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一）问题提出

1．问题之一：学术需求

当前，协调贸易、环境与城市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富有挑战性的热点问题。贸易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经济增长无疑是城市化发展的强劲动力。贸易自由化在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福利提高的同时，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焦点之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器，城市化的过程不免要消耗资源与影响环境，而作为城市化的物质基础，资源环境既促进又约束着城市化的脚步。因此有必要基于开放经济背景将贸易、环境与城市化问题纳入一个整体的研究框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从人类发展的视角讨论了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城市化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贸易也在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贸易、城市化与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应以承认其积极作用为前提，在更广泛和长期的背景下考虑问题（郭红燕等，2009）。

2．问题之二：国际需求

贸易与城市化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议题，在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各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关注和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渴望，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及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2009年10月28～30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14个国家的约40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研讨了“贸易与环境”、“城市化与环境”及“亚欧之间贸易及城市化合作”三大核心议题。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和2010年4月22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商业为环境（B4E）2010全球峰会”并称全球两大环境峰会，都针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气候与环境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商榷。这些频繁的国际活动都表明全球化下的环境问题已经升级为世界热点。世界银行统计显示，2010年世界人均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0.37万美元，城市化率是50.8%，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4.6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该数据表明，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城市化并非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因此需要高度关注。表1-1比较了世界所有行业生产和出口在不同年代的增长率比例、城市化增长率和人均碳排放增长率（陈百助等，2006）。由此可以发现，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出口的增长率都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表明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总体上在加强。与此对应的是，世界城市化增长率呈现快—慢—稍快的发展过程（见图1-1），而全球碳排放则持续增加，1965年后基本呈线性增加趋势（见图1-2）。可见，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发展具有非确定性关系。因此，关注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表1-2从温室气体减排的角度进一步比较了世界主要国家历史累计排放量责任比（朱江玲等，2010）。因为历史累计排放量是碳排放历史责任的直接度量，所以我们通过计算3个时期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G8+5国家（俄罗斯除外）的累计碳排放量，可以定量分析和确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历史责任和压力。统计表显示：（1）自1850年以来，全球共排放345 PgC, 1950年和1990年以来的累计碳排放量分别为285 PgC和132PgC，是总累计碳排放量的83%和38%。以3个时期的累计碳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缩小：1850～2008年为2.9倍（250 PgC和87 PgC）; 1950～2008年为2.3倍（193 PgC和85 PgC）; 1990～2008年为1.4倍（75 PgC和54 PgC）。发达国家的累计碳排放量主要在1990年之前，1850～1990年累计排放量占总累计排放量的70%；而发展中国家的累计碳排放量主要在1990年以后，占历史总排放量的62%。（2）1850～2008年，除俄罗斯以外的G8+5国家的累计碳排放量之和（221PgC）占全球碳排放量（345PgC）的64%，其中，除俄罗斯以外G8发达国家占发达国家累计碳排放量的68%，基础4国（中、印、巴、南非）和墨西哥占发展中国家累计总排放的59%。占全球累计排放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次为：美国（27%）、中国（9%）、德国（6%）、英国（5.5%）、日本（4%）、印度（3%）、法国（3%）和加拿大（2%）。所计算的起始时间点越晚，发展中国家累计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例越高。（3）1850～2010年，全球碳排放持续增加，1965年后基本呈线性增加趋势。除美国持续线性增长、日本20世纪70年代短期剧增外，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趋于平稳，1990年以后平稳或略有下降。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以后呈指数增加，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比例明显升高，成为全球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趋势相似，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在1970年以后排放量增加较为显著，2000年后中国增加尤为迅速。而在碳排放过程中，世界进出口产品占据了碳排放总量中的相当比例，如Wang和Watson（2009）测算，仅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就有23%是因对外贸易活动而引起的。可见，研究世界温室气体减排离不开国际贸易。

3．问题之三：国内需求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中国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备受瞩目，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备受国际组织的关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健康的城市化道路”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构建”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着重强调的战略重点，而“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互利共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三个战略发展方向。这表明在世界经济走势情景下，如何既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又能够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我国中长期规划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由此可知，我国在继续推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全面考虑全球化下开放经济对城市化与环境的影响。

表1-3比较了我国外贸、城市化和环境污染产生量的关系。从表1-3中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废气、SO2的排放量及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呈现同步增长态势：（1）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对外贸易和城市化进程表现为相对明显的两个阶段，1985～1998年基本为反方向变化，即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额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工业废水排放量逐步降低，而1999年后则基本同方向增长；（2）工业COD排放量的变化相对较为复杂，但也可以1998年为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之前振荡上升、之后持续下行，1990年、1997年则是其快速攀升的时期。尽管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还是可以按照增速的不同以199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之前的平稳增长期和之后的高速发展期，这与工业“三废”排放及产生量发生显著变化的时间节点大体一致。由此可以初步认为：整体而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城市化水平与工业“三废”排放及产生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张天桂，2009）。因此，有必要研究开放经济下的中国外贸、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

我国的出口已占到总产出的1/3以上，远高于世界其他类似规模经济体的比例。2010年我国出口的54%由跨国公司提供，而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以上投资于制造业。较大的贸易顺差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等使得我国的环境污染排放总量增长很快。例如，仅中国出口产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和整个日本的排放总量相当，更是英国的两倍。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目前在能源利用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差距，但我国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排方面仍有较大空间，意味着我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边际成本比世界先进国家低，只要我们综合运用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条件，就一定能够扭转能源利用率较低的局面。例如，目前我国减排1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大约为15美元，而欧洲发达国家减排相同数量的二氧化碳大约需要250美元。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减排成本也将逐年递增，到2050年我国的减排成本将达到每吨200美元（王军，2010）。如果我们能够抓紧利用当前减排成本方面存在的比较优势和城市化趋势，巧妙地运用联合国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碳交易规则，就能化被动为主动，这不仅是对现有贸易理论的大胆实践和创新，而且还可帮助我国实现有效减排，加快低碳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因此，需要从碳减排和提高资源利用角度研究我国贸易自由化、城市化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1）为开放经济视角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互动效应和传导机制提供统一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贸易自由化、城市化、环境保护尤其是越界环境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研究主要停留在两两结合或者全球三者结合的层面，并没有将贸易与环境同城市经济一体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集中于国家参与城市经济一体化方式方法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国家与地区有可能结成或已经达成城市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地区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收益；后者则大多落脚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或者从微观角度对不同产业、产品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或者从宏观角度探究全球贸易自由化对本国和地区经济增长、贸易与环境的影响；有关中观层面城市经济一体化下的对外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随着城市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一体化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已经超越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城市经济一体化同贸易与环境的协调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城市经济一体化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也是可以积极利用的现实条件。因此，基于系统分析角度探讨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互动效应及传导机制问题，对丰富和完善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2）为分析开放条件下的贸易、环境和城市化内生增长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模型。尽管国内外对封闭经济下的城市经济内生增长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基于开放经济下的内生增长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展开分析，但是未能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与城市化之间内在关系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使得整个研究缺少可靠的模型支持。因此，在理论上探讨开放经济学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内生增长问题，可直接为同类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丰富内生增长理论和城市经济学的内容。

（3）为评价开放条件下的贸易、环境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提供了一套体系和政策模拟方法。追求一定环境维度下的贸易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之一。然而，尽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城市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给各国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反过来又限制了贸易与城市化在长期内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研究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于提高整体环境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2．实际意义

（1）审视并探究开放经济格局下中国的贸易、环境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在贸易自由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各国和地区通过生产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与提供劳务，使得全球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技术空前进步、福利大幅提高。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使为其正常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条件的自然环境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自然资源的广泛利用和过度消耗以及废弃物的大量排放给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显现，尤其是形成于某一国家境内的环境污染并不以人为的国界为限，而是会随着大气、水流的游走和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国家间悄然扩散，逐步成为所在区域甚至全球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当存在越界及全球性环境问题时，市场的失灵也就在所难免，环境成本的内部化这一协调贸易、城市化与环境最为根本的途径，在实践层面却难以有效推进。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三原则”，可以较好地促进开放经济下的中国贸易自由化、环境和城市化的协调关系。

（2）审视并分析中国促进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相互协调的政策措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401202亿元，年实际增长率高达9.1%；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由1.8%提高到9.3%，位次从第10位上升至第2位。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为2010年的29740亿美元，年均增长16.3%；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8%提高到9.6%，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第29位上升为第1位。1979～201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0483亿美元，从1983年的9.2亿美元到2010年的105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8.5%, 2002年以来更是一直稳居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前三名。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下游，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这种出口贸易结构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但消耗了大量稀缺性自然资源，而且增加了水体、大气、固体废弃物的污染负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生态代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阻滞了城市化进程。因此，研究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对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和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等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3）选取处于开放经济最前沿的长三角地区进行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三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其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和协调机制。以我国对外开放最大和最前沿的长三角地区为例，构建贸易开放、环境污染与城市化演进的实证模型和方法，提出更具现实性的政策建议，对促进长三角（16个城市）城市化健康、快速和稳定的发展，对实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使该地区城市化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指导意义，同时还可以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研究提供借鉴。

（4）选取美国和欧盟作为参考对象，总结和借鉴其协调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措施与经验，为中国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