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汉故道因故道交通设置、水道得名成说与问题

故道，早在《史记》中就数次被记载。《高祖本纪》载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刘邦入关中时，曹参作为随从和汉王一起“攻下辨、故道、雍、斄”。裴骃解释两处“故道”为《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所载武都郡属故道，王先谦对故道的注释与裴氏相同。可以看出，《史记》记载这两处“故道”指具体政区名。这也表明，秦末故道作为武都郡下的一个县级政区已经存在，但故道作为县级政区，还在秦统一全国之时，甚至更早。

近人马非百在《秦集史》考证秦郡县时将故道列为陇西郡属县，并且举出金文材料为证，但未引起学界重视。近年，周晓陆检索秦封泥“故道丞印”，秦代设有故道的证据更加充分。稍晚，后晓荣在其《秦代政区地理》一书中，采用周说和传世青铜器“故道”量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秦代陇西郡已有故道设置。汉代的出土文献中，周伟洲先生早已发现汉“故道令印”封泥，亦表明汉代故道的存在。所以在《汉志》所载汉成帝元延绥和间的政区中，故道已作为武都郡属县出现。除以上所列出土文献外，笔者还发现在张家山汉简中也有“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等字样，碑刻资料也反映东汉熹平初年武都太守“开故道铜官”之事，说明东汉时故道还未被废弃。以上表明，秦汉时期，故道一直作为一个县级政区地名而存在。

这些材料之外，故道最早见于秦青铜器铭文，且有具体的年代。容庚先生在《秦金文续编》一书中，采用的“故”“道”二字，即取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故道残诏版。10这表明，在公元前221年秦刚统一时，故道作为政区已经存在。青铜铭文与汉简图版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秦始皇二十六年残诏版“故道”

图2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故道”

既然秦代故道这一政区已经存在，且延续至东汉，那么，故道又因什么而得名？裴骃并没指明秦代时故道就存在，且对故道到底因何设置，得名也并无交代。这导致后来学者们多依汉代以后史籍来推断故道相关问题，认为故道这一政区因交通而得名，和史籍所载“有蛮夷曰道”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道”这样的政区毫不相干，具体如下文所述。

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校注《史记》, 30年代出版《史记会注考证》一书。该书中，他对刘邦“从故道还”中“故道”进行解释时，引用中井积德的说法“故道元非地名，盖是处旧有秦蜀相通之道。而栈道张良所烧者为今道，今道已烧残不通，故从故道而往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学者任乃强先生注释《华阳国志》。他说“故道，汉旧县，晋存……褒斜阁道未通以前，秦川赴汉中者，由大散关下，循此水（故道水，笔者注）至沮县，转阳平关，入沔汉平原。褒斜既通，此道渐废，故曰故道”。任氏也将故道之名归结为交通。稍后，史念海先生1964年发表《汉中历史地理》一文，在该文中他指出，“故道是秦汉时的县名，故址在现在的凤县附近。县名以故道相称，分明是以前的旧路”。20世纪80年代后期，周振鹤先生认为，《汉志》所载有些道名，显然与少数民族无关，如除道、故道。他说“故道之道，亦应解作道路之道，故道之名乃因该县据关中通蜀之故道北端而得名”，并将故道排除在32道之外。而就在近几年，沿袭这种说法，排除除道、故道，补正《汉志》道的还有后晓荣等学者。至此，故道因交通而得名，与“蛮夷”族群管理设道无关似乎成为定论。

自上述这些观点发表后，也有对此提出质疑的。因西汉故道在《汉志》中被列为管理少数民族的特殊县级政区30“道”之一。这是反对者们从民族史角度提出质疑的原因。然在十数年前，周伟洲先生认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往往处于边疆交通关隘之地，无确证之前，对故道不得不怀疑，但也不敢确定。从其利用封泥考证的秦代20道来看，并无“故道”，这一点则表明他认为汉代才有故道。此外，如尤中认为《水经注》中“故道县故城”之故道为汉代所置，故道之“道”不应解释为道路，但又说“故道”“实自古以来西北氐羌向西南往复流通的通道”，对故道是否“有蛮夷曰道”之“道”这种政区不敢肯定。可以看出，民族史研究者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管理的“道”问题，但此说亦和边疆交通有关。此外，学界还有将陈仓道、北栈道混同故道的解释，因开通道路为管理道路而设故道这一政区，到后来才管理附近少数民族之说等。

故道得名的另一说法与水道有关。王国维先生认为散氏盘铭文中的——“自涉以南，至于大沽”中的“沽”有可能是《水经注》中“故道水”，且说：“后世故道水，由县得名。汉之故道县，当因沽水得名”。但他也承认：“但地望稍西，未敢遽以为定。”王氏将故道县定为汉代，可见他对秦代置故道问题有所忽略。王氏而外，清人吕吴调阳认为故道为今凤县（治所）。他说：“故，同姑，本作故；道，导也，县南之三道河，东北对嘉陵江；即《水经注疏》之故道水，像女子仰卧，据手拒收，有所导也。”可能是受水道得名说影响，新编方志认为“故名故道，水以县名”。

笔者不敢苟同以上两种说法。上述说法，除史先生认为秦代设故道外，其他都是基于对汉代以后故道的认知，为时过晚；道路管理设县之后再管辖少数民族之说毫无根据。这种说法实际上仅仅关注汉代“故道”本身，并没有综合秦汉带有“道”的县级政区来看。

在众多学者主张故道因交通设县、得名说中，这主要是基于褒斜道与故道之开通早晚，但无直接证据。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考证褒斜道与故道开通孰早孰晚，此其一。其二，即便是考证出来，依此解释“故道”之意则为“旧路”，此说在汉初人们追述秦代历史命名勉强能说得过去，但秦人以旧路之意为县之名则不合常理，有望文生义之嫌。还有王国维之论断，故道水已远在西南，不合地望，这连他自己也怀疑；清人吕吴调阳臆解《水经注》材料，强解“故”为“姑”，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将凤县南故道支流想象成女子指路形象的解释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