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因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集会、请愿、游行、示威和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有统计显示，1993年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共发生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的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达到60000宗，2004年达到74000宗，2005年更是达到87000宗，13年间上升了近9倍（于建嵘，2007）；参与人数也由1993年的约73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307万人（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4: 235）。近年来，连续发生的“安徽池州事件”“四川达州事件”“广东河源事件”以及“湖北石首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群体性事件”这一词语也在2009年9月《中国党建辞典》再版时被收入其中。

其实，群体性事件不仅如上述重大事件一样发生在城市社会，在农村社会更是广泛存在。应星在三峡库区挂职期间收集资料写就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陈桂棣与春桃以纪实的报告文学形式呈现安徽乡村生活的《中国农民调查》，于建嵘基于湖南衡阳考察而撰写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都花费较多笔墨对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予以关注。如果说农村社会中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还只是埃里克松所讲的“大事件”，那么农村社会中“毛细血管式”的上访则如一波波的浪潮高居不下。研究者们针对信访浪潮的高企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发现各种上访事件发生的动因虽然差异万千，但深入分析却发现存在着共同的结构性原因：社会出现断裂，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行为出现强制的暴力倾向，黑恶势力盛行，等等（孙立平，2002；于建嵘，2003；郑卫东，2004；等等）。正是转型期农村社会利益主体分化以及各种矛盾的外显化，才使得农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农民上访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程度上都呈现上升的趋势（王永前、黄海燕，2003；贺雪峰，2011）。

上述这种整体层面的研究虽然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了解农民上访的原因，但却无法洞悉农民上访背后的“隐秘”。本文试图以农民上访的表达策略为切入点，分析在上访过程中访民如何通过情境建构来实现自身上访行为的“合法性宣传”，进而讨论农民行为实践背后的国家观念以及基层治理上访的困境。本文中的案例皆来自笔者2009年在湖北省楚南市河镇（乡域概况参见狄金华，2011:36～58）进行的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