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中国“审美泛化”表征

根据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观点，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发生的特定社会情境的回应，而经历了“理论旅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是否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情境，就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综观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审美泛化”并非西方消费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消费文化较发达的现代化都市中，其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部分归因于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资本在城市发展策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越来越多的艺术元素、时尚、设计与文化影像不仅融入了商品的生产与包装，而且被整合进购物中心、休闲娱乐会所、文化主题乐园及城市建筑之中。这种具有明显商业意图的文化资本的投入，对都市大众的生活品味与生活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家居的装潢设计到个人的外表服饰，从平时的言谈举止到生活习气，皆有可能谋求某种审美的规划与艺术效果的达成。与之相伴而生的便是，人们消费欲望的逐渐膨胀和审美欲求的不断扩大，审美便突破了艺术象牙塔的藩篱而呈现出世俗化态势，且更多地融入商品消费或感官享乐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与消费一道在“让生活更美好”之普遍诉求上形成共谋关系，进而实现对日常生活立体全方位的渗透与改造。

其次，近十几年，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或自发或有意规划性地出现了一些类似纽约SOHO区、洛杉矶伯格芒区等的艺术集聚区，例如北京的“798”、宋庄，上海的“M50”，深圳的大芬村、创库，成都浓园等，随着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的调整与经济资本的大量注入，它们大多正进行着由艺术中心向文化消费中心的身份转变。受国外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流派的影响，艺术家们摒弃传统单一的架上绘画模式，尝试将日常生活中平庸物品、偶发事件、身体与感官体验等作为艺术表现对象，加之其艺术空间的集聚性与开放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跨越或抹平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拉近了艺术与都市大众的距离。尤其是自2011年以来，全国公立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的陆续免费开放，更是令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奢侈品，而是可以随时欣赏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当下的大城市中同样不乏费瑟斯通所谓的“新型文化媒介人”（韦尔施称为“美学人”、布迪厄称为“新型知识分子”）族群，他们大多供职于文化艺术业、广播电视业、新闻出版业、网络信息服务业、旅游业、广告业、娱乐业、会展业、咨询业等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行业或部门，主要从事符号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工作。他们迷恋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关注身份、表象、自我呈现、时尚设计与装潢的生活方式”，不仅是艺术化生活的身体力行者，同时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媒介人，不断参与对时尚、品味、生活方式的打造与传播，扮演着公众日常生活与身体的美化方面的引导者与规范者角色，并“与知识分子一起，致力于使体育运动、时尚、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等成为合法而有效的知识分析领域”。借助他们的文化中介功能，横亘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旧有秩序与等级符号便获得消解，公众近距离地了解艺术家及其艺术的可能性也得以增加，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了对社会差异与社会等级合法性的部分瓦解，加强了艺术家、知识分子、文化媒介人以及各式各样的观众、公众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从而有效地推动了艺术的普及化、民主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程。

可见，21世纪初期的中国，已具备了催生“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新型美学现实与生活趋向的必要因素，而这恰巧便构成了在中国谈论该命题的言说场域与文化现实的土壤。的确，中国的消费文化发展程度较之西方仍有一定的差距，但程度的差异绝不足以成为否认日益明显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景观的充分理由，由此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的“橘枳之辩”便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