城文化与码头文化的兼有兼容、互补互动的二元结构和发展机制。在传统社会、传统文明中，中国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统摄的观念系统中重农轻商但不抑商、重陆轻海但不抑海，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是农商并重、海陆并举的文化选择。所谓中国的“闭关锁国”“封海禁洋”，只是主要在明清两代的多个时期中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从今天看来也许并不一定就是“最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海洋的必然走向，就如同西方中世纪选择了禁锢与封闭同样道理。明清两代中海洋政策的时禁时开，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发展与开拓，绝不比任何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别的文明落后。应该说，中国历朝历代所选择的这样的发展道路、所形成的这样的文化传统，是有历史根据的，是经过长期考量并总结经验的最佳选择，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精英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才有了如此辉煌、丰厚、绵延不断的历史；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才有了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东方世界的中国文化圈（今多称之为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以中华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以中国为核心和宗主国的东亚朝贡体系和国际秩序；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我们才有资格、有机会为我们自己的如此优秀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自豪。我们不应该对老祖宗指手画脚，不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说三道四，动辄批判、否定，埋葬、断送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包括中国自己的民族的海洋历史道路和海洋文化传统。

如前所论，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模式在近现代社会的失落和败北，并不是这种模式自身发展的必然结局，而是遭遇西方海盗式、掠夺式、依靠洋枪洋炮殖民式海洋文化袭击和重创的结果。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落后文明靠武力掠夺、抢劫、击败甚至占领、统治一个先进文明，这样的史例屡见不鲜。

但是，当历史进入近代之后，当西方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西方海洋文化模式的“优势”（应该称之为“强势”更为贴切）显现了出来，而且很快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和霸权，并将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纳入了这一世界格局和体系。自此之后，西方海洋文化主导了世界。在这种世界发展大潮面前，我们传统的海洋文化丧失了本来具有的优势。而正因为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本身缺少与大陆文化的相互依赖、优势互补，所以西方海洋文化基于资源匮乏的掠夺、占有，具有先天的劣根性，因而必然导致与别国、别民族的激烈的相互竞争，因而也必然以整体性浪费资源、浪费人的生命体力和精神为代价，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显然，西方近代以来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如何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这种发展模式现在依然存在的“优势”（“强势”）？我们至少应该看到：其一，这种“优势”（“强势”）已经是强弩之末。当年那些气势汹汹、似乎势不可挡、纷纷争霸世界的“西方列强”们，现在都逐渐“安安稳稳”地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欧洲；剩下的“后起之秀”美国，超级独大，却多年来一直靠13亿中国人养着，这种“寄生”的“强大”是不能长久的，一旦中国人不养活他们了，他们就会衰落下去。显然，现在他们正在走着下坡路。只要其发展模式不改弦易辙，衰落下去是迟早的事。其二，他们的“优势”（“强势”）靠的是他们“为了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制定的“游戏规则”。比如其以武力控制海洋的“海权”理论和由此而制定的“国际”海洋竞争规则与实践。谁加入了这个“游戏”，谁就得受制于这个“游戏规则”，那么“赢家”永远是“庄家”。如果谁也想做“赢家”，那么谁就必须另外“为了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制定另外的“游戏规则”。这才叫“竞争”。这才能够形成“竞争”。否则其只能成为为别人的“游戏规则”即营利规则服务的打工仔。只有当“竞争”是不同“游戏规则”的竞争，竞争者相互间才能真正一比高下。中国近代对西方的失败，是洋务派自我放弃，坚持和裹挟中国纳入了西方“游戏规则”的结果。所谓西方的“坚船利炮”，所谓“中国落后”，都是洋务派蛊惑人心、裹挟政府的说辞。否则，西方历史上同样有“坚船利炮”的“列强”之间在相互争霸世界中“墙头频换大王旗”，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不止一次入主中原，中国近代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败给日本，中国共产党军队用“落后”得多的装备打败美式装备“精良”的800万国民党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直接打败美国军队，都是解释不通的。因而其三，中国事实上有这个传统、有这个资格和本钱以自己的“游戏规则”参与世界竞争，有这个传统、有这个资格和本钱在竞争中重新胜出，赢得世界竞争，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

第三，中国海洋文化的战略发展，应建立正确、完整、系统的中国自己的现代海洋文化知识体系、意识体系和观念体系。

中国海洋文化的战略发展，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的、“中国特色”的海洋知识系统，并使之成为国家教育和国民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一海洋文化知识系统应该包括：世界的、中国的海洋地理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环境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资源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权益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科学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历史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社会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生活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审美知识；世界的、中国的海洋教育知识；等等。

中国海洋文化的战略发展，应该牢固树立自己民族的、“中国特色”的海洋意识系统，并使之得到全国、全民族的认同，成为国家主流意识系统的构成要素。这一中国自己的民族的、“中国特色”的海洋意识系统应该包括：海洋强国意识；海洋富民意识；海洋科学意识；海洋经济意识；海洋生态意识；海洋伦理意识；海洋审美意识；由以上所形成的爱海意识、敬海意识、用海意识、保海意识；等等。

中国传统海洋文化观念及其海洋发展模式的历史为中国现代海洋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近现代国际海洋发展的历史和当今世界海洋竞争的环境为中国现代海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借鉴，基于中国现代海洋发展的国家需求和国民需要，建立正确、完整、系统的中国自己的现代海洋文化发展观，刻不容缓。

正确、完整、系统的中国自己亦即“中国特色”的现代海洋文化发展观，应当避免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避免将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反对“非古”，又反对“唯古”；既反对“非海”，又反对“唯海”：中国文化的古今通变、陆海同构是一个整体，失却了文化的自我主体不可，片面地走向极端也不可。须防止单项地强调海洋经济，导致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防止单项地强调海洋科技，导致科技伦理的丧失；防止单项地强调海洋经济指标与效益，导致政府的评价体系偏离和国民的拜金主义；防止单项地强调海洋军事大国，导致穷兵黩武；防止单项地强调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差异，导致对中国文化整体的割裂。

“中国特色”的海洋观念系统应该包括：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互补互动的共同的结晶，儒释道哲学精神和思想观念是中国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互补互动的共同的遗产。大陆与海洋互为依存而不是相互割裂；海陆并重、海陆互补、互为本末、蓝黄兼色、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海洋文化的精华所在。这正是中国海洋文化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根本所在。

其二，海洋不是“边地”“边缘”“天尽头”，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海洋发展已经成为全国发展的重心所在，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塑辉煌的中心地带；它在中国的现代文化里，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其三，海洋是自己的家园，而不是自己的殖民地。对待海洋，只能亲海而不是侵海；只能善待海洋而不是虐待海洋。

其四，海洋生活是人们和平、和谐生活的家园，而不是人们拼杀、争斗的战场，对海洋资源只能和平共享而不是竞争掠夺。

对此，中国人应该自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有资本自信。中国人有自己建立天下和平秩序的智慧。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缺的就是自信。

为此，我们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对自己的文化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轻自贱、“言必称希腊”的后殖民文化心态，找回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历史记忆，从根本上拨正长期以来的理论误区和观念偏差，改变中国当代社会国民海洋文化意识淡漠与海洋文化观念缺失的现状，恢复、树立民族海洋文化历史的自豪感和海洋文化发展的自信心。

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是一个海洋国家、民族文化的灵魂。海洋意识的有无和强弱，海洋观念的有无和正误，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弱盛衰，体现着国家文化形象，并对世界产生影响。

4．中国海洋文化战略发展目标定位的确立

（1）中国海洋文化战略发展的目标定位

中国海洋文化的战略发展，应该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定位——中国现代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就是一个文明整体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诸方面，都指向并体现为重视海洋发展、享用海洋发展的文明。

中国现代海洋文明，就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国整体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诸方面，都指向并体现为重视中国和世界的海洋发展、享用中国和世界的海洋发展的文明。

中国现代海洋文明建设，既要立足于中国海洋发展的传统文化基础，又要适应中国现代海洋发展的当下和长远的国家战略和民族需要，以对外构建海洋和平世界、对内构建海洋和谐社会和海洋可持续发展为指向，在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物质文化发展诸方面，形成全国全民族的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

将中国现代海洋文明建设作为中国海洋文化战略指向的目标定位，无疑应基于人类已经处于全球海洋竞争时代所出现的问题。这个时代目前是西方文化模式所主导的，而西方文化模式不仅过去有过血迹斑斑的不光彩历史，而且在现代又导致世界危机四伏，因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文化都不可以继续主导人类海洋时代的发展；尽管中国当代的海洋发展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海洋发展的整体格局之外，但中国的海洋发展不应该亦步亦趋地依然从属于西方所主导的这一模式、这一“游戏规则”，在这一模式、这一“游戏规则”下“戴着脚镣跳舞”。鉴于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价值对于治疗当代西方文化所导致的现代化病态具有大可“扭转乾坤”的优势，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信心十足地以世界海洋大国的姿态和气度，将建构规范中国现代海洋发展并影响世界海洋未来的中国现代海洋文明模式确立为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的目标定位。

因此，将构建中国现代海洋文明确立为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的目标定位，就是要用中国海洋文化实现“人”化海洋，“文”化海洋，亦即用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海洋发展的人文化。

这样的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目标定位，既能实现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自身发展，又能辐射影响乃至主导世界海洋发展方向。这是因为，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目标的实施与实现，体现的是当今世界海洋文化发展的应有方向，因此必然对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形成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和向心力，大面积地、大幅度地影响、带动和主导世界海洋文化战略目标的制定、实施与实现。这不但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大国和具有悠久而灿烂的海洋文化历史的泱泱大国，应该为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为世界海洋文明的构建率先垂范，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作出大国的贡献。

（2）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目标的基本内涵

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目标——中国现代海洋文明的基本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和谐海洋。致力于和谐海洋的建设，就是要注重海洋社会（广义的）和谐、人际和谐、族际和谐、国际和谐与和平，尊重不同区域海洋社会文化传统及其自我选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祥和，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②审美海洋：致力于审美海洋的建设，就是要注重人类对于海洋的精神感受、审美感受、幸福感受，而不是一味追求对海洋资源、海洋利益的贪占享受。

③休闲海洋：致力于休闲海洋的建设，就是要注重予民以休养生息，予海洋以休养生息，以替代快节奏快速率、紧张疲劳型海洋生产和社会人生的运转。

④生态海洋：致力于生态海洋的建设，就是要一方面保障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优先，而不是竞争、效率优先，避免相互竞争掠取；一方面保障海洋历史文化资源的存续和海洋精神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传承，而不是动辄横扫破坏、维新是求，要使之文脉不断。

⑤安全海洋：致力于安全海洋的建设，就是要保障国家海洋安全，既能够维护世界海洋和平，又能够以威武之师消除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外部因素。

一句话，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目标就是要将我们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海洋，建设成为人之所以为“人”所需要的“合目的”的“人文海洋”。而毫无疑问，“人文海洋”的海洋文化战略的实现，是靠“人”，亦即“合目的”的“人文社会”来建设发展的——“人”在建设发展“人文海洋”的过程中同时建设发展了“人文社会”自身——这是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的战略手段，也是战略目的。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海洋文明建设的实质内涵。

因此，将中国现代海洋文明建设作为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就不仅是适宜于中国的，同时也是适宜于世界的海洋文化发展范式。

（3）中国海洋文化战略目标——“海洋强国”的标志性展现

第一，鲜明的世界海洋大国形象。以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影响世界。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人口大国，一个陆海同构、陆海互动的文化大国；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影响、带动了东亚地区的发展，在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界，在未来世界文化走向和发展道路上，中国有责任影响东亚、影响世界。中国应当承担起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国际责任和使命。

第二，凸显的国家海洋发展意志。即国家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着力在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并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模式及其走向的重要体现。对内建构海洋和谐社会，对外构建海洋和平世界，应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海洋大国的国家海洋意志的重要内涵。

第三，普遍的国民海洋发展意识。海洋意识是一个海洋国家、民族文化的灵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弱盛衰，体现着国家文化形象，并对世界产生影响。它包括三个系统：海洋知识系统、海洋观念系统、海洋思想系统。海洋知识普及，海洋观念正确，海洋思想系统，并深入人心，成为全国、全民族认同的国家主流意识的构成要素。

第四，高度的中国文化主体认同。树立中国的民族的海洋文化历史自豪感和海洋文化发展自信心。确保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安全及其价值的传承利用，以提供人们深厚的海洋文化发展底蕴和广阔的海洋文化生活空间。

第五，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体系和可持续利用的海洋资源环境空间。为此，我们的海洋经济及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观念、海洋经济及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方式，都应该体现这样的思想，落实这样的行动。

第六，合乎自然、合乎人性、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海洋生活方式。这样的海洋生活方式，就是以沿海各地不同区域特色的海洋文化风情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为基础，全民族全社会爱海、敬海、依海，与海洋和谐相处、互动发展的社会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现代海洋文明发展模式的最基本、最具体的文化呈现，体现在人们高尚愉悦的精神生活、和谐有序的制度生活、无忧无虑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之中。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体现上述标志，必须建立系统完善、面向现实、行之有效的国家保障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

（本报告内容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系统研究》［12＆ZD1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海洋强国战略的文化建构》［12FZX011］、国家海洋局委托重大课题《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