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将、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安恩溥家族成员访谈录
时间：1998年1月至5月
地点：昆明丰宁小区
被访谈人：安肇敏
记录人：吴喜
整理人：顾霞、吴果
注：记录人和被访谈人名采用缩写的形式。
吴：二姨爹，我很想了解你们安家在昭通的情况，请您给我讲讲吧。
安：要了解我家的历史，首先要了解我们彝族的起源。彝族的起源是来自于“六祖分支”。彝族生活的地盘大概是云贵川三省相连的地方。元朝以前，很少有汉人进入这个地方。很早以前彝族的老祖先笃慕遮发达起来，在乌蒙山建立政权，他的六个儿子在他的基础上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扩张，形成六个大的支系，这就是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占领了西南广大地域，二儿子慕济济在滇东北一带发展，为六部中的默部。后来，慕济济子孙勿阿纳率部由东川迁到镇雄，后来又扩展到贵州毕节。勿阿纳的子孙又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他的第四世孙勺雅妥时，有两个很出名的儿子，一个叫芒布，他在镇雄一带发展，一个叫阿哲，他在水西一带发展。在三国时期，芒布、阿哲兄弟帮诸葛亮南征孟获有功，封阿哲为罗甸王，世长水西，为水西安氏之祖；芒布世长镇雄，为镇雄陇氏之祖。所以我家的来历最早就是安陇，就是一个老祖宗。而且镇雄和水西自古就连在一起，安陇两家婚配是常态。水西安家在元朝时期是很发达的，总共有三个分支，一家分到今天四川南部的叙永安家，一家分到镇雄的安家，一家是根家，就是水西安家。我们安家是从水西安家分出来的，彝姓为“哪诺”，明朝时期朱皇帝赐姓为“安”，后来清朝雍正派鄂尔泰到云贵当总督，这个杂种，实行叫做“改土归流”的政策，大量屠杀彝族，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改土归流”而是“灭土归流”，我们安家起兵反抗，那个时候的乌蒙山各家都世代为亲，大家起来反抗，兵败后，安家一部分就逃到边界镇雄场坝营盘，那是一个乌蒙山的梁子，易守难攻，改土归流后的彝人很多都跑到大山梁子上占山为王，你们吴家还不是一样，跑到大关天星屯上，一样的道理，易守难攻，占据优越的地势。
吴：有些资料说，你们家迁到镇雄后寄人篱下，生活较为困难？
安：这样的说法你也信？我们安家自古就是官家，镇彝威在古代“改土归流”前叫做芒部，芒部和水西自古连在一起，子孙相互在地方间都有土地，土司取消后，土目并没有消除，各家都有土地，相互婚配，婚配的对象主要是看身份，是不是黑彝是很重要的，黑彝是什么？不是财产的多少，是指有根骨的人家，我们小时候一般会跟着背祖先的名字，记不得自己的祖先名字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黑彝相互继承土地财产，根本不像汉族婚嫁首先看财产的多少，我们安家跟陇家世代都是老亲。我们安家在镇雄经济条件在当时还是好的，只是镇雄城里的汉族地主不断抢周边彝族的土地，因为没有官府的保护，自然在地位上显得要低一些，但生活上还算富裕。
吴：当时彝族土司后裔的情况是怎样的？
安：当时彝族土司“改土归流”后政治地位没有了，都称为地主，也叫黑彝地主，其实那个时候黑彝跟其他彝族一样是很可怜的，政治上都是受压迫的，黑彝要进入城里，一般都要有汉人作保人，没有就根本进不了城。但是有一点，我们家对读书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爷爷和奶奶都读过一些书，深知不读书是不行的，我父亲他们很小就送进私塾去读书，四书五经之类的，他老人家的古文根底很好，经常喜欢背诵一些古典诗词名句，他的书法很好，也很怪，镇雄虽然地方偏远，但文化很好，特别是那手书法，我父亲对彝族历史文化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家族史和民族历史有关。我奶奶是陇氏家族的女儿，她也读过一些书，所以对子女的读书也很支持。经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由于当时我父亲他们受到文化的启蒙，对彝族在政治上的失意和家庭的落魄很是感慨，下决心读书，争取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正如他在后来总结时所说的：彝族有点祖业，但文化落后，“改土归流”后官场无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和统治者竞争。
吴：您父亲后来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安：就是靠读书。当时的镇雄受到汉文化影响是很深的，清代学堂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爷爷辈最大的感慨就是文化水平低，没有知识，经常受到汉人的欺负，城里的汉人优越一个本身的好处就是懂汉文化，学堂盛行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典型的儒家思想对他们那种黑彝家庭来说，是迫切希望得到的，当然这些感受也深深影响着我父亲，父亲在当时认为镇雄地方文化落后，特别是彝族子弟的文化水平较差，他希望把书读好，上师范学堂后当一名教书先生。他先是报考镇雄高等小学，成为当时高等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报考了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我父亲在学校很爱读书，经史子集他都爱读，受儒家文化教育很深，后来他从军后也很喜欢读书和写作，是彝族将领中极少爱诗词的人。
吴：您父亲读师范的时候正是护国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本来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的他，怎么会转变思想，投笔从戎呢？
安：我父亲参加军队，是有原因的。他师范毕业后，回到镇雄以萨村教书。当时，以萨村有一个叫王二老师的小军官，他仗自己的势力，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常常向群众勒索，有一天，王二老师跑到我父亲的教室，勒索他，我父亲一个书生，哪有什么钱财，王二老师大发雷霆，打了他几个嘴巴，还将他拴在马屁股的后面拖了跑。我父亲受到这样的侮辱，觉得靠教书命运是悲惨的，他就决定离开家乡，寻找出路。正在这时，护国军先锋第1军第一梯团经昭通人川，我父亲就要求入伍当兵，当时护国军刚好要人，就被作为后备队编入第一梯团，参加护国战争。
吴：您父亲当上大官后，对王二老师报仇了吗？
安：我父亲后来当了团长，被龙云派到昭通镇戍，他回到老家省亲，想到了王二老师，王二老师这时听说我父亲回老家，早就跑去躲起来了，在我父亲要离开镇雄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了王二老师，王想跑，我父亲就说：“站住，我找你好长时间了。”我父亲就告诉他：“我找你，不是想害你，而是要感谢你。走，到城里聊一聊吧！”王没有办法只得跟到县城，我父亲就办酒席招待他。说：“王二老师，你才是我的恩人啊！没有你打我那一顿，我还不会想去当兵，还是一个教书匠。我呢，还是劝你一句，做官要为民父母，不要做缺德事。”王对我父亲能放他一马，感激佩服得很，要分别的时候，我父亲送给他一匹马，以后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
吴：后来您父亲是怎样在军队里发展起来的？
安：我父亲参加军队后，就参加护国战争，随军入川，在川滇边参加了滩头、黄桷树、横江、安边等地的战斗，后来，在叙府跟吴佩孚的军队进行了叙府争夺战，将5倍于护国军之敌击退。由于我父亲工作努力，作战勇敢，先后在第一梯团被提拔担任募兵委员、排长、连长等职务。护国战争结束后，我父亲又参加近代军阀混战，当时是唐继尧想控制西南，想把四川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引起了川滇黔三省军阀混战。此后，唐继尧又以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为名，发动了“靖国战争”，我父亲也就参加唐继尧领导的靖国战争。
1919年7月，父亲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为讲武堂第14期学员。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期间，结识了龙云和卢汉。当时，龙云在云南大都督唐继尧部任佽飞军大队长，佽飞军是护卫唐继尧安全的警卫部队，地位和生活待遇都优于别的军队。因为我父亲参加过护国战争，又是昭通人，又是黑彝，龙云很喜欢我父亲，就跟我父亲往来，大家就喜欢聚在一起玩，在龙云的建议下，学校免去了对安恩溥的实兵指挥考试。此后，父亲也不断得到龙云的关照，随着龙云、卢汉在军队中得以一步步提升，我父亲也是一样得到升迁。我父亲在军队得到的支持更多来自于卢汉，父亲毕业后就在卢汉任13团团长下任连长。唐继尧下野跑到香港，龙云率领部队到广西，我父亲跟随龙云出师攻克柳州之役。唐继尧“二次回滇”，重掌云南政权后，委任龙云为第5军军长，我父亲相继担任第5军16团参军副官、营长等职务。1923年，我父亲又任滇东镇守使少校副官。并于1925年参加滇桂战争。1927年云南“二六”政变后，龙云又提拔我父亲担任了滇军第5军7旅13团营长、中校大队长、副团长等职务。在那一年，胡若愚等发动“六一四”政变，囚禁龙云。卢汉带着我父亲他们反攻昆明，卢汉是第2师师长，我父亲被任命为2师2旅6团团长。在卢汉的领导下，我父亲他们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
吴：龙云当上省主席后，您父亲和当时的彝族上层关系怎样？
安：龙云当上省主席后，重用了一些昭通彝族上层人士，卢汉自然不用说，他俩从小就在一起，龙云对他是一直比较照顾的，他不好好当兵，是龙云把他从逃兵的圈圈里抓回来，继续从军，后面的就更不要说了。对表弟龙雨苍也是一样，这些亲亲戚戚，龙云是能照顾就照顾，甚至这些人有时候想赶他下台，他虽然心头有气，但事情过后他都一忍再忍，不会过多计较。对他们犯的错误，只要不是太大，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当然，他也会发一下脾气，让大家心领神会，大家也就不敢造次。当然，在彝族圈子里，龙云是比较重义气的，对长者他很遵从礼仪，对彝族前辈禄国藩就是典型的一例，只要禄国藩到来，他都要站起来接送，口里说着“介老”，对我父亲自然是另一回事，我父亲从进入讲武学堂就跟从于龙云、卢汉，后来我父亲娶了龙泽汇的姐姐，自然也是龙卢的至亲，在昭通炎山的龙卢亲属中，我父亲是离他们最近的高官。我父亲他们这个圈子也就形成一个亲戚中敬老爱小的习惯，对长辈也是重要的一环，就禄国藩二爷爷来说，他在彝族中的名望和能力、他在军界的资格、文化水平之高，都是我父亲极为推崇的，在1958年批大“右派”龚自知和二爷爷禄国藩的时候，我父亲在大小会议上是不愿意发言的，也是坚持反对对禄的批判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我父亲被划成“右派”的原因。陆亚夫是昭通鲁甸彝族，是当时出来较早的一个，他是龙云的表哥。陆崇仁虽学政法出身，他却善于经营，搞经济很有一套，龙绳武写回忆录不是说嘛，缪云台是“洋管家”，而陆崇仁也叫陆子安是“土管家”，这个陆子安，云南的地方财政当时就主要是靠他，管军队除了卢汉，还有我父亲和龙雨苍，这个龙雨苍是死早了，如果不死，凭他的能力，少说也是一个军长人物，在他之后是我父亲，从昭通算起就是旅长，以后是182师长、60军军长、第一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当时你不要小看，这个民政厅权力是最大的，云南省只有4个厅，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等。民政不仅管理今天民政厅的事务而且还管理组织人事等，包括今天的组织部和人事厅等全部事务。我父亲后面的彝人是陇体要，这个人是国民党CC派，但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彝族思想很牢固，他任建设厅厅长，下面管理的事情也很多，像农林牧副渔和水利及建设等事务都归他管，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曾经当过江苏省无锡县县长、江苏省宝山县县长，管理上很有一套，在云南也做过很多实在的事情，如修滇缅公路，他当过局长。下面的彝人还有很多如我父亲的表弟陇生文，他和龙绳祖两个就反对打内战，在曲靖驻兵的时候，公开抗拒蒋介石，把一个师的兵力就地解散，这一点蒋介石是很恼火的，把他抓到南京去关了起来，后来全得卢汉疏通，放回云南只做了一个旅长，如果没有反蒋这一段，陇生文当个师长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他的彝人还有很多，说实在的这些人在当时的云南也确实是顶尖的人才，当时的昭通就是出人才，滇西滇南有一些人才，但数量不多也是事实，而且那些地方出文人、出商人是正常的。而民国时期绝大多数时间是混乱，乌蒙山区历来都是出兵的好地方，出兵就出将，彝族尚武是当地的情况，加上我父亲他们这一帮彝族不管是年龄还是爱好大都相投，聚在一起也就很自然了。这里面我看也有彝人的婚姻关系，地方上大家都是亲戚，在旧社会的昭通彝族的婚姻关系是紧密联系的，陇、禄、安、龙、安、杨、吴等彝族家族间是相互通婚的，一般是不与其他民族通婚的，因为家族间的关系，自然就会考虑到民族认同上来。一谈到老祖人们的家庭关系无形中就会很亲热，在这些场合，我父亲是懂得较多的，可能是因为家族来自于水西的缘故，于是我父亲和这些彝族上层们就聚在一起提出发展自己的彝族历史和文化。他说：“回族有清真寺，基督徒有教堂，我们彝族有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我父亲在闲散的时候就跟这些亲亲戚戚聚在一起，也就是后来他们谈到的组织彝族团体的事情。聚会中他们追述了彝族悠久的历史，认为彝族是庄跻入滇之前来自楚国的竹王后裔，相传楚国有女浴于沅水，见一竹筒在水上飘浮，扣之有五音之声，便泅携上岸，剖而视之，系一男性。孩子成人后，力大无穷，率众攻占苗人先据有的黔地，进而占领了云南，号称竹佉王，臣服于周。竹王后裔与中原信使往还，至汉不绝，而汉时著名的史学家班固、班昭、外交家班超的先祖，皆竹王后裔又回中原的人。他们认为，今滇东北苗人仍称彝人为老汉人，意即后来侵略苗人的是汉人，先来侵略苗人的是彝人。过去彝人自称“溜叟”，因彝人习用鼎炊为食，后来一般人和汉人都称彝人为爨人，到晋时彝人之首为爨王。“夷人”之称，系历代王朝歧视的称谓，后来彝人中懂汉字者强为解释，说大人背弓为夷，是尚武，于是就安于“夷人”的称呼了。
聚会中也谈到彝族有自己的文化和丧葬祭祀习俗。认为彝文是与仓颉同时的佉卢所造。仓颉造字直书右行，流行于黄河流域，佉卢造字直书左行，流传于长江流域，单字很多，比汉文难学，但司祭祀的毕摩、巫师等世袭专业者必学。黑彝尚学，其上层也有通彝书的。彝族典籍多系抄录本，分为历史、礼仪、祭祀三类。彝历法“建子”，阴历十月初一过年，每年节日，多同于周正，婚丧冠祭，近于周俗，婚嫁纳采、纳聘、迎亲的仪式，多似礼仪所载。
通过聚会交谈，大家认为彝族既然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便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必外求。尚始祖、尊先师是彝族的传统，竹王是彝族的始祖，佉卢是彝族的先师，彝族人家堂屋正中供祖先，右角高处设有佉卢位，过节一同献食奠酒致敬。他们计划组织“竹王会”“佉卢学会”。后来“竹王会”和“佉卢学会”的说法被张凤春师长知道后就向龙云提意见，认为是在搞帮派，由于他的极力反对，这个学会就没有办起来，但在龙云统治云南期间，却使得大家有意识地连在一起，团结在龙云、卢汉的周围，也就是后人说的“龙、卢、安、陇”四大家族的形成。
吴：您父亲后来被派往昭通驻防，时间达8年之久，他为昭通做了很多事情，被当地人称为“安青天”，你们家知道这些情况吗？
安：基本情况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就跟随父亲住在昭通。龙云当上省主席时，云南局势不稳，为了稳定，他必须选一些他信任而且有能力的人帮助治理云南各地，你看你家亲戚禄国藩就被派到思普去做道尹，管理今天的思茅和西双版纳，我父亲被派到昭通去当旅长。他派到昭通的时候是团长，后来因为团级提升为旅级，他也就自然提升为旅长。当时的昭通情况是非常糟糕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加上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昭通11县，土匪猖獗，贵州、四川土匪也常到昭通打家劫舍，攻打村镇，有时甚至攻打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土匪的活动，给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龙云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地位，我父亲到昭通时，匪患是最猖獗的时候，1930年他清剿在昭通、威宁边界活动的土匪刘金全。当时考虑到土匪有武装，为了减少伤亡，他命常绍群前往招安，到刘金全山寨中陈述利害，晓以大义，完成招安任务。后来他又亲自率部到贵州赫章，清剿在滇黔川边区活动的绿林武装席大明部，将席大明消灭掉。我父亲是一名军校毕业生，他在昭通带兵就非常注重带兵的方式和方法，以严格治军而出名。根据当时云南军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制定了“三训”和“三戒”，用斗大的字书写于训练场上。其“三训”就是“诚字神圣，勤字万能，我字万恶”，“三戒”就是“戒吸（当时的昭通吸鸦片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情）、戒赌、戒嫖”。他经常以“三训”“三戒”教育官兵，要求部下要以此为做人准则，对国对民忠贞不贰，勤学苦练，戒除恶习，学好本领，为国效力。他为了管束好部队，派出武装巡查队，昼夜巡查，一方面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又纠察军纪。他对老百姓很好，只要是部下与老百姓发生争执时，他不论部下有没有理，都要先行关押，继而向老百姓赔礼道歉，再进行调查，作出恰当的处理。他的这种做法，深得当地老百姓的赞扬。在训练和行军打仗中，他严格要求部下，不得损害群众的庄稼和财物。一次，我父亲率部野外演习，途经巧家县，时逢甘蔗成熟。此时，骄阳当头，人人口干舌燥，见到甘蔗都垂涎欲滴。为了保护群众庄稼，他便下令部队在行军时不准吃甘蔗，于是，行军一天，无一人违纪，沿途不见蔗渣。直到宿营后，他才派人购买大捆的甘蔗来发给士兵。
吴：您父亲除了搞好地方治安外，还做了一些帮助地方发展经济文化的工作，我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讲，也想听听您了解的情况？
安：我父亲要到昭通前，龙云找我父亲谈，希望他不仅要搞好军务，还应该多关注民生。昭通是老主席龙云的故乡，我父亲也是昭通镇雄人，龙云派他到昭通，就是寄希望他办好自己家乡的事。我父亲在昭通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开发农田，兴修水利方面，他搞好了昭鲁大河，昭鲁大河是鲁甸到昭通之间最主要的一条大河，全长有几十公里。由于水的源头高，水流急，下游河段有一个出口叫老鸦岩，全都是石头组成的一个夹缝，因为水急，被当地人称为“石龙过江”。老鸦岩这一团转地势较高，水涨的时候由于石头阻拦，水流经常泛滥成灾，这条河从几百年来一直修，但没有修好。我父亲到昭通不久，通过考查，会集昭通、鲁甸绅民商议修浚昭鲁大河，并将情况上报龙云，龙云很高兴，就任命他当昭鲁水利督办。他随后就跟昭鲁两县有关人员商议后，制定了治河办法。其主要治理方法是：上游挑挖河身；昭鲁大河出口处开凿老鸦岩石峡；在昭鲁两处设立水利工程处，具体指挥治理工作及今后的维护。整治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测量河道。第二步是加高加固昭鲁河河堤，挖开大沙坝，排除农田积水。第三步是凿深老鸦岩过江石峡，保证洪水季节河水畅通无阻。为了使工程顺利开展，我父亲通过调查，将昭通境内河段分为5段，对每段的工作做了详尽具体的安排，并委派专人负责。
为了筹集经费，我父亲找地方士绅商议决定，除由省府补助及地方拨款外，其大宗款项由乡间水利工程的直接、间接受益者按受益程度大小派捐出工，做到有钱出钱，无钱出力。
昭鲁大河治河工程第一次炸老鸦岩石滩成功，初步解除了多年来沿河两岸水患之忧，泄洪水后获得可耕地五万余亩，由于他治理昭鲁大河和获得大量耕地赢得地方一片称赞，在这个基础上，他又组织人对多年失修的荔枝河进行整理，使得河水可以直接饮用。就是今天的昭通市委市政府也没有本事把这条河流搞到让老百姓可以直接饮用，不提才是，今天的荔枝河简直就是一条臭水沟，死牛烂马扔在河里，我担心的是河里面洗澡的孩子，太不卫生了。
吴：您父亲在治理发展昭通经济上据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致力于一个叫“新民村”的建设，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我父亲是有经济头脑的，他想帮昭通发展好，他不仅有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在发展经济方面也有一套，他想到的办法是首先创办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是1931年创办的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采用股份的形式让昭通机关团体投资及民众共同集资创业。这个办法后来让卢汉学到也创办云南人民企业有限公司。当然作用是不一样的。
我父亲跟公司股东研究后确定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向是开垦观音寺荒地、办理电灯厂以及次第开办采矿、制革、森林、畜牧等项目。
观音寺荒地开垦是实业公司首选项目，观音寺荒地有2000余亩，这些荒地原来是农田，由于受到水患，多年不收，荒芜了近百年。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后，我父亲就组织把荒地统一收购，向一些有土地的地主买地，把这个片连起来，形成一个很大的农村，没有农民怎么办？我父亲就叫人去周边的穷苦村寨招收农民，像威宁一带最穷的彝族也招了很多，几年时间就把所有的荒地开垦出来，同时，又选择高处，修建住房10多间，佃户房50多间，购买耕牛招佃种田，年可收谷3000余石。为了移风易俗，我父亲给这个新农村取了一个名字叫“新民村”，在新民村里有“平民小学”、小医院、街场和公园，规定本村人民须实行戒烟，本村田亩，一概不准种植鸦片，男女儿童达到就学年龄即须入学，20岁以下的妇女不准缠足，这些情况也说明我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读过一天社会主义理论，但当时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搞农村建设。
吴：在您父亲执政昭通期间，为昭通城安装了电灯，是昭通第一次点上电灯吗？
安：肯定是，在我父亲没来昭通以前，昭通最先进的灯是桐油灯和洋油灯，当时有电的城市在云南只有昆明，我父亲派人采购了一台80千瓦的蒸气发电机，于1933年底安装完毕投产发电，在昭通安装了电灯500多盏，没几年昭通全城已装上电灯。另外，改善市内交通设施。昭通城为清雍正十年（1732）改土归流后所建，原街道十分狭窄，到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显得格外拥挤。我父亲到昭通后，根据昭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群众的呼声，决定整顿市政，将主要街道陡街土木结构的铺面拆除并后退拓宽街道，改建为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铺面，并修筑马路，使陡街面貌焕然一新。陡街改造结束后，又整修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城内十字马路，使昭通城建设得街道又宽又平。我父亲他们还开发矿业，于1935年在开发昭通煤矿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建立了煤矿。在开煤矿的同时也搞铁矿，但是搞得不太成功，纯度不高又卖不出去，再加上我父亲率部队出师抗日就没有搞了。
吴：您父亲治理昭通的时候，他最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安：是交通。昭通是乌蒙山区的主要地区，山大，坝子不大，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几千年来昭通走的路是人扛马驮，汽车道基本没有，要跟昆明联系就很困难，这里有一个最难整治的难处是经过昭通鲁甸到会泽一段的公路，因昭通到会泽间山高谷深，工程艰巨，并要在江底修建牛栏江大桥，工程实在是太大。没有办法，为节省开支，只有将线路改变为由昭通经威宁、宣威、曲靖至昆明。我父亲当时主要负责昭通到威宁这一段，长100多公里，我父亲带着地方部队做这一段，这一段不仅山大而且人烟稀少，沿途特别辛苦，我父亲他们把地基搞好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也就停了下来，但是基础路基是做好了。
与此同时，我父亲还带头捐资修建了昭通至新民村的乡间公路。昭通到昆明的公路改线前，昭通已沿原线路修筑公路做了不少工作，改线后，这段公路停工。对过去这段修过的公路，我父亲认为这是老百姓的钱，放弃了太可惜，便捐资由二旅补充队军士继续修筑，完成了由迎丰桥至新民村的10多公里的乡间公路修筑。
吴：您父亲在昭通还做了哪些对地方有益的事情？
安：我父亲在昭通期间，还派员对原南门外的迎丰桥桥面进行扩建，又提重修虹桥，改变虹桥桥洞过去太窄的情况。在城市建设中，我父亲还重视修整清官亭，清官亭是昭通市区内唯一的公园。父亲到昭通后，决定对清官亭进行大规模的修整。1932年，他召集地方士绅，倡议集资得1000多元，又自己捐资3000元，修浚积沙池，拓宽池畔隙地，种花草竹木以供众人游览休息，又在公园西北角筑“兵工堤”。不久，又重修清官亭楼阁。清官亭是公园的核心建筑，由于修建年代较长，风吹雨打，鸟虫剥蚀，破败不堪，他又在二旅官兵中筹集资金一万多元，进行扩建，历时8个月完工，成为现在规模。我父亲重修清官亭，就是要求地方官要清正廉洁，做清官。
清官亭修葺结束之后，我父亲作了《改建清官亭序》，将他的这一思想作了明确表示，你回昭通可查一下。清官亭可能有。
经查，《改建清官亭序》如下：
按昭通县志，亭在县西北隅，为清嘉庆十四年（1809）县宰王禹甸奕山所建，初名“三多塘”。奕山清慎勤能，县人士至今称道弗置，名亭曰“清官”，其自传欤？盖勖后也。光绪甲午，太守龙文葺而新之，改颜“清光”，失初旨矣。民国九年，县人士以亭下池水为全城饮料之源，非只游观之胜，故又名曰“卫泉公园”。
民国十九年（1930），化奉命率暂编第一团来镇是邦。临发，主席龙公特召谕曰：“昭县经胡、张两军残破之余，伏莽滋漫，治军之暇，亟宜考查吏治，注重民生及拓新清官亭园，俾观感有资，致臻上理，使父老兄弟乐于兵燹后得苏其困也。”
化夙尝学问，敢不敬恭桑梓以抒主席宵旰之忧？所幸官兵用命，不期年而四方匪乱以次削平，安宁秩序，原状回复，化乃得稍息仔肩，爰集地方人士，倡议捐资，得千余元，化助三千元，修浚积沙池，复拓池畔隙地，莳花草竹木以供游览。于园之西北隅筑兵工堤一，顾风景略增而规模仍隘。且此园重要在清官一亭，惟历时既久，风雨飘蚀，鸟剥虫穿，行就倾圮，不谋新之，无以称前贤之意，彰主席之念也。复商全体官兵捐币一万数千元，责建设局长李国彬等董其成，于二十一年（1932）4月经始庀材鸠工，改旧亭三楹为五，前后增建亭台各一，环以回栏，通以石桥，凡八阅月蒇事。引泉浚池，绿波荡漾，有亭翼然在水中央，仍复其名曰“清官”，园曰“卫泉”，兼其意也。
我父亲在昭通还给昭通名胜大龙洞做了一些事，他命士兵修筑沿途大路直达洞外，并命名为“蒙泉公园”，使游人能早出晚归。为昭阳八景之一的葡萄井给游人观赏时，防止人多拥挤时游人跌入井中，在井的四周建了护栏。为搞好体育运动，他划定元宝山前的空地为运动场，又出面募集巨款，购买附近农田30多亩，并将穿场而过的河道填塞，改由沿山脚流过，将元宝山前空地建成运动场，在运动场边筑起参观台，取名为“逐日运动场”，一语双关，寓体育应逐日锻炼和驱逐日寇两重含义。
此外，他倡导修建了北兵营。他想建兵营，目的是让当地驻军分散的情况改变，避免部队扰民，他建营房于城外，并报云南省府批准，拨款滇币50多万元，几经选地，最后因北校场“地高而旷，龙洞水环绕于前，饮料尤便”，便在此修建“北兵营”，供驻军之用。
吴：您父亲驻兵昭通期间，有没有镇压过地下党组织？
安：有材料说我父亲镇压蒋开榜，说蒋是共产党，这是瞎编的。那个时候在昭通根本没有什么共产党组织。他们凭什么说蒋开榜是共产党，什么云南救贫义勇军第一师，后来又编排成为反日义勇军第一师。这些都是无事找事干的人瞎编。当时的云南有地下党组织，也开展过一些活动，但根本就没有发展什么武装革命，至于蒋开榜这个人倒是有的，他是会泽的一个地痞流氓，经常骚扰百姓，他纠结一帮人要当土匪，占山为王，地方知道后就报告我父亲，我父亲就命令地方把这些人镇压了。
吴：您父亲参加过对长征红军的围剿吗？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安：围剿这种说法似乎不准确，我的理解是围而不剿，追而不灭。20世纪30年代，红军经过云南时，好像就几万人。当时以云南的军力与红军真刀真枪干，我估计红军可能不是滇军的对手。当时龙云真正担心的是怕国民党中央借这个机会消灭云南的地方军事力量，当时的滇军装备很好，很多武器都是从法国军火商那里买来的，在全国都算先进，而且滇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滇东和滇东北人，这些人历来尚武，在全国是有名的，打仗龙云最看好的就是我们滇东北的汉子。我父亲他们作为龙云的嫡系部队从骨子里懂龙云的意思，从根本上是不愿意在云南跟共产党死战，只想把红军赶出云南，不让红军势力在云南扎根。我父亲当时主要是驻守昭通一线，对红军进行堵截。
遵照龙云指示，我父亲便命令昭属各县修筑城池碉堡，训练团队，清查共产党的活动。并指定各县修筑碉堡的地点，破坏或阻塞道路。其中我父亲认为镇雄具有最重要的地势，对防止红军入滇十分重要，指示镇雄县长杨国珍一方面要重视军事设施的修建，一方面要破坏、阻塞川滇黔之间的道路，将川滇黔交界各渡口处的木筏、小船全部收藏起来。
我父亲还根据龙云指示，制定了《第2旅戍区清查“匪共奸宄”暂行条例》和“宣传暂行办法”，要求各县严令各机关清查居民户口和共产党组织，并把清查重点放在川滇黔要道和毗连乡镇。红军入黔后，龙云命父亲带领二旅为先头部队出境到贵州堵截。临出发前，龙云叮嘱父亲把红军堵截于川黔地区，勿使进入云南。
我父亲与红军第一次接触是在1935年，红军当时可能是想在川滇黔边境上建立新的苏区，为了摆脱四川刘文辉的围追堵截，向镇雄开来，当时红军可能想在镇雄地域休息和缩编。我父亲率兵到达毕节，听到红军向镇雄行动，就马上带兵到镇雄大湾堵截红军。
红军听说滇军到达后，又改变主意不到镇雄改往扎西集结。我父亲接着追击，当到了斑鸠沟的时候，看到两山夹着很深的峡谷，心里担心遭到红军埋伏，因为当时是孤军深入，就不敢再往前走。后来派人四处打探，虚惊一场，这一带的地形实在是险恶，也不敢再穷追，考虑到龙云的叮嘱，也就到横山陇家住宿。这一耽搁就是五六天，红军就在扎西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扎西会议。我父亲就是本着龙云的意思，跟在红军的后面，只追不打，不让红军进入云南，保持距离，而且坚持一个原则，只要红军往贵州方向走，就停下来休息，这就是红军最为有名的“四渡赤水”的来历。云南对红军的心思，蒋介石是知道的，为能消灭红军，他亲自跑到贵阳督战，我父亲也不得不带兵到贵州听他指挥，当时在川滇黔一带流传说红军中有一个口号，叫“手捧川军，脚踏黔军，拖死中央军，血战滇军”，认为在西南一带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以滇军战斗力最强。当时红军假装攻打贵阳，在贵阳的蒋介石慌了，让云南出兵救援黔军，我父亲接到命令赶往贵阳。这一次是我父亲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我父亲，说：“你们这个部队，可以算是国家的军队了。”
调出滇军后，云南空虚，红军转向云南。我父亲按照龙云的命令折回云南，继续追击红军。有一次与红军一部碰着，传令兵被击毙，我父亲正准备强攻时，因为天气大雾，让红军跑掉。龙云听说红军要进攻昆明，慌了，让我父亲火速赶往昆明增援，急行军两日一夜，到了昆明红军已经不来了，虚惊一场。后来我父亲又去楚雄追击红军，一直跟在红军后面，在红军离开云南后我父亲就驻地待命。
吴：听说您父亲当时枪毙过共产党人张秀升？
安：这可能是一个冤案。张秀升不是共产党。但是张秀升跟当时的代理县长朱开文有矛盾。朱诬陷张为共产党，说张把会泽情况告诉红军，引红军入城。当时可能情况混乱。再加上朱开文跟龙云关系比较好，误听谣言，就让我父亲把张枪毙了。
吴：您父亲后来对贺龙的二、六军团的第二方面军也进行围追堵截，当时的情况是咋个样的？
安：1935年11月，贺龙、萧克率红军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2月进入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并在当地创建新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我父亲驻防的滇东北地区与贵州毕节毗邻，此时，又成为云南堵截红军的重要地区。
为了堵截红军二、六军团入云南，龙云命我父亲火速赶回昭通，并安排重兵在滇黔地区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当时是冬天，昭通正在下大雪，我父亲冒雪坐飞机到昭通，随后参加对红二、六军团的乌蒙山之战，这场战役是红军第二方面军较为有名的战役，但由于历史上没有很好的重视，到现在也没有写出当时的情况来。当时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川军和滇军三方面对第二方面军进行合围，本来是已经包围了的，不知是萧克和贺龙的能征善战还是什么原因，硬是让红军给跑掉了，我父亲本是坐镇昭通，想红军到来坐收渔翁之利，结果红军根本没有到昭通，而是在镇雄一带和国民党中央军干了一仗大获全胜。当云南地方部队围打时，红军又搞游击战，跑到宣威，我父亲由于驻防昭通，不愿意和中央军合作，也使得国民党中央军难以得到地方配合，后来龙云催我父亲参加堵截红军，当时是我父亲想等昭通十属防共总指挥官禄国藩到来再南下追红军，由于我父亲未能率兵参加围剿红军的宣威虎头山战役，父亲受到龙云指责。红二、六军团也在战斗后，保存了主力，而当时的云南部队也不愿意硬打，还是龙云的主张，只要把红军赶出云南就行，在随后的几次战役中，云南部队都是以围打为主，红军第二方面军也就领会这种打法，始终没有死战、大战的出现，我父亲他们名为追击红军，实是为红军送行，尾随红军后面，经富民、禄丰、楚雄、镇南、姚安、宾川、鹤庆等地将红二、六军团送到丽江石鼓渡江，才停止追击。
吴：您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抗日战争中第60军182师在台儿庄作战的经过回忆》，您是怎样看待您父亲参加台儿庄战役的？
安：我父亲作为云南滇军的一名高级将领，他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云南滇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现代电影《台儿庄》并没有表现出云南滇军的贡献，忽略史实，说到底，看不起云南人，认为云南地处偏远，可以忽略。这是不对的，不尊重历史就是背叛历史，我父亲写的关于台儿庄战役中的滇军情况，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滇军在当时是举全省之力来支持抗战，没有畏缩，是站在维护中华民族的高度来参与抗战；二是滇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上万滇军将士血洒疆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父亲他们在台儿庄战役中可以说完全是为国，当时他就是第一个要求上战场的，他认为滇军的60军中的第一个师是182师，后面才是183师、184师等，作为师长，他要求182师第一个上战场。父亲他们在战场上经历了太多生死，对名誉地位看得很低。但我想台儿庄战役滇军功不可没。这次战役中，滇军以伤亡万余人的代价，成功地挡住了日寇的进攻，歼敌四五千人。我父亲所在师消灭敌人2000多人。
吴：您父亲除了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外，还参加过哪些战役？
安：还参加武汉会战，武汉失守后接着就是长沙保卫战，1939年他又率兵参加南昌会战，可谓九死一生。
吴：后来您父亲奉命调回云南原因是什么？
安：1939年后，日本人占领了越南南部，企图攻占北部后，攻占我滇南地区，他们的目的是打到昆明，滇南主要指的是个旧开远蒙自地区，这一段地势比较平坦，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日寇如由河内经蒙自进犯昆明，路线较为近捷，又有滇越铁路及蒙河公路便于运输，因此，要阻止日寇进犯云南，保护昆明，就必须巩固中越两国在滇南毗邻的边防。当时的龙云慌了，就向蒋介石请求调回60军到滇南作战。蒋介石同意后，以卢汉为总司令，设总部于昆明。1940年，滇军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移驻蒙自，下设第一路、第二路军指挥部，我父亲任第一路军指挥，下辖60军的182师、184师，并指挥云南新编第1、3两个旅。
吴：当时的滇军情况是怎样的？
安：60军是滇军的王牌，从江西返回云南，因60军曾在台儿庄、武汉、南昌等地多次与日寇较量，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我父亲经历了大小战役也锻炼了指挥作战的能力。在对滇南的布局是很好的，具体情况我不大记得了，记得当时的重点防御是在屏边和金平，主要是依托较好的地理优势，居高临下。他还和周边的部队也做了很好的合作，可以说日本人感受到在滇南进攻，难度会很大，不得已把攻打云南的重心转移到滇西方向。这里还要提一下，滇南地区的山势太大，特别是在屏边与河口相邻的大围山是最后的天然屏障，山势高大险峻，断崖绝壁，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运作困难，而60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勇敢也是令日本人胆寒的。当时的60军军部设在蒙自新安所一座庙中，由于我父亲廉洁奉公，严肃军纪，不苟言笑，崇尚儒学，故军中把军部戏称为“大成殿”。
吴：这段时间也是您父亲在部队的最后时期，您怎么看待当时的情况？
安：我父亲在滇军的地位既是龙、卢两位老主席提拔的功劳，没有他们我父亲没有机会；却也是我父亲本身的功劳所致。父亲在滇军中不管是治理昭通还是抗日战争中都是劳苦功高。然而，在处理地方问题上，父亲的彝人性格太过于强硬，既不愿意向强恶势力低头，也丢不开彝人亲戚好友的情面，为难的地方不少。在处理龙云和卢汉的矛盾上，尽管大家都是亲戚兄弟，总难免不少得罪人的地方，我父亲夹在他们中间，很是为难。由于多年的戎马岁月，我父亲想退居二线，特别是卢汉掌握云南军政后，也在发展他的军政势力，父亲作为他的姻亲和多年的老部下，也就自然做好了下来的心理准备。
吴：下面的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下，云南解放的过程中您父亲的态度是什么？
安：对于要不要解放云南，我父亲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对蒋介石的失望是从20世纪30年代“剿共”的时候就有的。他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看到很多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他认为共产党是比国民党更能争取人心的。有些材料他甚至学习后用于教育自己的部下，整顿军纪、教育子女。对他震动最大的还是五华山事件，蒋介石把龙云赶下台，挟持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这种卑鄙手段让他对蒋家王朝是彻底失望了。作为龙云、卢汉多年的部下，他们的情谊不是老蒋能左右的。
吴：对云南解放您父亲做了哪些工作？
安：对云南的解放，龙云和卢汉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所处的情况不同，龙云被美国飞虎队陈纳德救出南京后，到香港居住，他对蒋介石是恨之入骨的，他主张云南起义应该是和平武装起义，而且是赶在解放军过长江之前，以便获得主动，这一点主要是考虑给云南解放后留有更多的自治余地。他也想回到云南，保留云南的更多特色，这种想法在当时可能是行得通的，这就是所谓的绥远方式。对于龙云的这个想法，我父亲是持赞同态度的。龙云在20世纪40年代，在处理和民主力量关系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他反对蒋介石搞独裁，支持民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抗日主张也是支持的，他不满意蒋介石的做法，我父亲他们就经常听到他对蒋的反感言辞。作为龙云信任的人，龙在香港多次跟我父亲交流，要他回云南后组织力量早日反蒋。对于卢汉会不会反蒋，龙没有把握。但考虑到卢汉在云南的影响，两人都希望能争取他出来带头反蒋。我父亲返回昆明后，卢汉正好就任省主席，他想这个主席能不能当好，首先是解决钱的问题。他为了不让云南的财政流到中央，就搞了一个以全省人民的名义，成立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的办法，让云南人当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他让我父亲和一些元老做每个县的工作，让各县派一个代表到昆明开会，并选出董事会、监事会，做这些工作，目的是他们选举出来的董事和监事必须服从卢汉，这项工作做好，就等于卢汉掌握了云南财政的钱袋子。我父亲回昆明的态度赢得卢汉的信任，他找我父亲说：“莫在外头混了，回去负点实际责任。”这件事我也跟地方党史办的人谈过，他让我父亲接替杨文清的职务。对于卢汉本人，我父亲对他是有信心的，卢汉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不会无动于衷，倒是他希望龙卢两人在关系上搞好一些，不要出现太大的分歧。他建议龙云给卢汉写信，弄清卢汉的态度。对于让别人取代卢汉来起义，我父亲是持反对态度的。我父亲到昆明后，把龙云的信交给卢汉，并如实转达了龙云的意见。卢汉后来给龙云回信并提出三个方案：（1）卢汉自己称病辞职，保安恩溥代理省主席，然后由龙云直接指挥安恩溥发动起义；（2）走马换将，龙云回云南，卢汉到香港，由龙云自己发动起义；（3）如果要卢汉领导起义，要求龙云命令龙绳祖、万保邦、龙奎垣等都要听卢汉的话，否则云南的事情搞烂了，卢汉都不负责任。最后，龙云同意了卢汉的第三个方案。
吴：您父亲担任民政厅长后，为起义做了哪些工作？
安：为了保证云南起义从上到下顺利实施，我父亲首先是在人事上做了调整，决定委任王凤瑞为省民政厅主任秘书。王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任过县长、昭通地区专员，在云南政界有比较丰富的经历，对各方面的工作和情况都比较熟悉。我父亲将民政厅的事务性的工作都委托王凤瑞，他才可能有时间帮助卢汉准备起义。在当时要保证起义，必须是上下一条心，必须把头头的思想统一在卢汉的领导上来，重在选好全省各县县长和培训骨干。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很多人当官就是为了捞钱，不懂政治，要搞起义，没有铁杆是不行的。为了保证此后云南起义的顺利进行，我父亲物色了一批原第一集团军60军中觉悟较高、水平高、能力强的一些军事人才派到各县当县长，让他们在起义的时候镇得住地方，这些人都是多年来跟从我父亲和卢汉的老部下。在这些人赴任之前，我父亲都要告诫他们，蒋介石必定要垮台，在其垮台之前，他还企图以西南为最后根据地，以云南为最后战场，但他终于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反对蒋介石以云南为最后战场，达到救云南和自救的目的。让他们到任后，首先要认真整顿团队和民团，将地方武装切实掌握起来，站在人民方面，打击土豪劣绅，对中央人员和中央军尽力敷衍，尽量争取与进步人士和朱家璧领导的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取得联络。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特务到处横行滋事，我父亲也想通过整顿机构来处理特务机构，其中就有云南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等，通过调整让一些特务滚出这些机构。既节约大量的经费开支，安插了不少信得过的人到各机关掌握实权，这些人后来是很起作用的，在后来“九九整肃”时，卢汉表面应付蒋介石，实际要保全被整肃人员，新调到市警察局的人员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就只听卢汉而不听蒋介石的。
要起义，关键是培养自己人，我父亲受卢汉委托办云南省干部训练团，也就是省训团。省训团由卢汉兼任团长，父亲任教育长，负责全面工作。到省训团受训的学员主要是军政机关保送的，还有一部分是考试，择优录取的。省训团共有学员400余名，编为行政、自治、财务三个班。三个班分为不同等级，行政班毕业后当县长；自治班毕业后任为各县科；财政班毕业后任为各县财政科长。每日升旗过后我父亲要讲话，在讲话中，讲自己在抗战期间的见闻，讲抗战胜利后云南人民负担沉重，生活艰苦，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实际情况。要求学员将来毕业工作后，一定要注意人民生活，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作为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他在业余时间找一些积极分子谈话，通过讲述世界上先进国家政党相互合作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国共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是否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伟大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政策；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不能合作，愈合战争创伤，建设国家等问题，暗示学员北伐战争占领武汉后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民党，都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三大政策，独吞北伐和抗战胜利果实，沦为独裁的政权。通过昆明南屏街银行多、美国小麦面粉及日用品充斥市场，提出民族工业发展前途等问题，暗示学员国民党政权下的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通过讲述历史上的兴亡得失，启发大家要明大体，爱国家，爱人民，除物质享受外，还要有理想和事业心，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先于个人。
吴：龙云和卢汉关于起义时间的矛盾大不大？您父亲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安：龙云和卢汉围绕起义总的来说是一致的，龙云要起义，卢汉也要起义，在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没有选择的。但是龙云和卢汉在如何起义上是有不同看法的，跟两人的个性、当时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有关系。龙云考虑起义是立足于保住地方有较大的自主权，想的是地方自治，希望赶在国民党彻底垮台之前，以便云南地方上有更多的政治资本。而卢汉对当时的情况是较为冷静的，我说过卢汉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你看解放后云南地方上这么多人被打倒，卢汉一声不吭。他跟龙云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对待起义，龙云急得不得了，卢汉冷静。我父亲作为跟龙、卢较近的人，觉得起义一定要走一条绝对成功的路子。所以在跟卢汉工作的过程中，觉得跟卢汉一起搞会较为有把握些。当然，这个时候老主席龙云是鬼火大些，老是派人催，甚至写信告诉我父亲卢汉不可靠。对于起义，龙云是不相信卢汉的，他派他那个搞帮会的三儿子龙绳曾来策划我父亲到昭通搞起义，这个人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入赘到巧家拖车土司禄廷英家。他派拖车管家唐声周对我父亲说：“龙绳曾由香港回来时老主席告诉他，叫你莫受卢主席骗，要自己准备干起来。他到昆明找不着你，到昭通和安专员商量组织起来，最初拟组织云南人民革命军，推你任司令，安纯三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纵队长，龙绳曾任第一纵队长，以后陇承尧、龙奎垣他们也要编成纵队，纵队下可以编支队、大队。现在正在派人和各方面联络；会理的邓贡廷家，我们是早有联络的，提供几千条枪不成问题；威宁方面，安尊三他们也可以提供几千条枪，我们计算，合起来万把条枪不成问题，决定改编为西南人民革命军。叫你不要再犹豫，负起责来，必要的时候接老主席回来主持。”这不是明摆着龙云要回来领导起义嘛。我父亲对龙云这种毫无把握的安排是担心的，龙云是不了解云南的情况的，国民党的正规军就有三个军部署在云南，云南仅仅从军事上抗拒蒋介石失败是可能的，这一点我父亲是明白的，继续与卢汉合作，策动起义，是我父亲的必然选择。我父亲也认得龙绳曾、龙奎垣、安纯三、陇承尧这些人武装组织成分十分复杂，如果一旦同他们联手干起来，必然会将云南搞乱。考虑到龙云的声誉，制止龙绳曾等人盲目行动，我父亲对龙云说：“你们那帮人要粮、要钱、要子弹，你们从哪儿拿给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把握使他们拼命？问题多着呢……”要唐声周转告龙绳曾：“对地方武装，万万给不得名义，你们一给名义，他就要伸手向你们要东西，打着名义招摇，坏起事来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时候龙绳曾反而坏了老主席（指龙云）的事，你们的责任也就大了。”我父亲还对他们讲：“我看不出卢主席哪点骗我”，认为“老主席远在香港，不了解实情，干着急”。为了说服龙云不要跟卢汉对着干，我父亲写信给龙云，说卢汉不买南京政府的账，反三征，拒用银元券，积极接近进步人士，并委任我叔叔安纯三当专员，我表叔陇生文当旅长，对自己的工作放手等事实，证明卢汉不会骗自己。还告诉龙云现在蒋介石在云南力量很大，云南保安部队数量质量都成问题，现卢汉正在积极整训。后来，龙云回信说：“革命是各人自己的事，要毛泽东画把刀给他们拿着才算数吗？”龙云后来派夫人顾映秋到昆明搞联络，我父亲去看她并告诉她起义是大事，要做好，不能乱。
吴：您父亲在云南起义的准备过程中，是不是被特务发现了，听说特务暗杀他没有成功？
安：我家当时住在现在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附近的一套别墅里。为了迅速解决云南问题，以西南为基地进行负隅顽抗，蒋介石下令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名单上就有我父亲和龙泽汇，沈醉在那天早上布置好凶手准备在昆明五里多附近暗杀我父亲，平时我父亲走的路线就是这一条，为了暗杀成功，他们重金收买了我父亲的司机王师傅，但是那天我父亲没有走那条路，改走东站，暗杀没有成功。我父亲还有一个老同学叫肖毅肃，他听说沈醉的行动后，就制止沈醉说：“安恩溥与卢汉的关系与一般不同，上边要我做卢汉的工作，杀安恩溥就是逼反卢汉，叫我怎样做工作？”肖毅肃还派车将我父亲和龙泽汇接去谈了一夜，要安恩溥变拥龙为拥卢。我父亲跟他说：“过去我跟着龙主席混饭吃，现在跟着卢主席混饭吃，说穿了，我是拥我自己。”随着卢汉对起义的态度明朗化，我父亲的处境也就越来越危险，卢汉多次叫他搬到自己家中去住，但考虑到卢汉家中也有特务，若搬过去，反而加重了卢汉应付蒋介石等人的困难，我父亲委婉地拒绝了卢汉的好意，而是搬到五华山大营门外的几间小房子里居住。
吴：当您父亲和卢汉准备起义时，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过早地透露了云南起义的活动，甚至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并说龙云派亲信到云南活动，您父亲他们当时是如何理解的？
安：蒋介石看到龙云派亲信策动云南起义的报道后，十分震惊，代总统李宗仁也深感不安。李宗仁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提出要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下令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也亲自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决心要解决云南问题。这一切，给我父亲和卢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卢汉担心云南自身的力量不足，解放军距离又远，万一真的打了起来，地方抗不住。他左思右想，无可奈何，只得多方设法，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从台湾赶到重庆后，要卢汉到重庆面谈，想通过卢汉，控制云南。卢汉该不该去重庆？当时我父亲是主张不去的，一方面，他们担心卢汉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后，有改变起义初衷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卢汉此去，吉凶未卜，如被扣留，另改组云南省政府，这样形势就会出现逆转，云南起义就会出现很大的周折。在蒋介石威逼下，卢汉决定到重庆面见蒋介石，同时他跟我父亲、龙泽汇约定，去后天天有电报，单日落“卢”字，双日落“汉”字，落“卢汉”就是假电报，或者没有电报，就是恶化了，你们就干起来。卢汉还命朱丽东当即写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的内容是：本主席因公出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厅长安恩溥暂代，署名云南省主席卢汉；一道的内容是：本主任因公离省，在离职期间，如遇紧急事变，保安各旅及地方武装统由安厅长统一指挥，署名为主任卢汉。这等于在特殊时期把云南军政大事交给了我父亲。当时他最担心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怕卢汉一去不返，自己无法控制整个局面；另一个是怕卢汉回云南后，从此180度大转弯去拥蒋了。我父亲考虑再三，决定坚决沿着起义的道路走下去。他叫我表叔陇生文到家中商量，认为如果卢汉回来后出现180度的大转弯拥护蒋介石的话，他就要把陇生文旅拉到滇西，同时争取余建勋的合作，坚决沿着起义的道路走下去。在去滇西期间，请周钟岳出面维持昆明秩序，并接龙云回滇主持大计。我父亲当时的情况是极端危险的，卢汉在重庆见蒋介石，正如卢汉自己所说，他从来没有被人问倒过，此次去见蒋介石，他连要说的话都早已想过了千百遍，做了充分的准备。万不料蒋介石一见到他，第一句话就出乎意料地问道：“安恩溥那样的坏人，你为什么还不处理？”卢汉相当局促，停了一下才答复他，安恩溥与龙云历史关系虽久，矛盾也深，过去就是受不了龙绳武的气，才丢掉军长不干，来重庆陆军大学学习的。此后，他们的谈话才转到别的问题上。老蒋给了卢汉很多好处；卢汉也表示一切服从蒋介石，拥蒋反共，即时实行“整肃”。蒋介石在送卢汉走时，又再一次告诫卢汉：“对安恩溥要处理”，并将安恩溥列为整肃的重点对象之一。卢汉安全返回昆明，当晚，我父亲单独去见卢汉，卢汉便把蒋介石特别注意他的情况告诉了他。
“九九整肃”开始后，我父亲因自己是整肃对象，便书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赋闲在家。
吴：云南起义后，您父亲担任过哪些职务？
安：云南起义后，云南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下设军务处、行政处、财务处、文教处、公安处，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机构。我父亲任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行政处长。我父亲坚决贯彻党中央“维持现状，听候大军入滇接管”的指示，组织各县政权等待统一安排，由上而下地正式办理移交手续。在积极做好政务工作的同时，他还参加了昆明保卫战防务的研究，为昆明保卫战出谋划策。昆明保卫战结束后，他又参加了组织欢迎人民解放军到昆明的工作，担任云南欢迎人民解放军莅昆大会筹备会主席团成员。云南解放后，我父亲继续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一直到1958年。在此期间，他还于1950年4月担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6月担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4月任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5月，由龚自知、曾恕怀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民革云南省委员会委员。
吴：1958年在“反右”斗争中，您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安：我父亲被划为“右派”，在当时是躲不过的。在北京，龙云被划为“右派”。在省城，禄国藩被划为“右派”，龚自知被划为“右派”。在《云南日报》上刊登了禄、龚两大“右派”的评论，下来组织讨论，我父亲就对禄国藩被打为“右派”打抱不平，会上就有人认为他态度不坚决。在会上，我父亲也就我的问题发了言，认为我不应该被错划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我是在1949年运送武器给我叔叔安纯三起义的，安纯三起义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日，这个时间是众所周知的。凭什么说我是反动军官？而且我被逮捕的时候，没有逮捕令，也没有审判，就这样让我在劳改农场待了20多年，我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小伙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退休工人。国家政策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的事情，我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撤职降级，调省政协工作，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在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我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应有的处理。他后来撰写了大量回忆录，有几篇发表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云南文史资料》中。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在《云南日报》上就有一些，这些话对我父亲来说，当时是以一个罪人的心态在写这些东西，他能写但内心是极端痛苦的，特别是写什么检讨书，我当时在农场劳动改造，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你可以找找1957年的《云南日报》看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