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幸福指数相关研究30年的历程

在考察国内幸福指数研究历程之前，首先要对作为讨论前提的相关议题加以限定。对于幸福的科学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个体微观角度出发，主要为临床心理、工商管理、社会工作以及教育管理等相关领域研究者所关注。这类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升针对个人或群体的心理治疗、心理辅导、组织管理水平，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康复，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另一种视角则基于社会宏观的角度，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等领域。这类研究所针对的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以及对特定社会进步与发展状况的评价，其目的在于帮助不同层面的社会决策者更好地进行公共决策，以增进民众的福祉，使民众享有美好的生活。毫无疑问，这两种研究取向所讨论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所采用的研究策略和方法也相差较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幸福的科学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前一种取向，特别是其中与临床心理相关的研究，国外常常用“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加以概括。这一研究方向至今在国内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其所涉内容显然不包括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议题之中。

“幸福指数”这个术语在国内研究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从“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中检索到的第一篇题名含有幸福指数的文献是发表在《市场与人口分析》1997年第1期上，是一篇编译自美国期刊上的科普类文章，严格地讲称不上“研究”。与幸福指数相关度最高的术语“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在国内文献中首次出现是1980年，要比“幸福指数”早得多。尽管与“幸福指数”相比，以“生活质量”为题名的文献大多基于个体微观角度，但其中不乏社会宏观层面的研究。另外两个与生活质量相关度很高的术语，分别是“满意感”（life satisfaction）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首次在国内文献中出现的时间也早于“幸福指数”。因此，对国内幸福指数研究历程的考察要合乎逻辑地向前追溯，宏观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含满意感和幸福感研究）也包含其中。分别以“生活质量”“满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数”为题名对“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搜集到1980～2011年属于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有效文献4223篇（见表1）。下面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对国内30多年幸福指数研究的历程加以梳理。

表1 通过题名检索的历年发表的幸福指数相关论文统计

注：表中的资料是分别以“生活质量”“满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数”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文献总库”（1980～2011年）相关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各类文献的篇数，其中括号内的资料是排除了个体微观研究视角以及报道、传记、书评、信息等类型的文献后，真正意义上属于社会宏观视角的幸福指数相关研究，占检索到文献总量的28%。

（一）引进起步阶段（1980～1990年）

这一阶段的文献以引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主。检索到的35篇文献中有20篇属这类文献，或直接译自国外期刊，或介绍国外研究，或对国外研究加以综述，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苏联、英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中国澳门等，其中有7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期刊《国外社会科学》。国内第一篇以“生活质量”为题的文章，讨论的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人口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其中老龄化和劳资关系问题“同未来的人的生活质量将有密切的联系”，尽管没有查到这篇文献的引用记录，但其有着标志性意义，从此生活质量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不仅如此，该文还暗合了后来国内一度出现的“人口生活质量”的提法。这一阶段引用较多的一篇文献是译自Annual Sociology Review的一篇文章，该文以美国和加拿大1975～1985年间生活质量研究的文献为基础，对生活质量的含义、测量、理论以及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讨论。作者指出“有关生活质量的经验研究表明，研究内容一直在人们生活的客观方面（如食物和居住）和主观方面（如态度和感情）之间徘徊”，但该文显然站在了美国生活质量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主观方面一边，花费较多篇幅介绍了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进展。该文还提到了美国生活质量研究者坎贝尔等人对生活质量的经典定义：“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该定义一段时期内对国内幸福指数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国内研究者对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研究和探索，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较早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起草的社会统计指标草案。1986年北京市推出《首都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报告》，该报告将生活质量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包含人均年文娱性消费支出、每万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自由支配时间比率、环境综合指数等22项客观指标。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相关研究是由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与天津和上海两家地方社科院合作完成的。他们的研究主要强调生活满意感，这一点明显受到了美国学界更为强调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影响。林南与天津社科院合作采用因素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法，通过测量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和满意程度，提出了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并采用天津市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林南和卢汉龙将生活质量界定为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一些研究者将侧重点放在了客观指标方面，在着重介绍国外生活质量客观指标研究的同时，尝试对国内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探讨。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1981～1990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这一阶段国内从上到下关注点都在发展经济，因而与幸福指数密切相关的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研究并未引起决策面的足够注意。围绕着各级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政策的有效性，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有关政策研究机构更为重视那些能够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而这种态势反过来又影响了学界的研究走向。但毫无疑问，这一阶段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引进和探索，深深地影响着国内当下的幸福指数研究。

（二）探索成长阶段（1991～2000年）

1991年以后，国内学界对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升温，通过“中国学术文献总库”检索到1991～2000年相关文献292篇，尽管数量已接近上个阶段的9倍，但总量仍然不大。生活质量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研究，沿着各自的方向在不断推进，一些研究者试图对这两个方面加以整合。从文献类型看，这一阶段的文献涉及生活质量研究的多个分领域和多个特定群体生活质量的研究，研究者们围绕着生活质量的概念和评价方法等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展开讨论，较为深入而系统地了解了国外生活质量相关研究的状况与走势，出现了以幸福指数为题的文献。研究者们的探索努力使得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研究在国内不断拓展。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1991～200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90年代起，原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等单位开始对中国小康问题进行细化，各种小康标准逐渐提出，其中生活质量被视为小康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了课题组，推出了由16个基本检测和临测值构成的小康社会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推出了衡量社会发展的社会指标，将生活质量作为评价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由23个指标构成的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全面小康标准仍然是国家统计局和相关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问题。小康指标体系的编制无疑大大增强了社会和决策面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这类指标的编制基本上因循的是客观指标的传统。在此期间一度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一批人口经济学研究者所推动的“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这类研究对生活质量的界定遵循了国际上主客观结合的趋势，但是在具体指标设定时采用的仍然是生活质量的客观评价指标。一些研究者试图从全球视角来考察国内的生活质量状况，这类用于国际比较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也是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朱国宏采用教育、健康、营养、平等、环境5个方面8个指标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9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测算。冯立天采用所编制的指标体系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核算与比较研究。赵彦云等编制了包括9大类34项指标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和40多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地区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些研究者从客观方面分别对辽宁营口、吉林、江苏等地的生活质量进行了量化研究。

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明显滞后于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对决策面的影响也相对较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术语“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段建华发表在《心理学动态》上的一篇论文从心理学角度梳理了国外的幸福感研究，其中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尽管一些学者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在这一阶段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主观生活质量量化研究。几项影响较大的量化研究都是针对特定地区的居民，这些研究者主要采用满意感指标分别对北京、西安、扬州、厦门、武汉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研究。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主张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加以结合，以全面反映生活质量状况。卢淑华和韦鲁英在对北京、西安、扬州三市进行生活质量模式的实证研究中，不仅引入了客观指标，而且增加了“参照标准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个中介变量，提出了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叶南客在对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评估时采用了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生活方式和社会感受4类指标，力图将主客观指标加以结合。李凌江等人在对湖南省小区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考察时也试图将主客观指标结合，采用了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4个维度在内的生活质量问卷。风笑天等人总结指出，单用主观指标或单用客观指标都难以全面地了解和测量生活质量的真实状况，而各种具体的客观生活质量指标在解释人们主观的“满意度”方面是无能为力的。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探索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以上是1991～2000年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这一阶段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也出现了细化的倾向，一些更为具体的生活质量研究领域开始在文献中独立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老年生活质量研究。如前所述，我们检索到的第一篇以“生活质量”为题名的文献就涉及韩国的老龄化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许多地区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生活质量引起了研究者更多的关注。研究者所涉猎的另外一些具体领域包括婚姻家庭生活质量、青年生活质量、农民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闲暇生活质量等。

与本报告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篇文献出现在这一阶段，那就是《市场与人口分析》1997年第1期刊发的《构建幸福指数》。该文编译自《美国人口统计学》（American Demographics）杂志，原作者Kacapyr是一位经济学者。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只是一篇介绍该杂志推出“美国人口统计学幸福指数”的短文。这篇文献为读者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1）现有的经济发展指标（例如GDP、CPI）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而一些用来评价生活质量的其他指标也与GDP一样，只考虑了国民生活的某个侧面；（2）“美国人口统计学幸福指数”是一种复合指标，涵盖了收入和就业机会、生产力和技术、休闲、消费者态度、社会和物质环境等5大领域，每个领域都由两三个要素组成，能够全面衡量国民的幸福状况；（3）该指数从1990年4月开始测试，以这次测试的数据为基点，记作100，以后每个月的数据与之比较，就可以反映美国生活质量的走势；（4）由于包含了很多价值判断，测量幸福指数十分艰难，需要不懈地努力。这篇短文堪称普及幸福指数常识的一篇很好的材料。

（三）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以后）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宏观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2001年是国内“新三步走”战略的起始年，随着小康目标的实现，国内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了新的水平，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仍然较大，一些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价值缺失等）也凸显出来。社会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界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也越发深入。在这一阶段，生活质量客观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进展，诞生了第一家生活质量研究机构——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研究成果，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明显增多，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国内学者与国外生活质量研究者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从2005年至今，幸福指数成为国内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研究的热点。

2001年以后国内生活质量客观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周长城等追踪国内外生活质量研究的最新进展，对国内客观生活质量指标构建的理论依据、测量方法、权重分配、专家效度等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彭念一、李丽构建了包含收入状况、社会安全、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资源与环境、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等8个子系统21类指标构成的生活质量客观指标体系，并采用该指标体系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44个国家的居民生活质量进行测算。范柏乃构建了由30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国内31个省会城市居民客观生活质量进行了测试。李正龙编制了包含收入、消费、居住条件与生活环境、医疗条件、工作机会与社会保障5大类15项指标的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客观生活质量进行了测试。这类研究一般采用专家主观评定与客观统计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筛选指标，采用加权赋值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层次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发展迅速。大量的研究针对的仍然是大学生、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研究者采用的工具往往直接来自国外。这种缺憾是显而易见的，一些研究者尝试编制适合中国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工具。邢占军从体验论幸福感理论出发，在整合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由54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10个方面对国内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加以测量。陈惠雄、吴丽民基于快乐感因子圈理论编制了由社会状况、个体状况、收入状况、亲情状况、人际状况、职业状况6个方面构成的主客观结合的快乐指数量表。苗元江等在整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基础上编制了“综合幸福感问卷”，该问卷包括1个指数（幸福指数）、2个模块（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9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共50个项目。研究者们还对收入、职业、性别、年龄等因素与主观生活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实证研究。

第一篇以“幸福指数”为题名的文献出现在1997年，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没有再检索到有效的相关文献。然而从2005年开始，幸福指数逐渐成为国内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幸福指数的含义、由来、政策功能和现实意义。研究者们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角度对幸福指数进行了介绍，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类文献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是不丹王国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实践和美国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的幸福研究。二是构建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试与应用。庄连平、李晶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构建了由工作条件、休闲条件、不平等、社会关系、社会福利、心理福利、授权、政治自由、经济稳定、政治安全、环境条件等11个大类构成的广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王慧红、陈楠借鉴英国的幸福星球指数编制了由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和生态足迹构成的中国幸福指数，并利用能够获得的数据对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居民幸福指数进行了核算。罗四军、庄成杰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水平4个方面构建了国民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距离综合评价法对国内1998～2006年国民幸福指数进行了测度。一些研究者则在地区层面上对居民幸福指数进行了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