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造化之相:文化研究语境下的藏族唐卡艺术(文化中国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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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卡艺术的出现

关于唐卡的起源,学界观点不一。在藏文经典里的记载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说的关于出处,有说《释迦佛像记·水晶宝镜》(见《藏族美术史》),有说《大昭寺目录》(见《西藏唐卡》)。,藏族第一幅唐卡是法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绘制了一幅忿怒相的班丹拉姆班丹拉姆(Paleden Lhamo):班丹拉姆汉语即吉祥天母,是藏传佛教地位非常特殊与崇高的一位护法神。她是过去佛(燃灯佛)和现在佛(释迦牟尼)的护法神,也是整个藏区特别是拉萨的护法神,同时还是格鲁派的护法神。释迦佛曾在燃灯佛前发宏愿以继承佛法的传承,与其时班丹拉姆同时发愿在护佑燃灯佛后将继续承当释迦的护法神。吉祥天母还曾授意帕吉多杰刺杀毁佛者朗达玛,复兴佛法。修持班丹拉姆能解死后中阴身苦,不坠三恶道(地狱、饿鬼、牲畜);能避灾驱邪,成就一切愿,护佑身心与家园的平安吉祥。像(见图1-2)。

图1-2 班丹拉姆唐卡

针对卷轴唐卡,学界有4种主要的观点。

第一,唐卡是从印度随佛教引进的绘画形式。此种观点来自意大利藏学家杜齐,他认为唐卡来源于印度古老的宗教布画“钵陀”钵陀,即pata,是东印度帕拉王朝时期(8~11世纪)盛行的绘画样式。,随着佛教一并传入西藏。因为钵陀与汉地绘画最大的不同在于画布,钵陀是棉布为底,汉地为纸或者绢,而唐卡恰也是棉布为底的。此外,坛城画是正方形画布,而佛像画画布长宽比例为4∶3,这些都与钵陀绘画相同(见图1-3)。

图1-3 当代绘制的耆那教钵陀

注:“Panchtirthi Pata of Rishabhanatha”,来自电子杂志HereNow4U的在线展览“Art of Enlightenment”,图片来源:http: //www. herenow4u. net/index. php? id=72962, 2011年5月10日。

第二,唐卡是受中原地区绘画的影响而诞生。此种观点来自国内藏学家,以谢继胜为代表。他们从唐卡藏语词的词源分析,认为卷轴画唐卡这种独特的装裱形式与唐代内地比较成熟的旗幡画有关。他们认为唐卡主要是受到从唐朝到宋元时期汉地旗幡画的影响被创造并且演变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例证是敦煌地区在吐蕃占领时期就流行过一种经幡画。但是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是在藏文典籍《巴协》里记载,吐蕃建造桑耶寺中层时,曾悬挂三幅很大的丝缎唐卡,证明藏区在唐代已经有了完整的唐卡艺术形式(见图1-4)。

图1-4 高昌故城出土的旗幡画

注:这幅旗幡画(MIKIII6286)是在吐鲁番高昌古城K遗址出土的,是摩尼教旗幡,这些旗幡通常是用一种苎麻(Boehmeria)和亚麻纤维纺织而成。画中“画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选民,身穿传统的白色法衣,双手捧着一本镶金红边的经书,仪态虔诚高贵。他脚下前后跪着一男一女两个听者,对他毕恭毕敬。旗幡上栏中间正襟危坐着一位着白袍的人,他可能是教团中的上层人物。另一幅旗幡上画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女选民,也捧着一本经书,上栏正中坐着一位红衣的拯救之神,他头后显出红色的光环……这些旗幡大多是资助摩尼教团的贵族入教时所制作”(马健:《吐鲁番的摩尼教遗存》,日本“数字丝绸之路”数据库,2006年11月1日)。

第三,唐卡是从印度被阿底峡在11世纪入藏时带入西藏的。此种观点主要来自藏族美术界。

第四,唐卡是从苯教的布画继承发展过来的。此种观点偶见提及,意即苯教布道士就已经使用便携的布画,后被佛教所用。

我并没有从美术史上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是我认为,唐卡的装裱方式显然是受到了内地的影响,题材内容显然来自印度佛教,但是布画的形式未必是从那里传入的。在各大文明的早期都自发形成过适合当地环境的记录方式,比如壁画,这并没有谁传入谁的问题。布画便携,不需文字,非常适合游牧的藏族人。而且,印度佛教造像大多为三段式,有明显扭腰的动作,这与汉地佛教极为不同。但观察唐卡艺术中的佛像,恰处于二者之间,造型细腻又不失庄严,但是经文的造像比例又从印度流传而来。所以,我认为布画形式可能藏区本来就有,只是随着苯教、佛教和其他地方先进装裱工艺和绘画工艺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唐卡(见图1-5)。

图1-5 7世纪印度立像释迦牟尼佛

注:这尊立像释迦牟尼佛高63厘米,存于拉萨西藏博物馆,是西北印度吉尔吉特河谷的钵多罗塞伊王朝7世纪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