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传教士”到革命者——洪秀全思想与行为的转变
从洪秀全最初到广西传播其上帝信仰到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之间的历史总是引发学者们激烈的讨论。因为这里涉及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洪秀全的革命意识是在什么时期萌发的？洪秀全信教之初是否有建立新政权的野心？洪秀全建立的上帝教
为什么能够吸引教众？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笔者拟通过原始材料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王庆成在1979年发表的《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认为洪秀全在1844～1847年和冯云山出游两广时，只是“诚心诚意地作为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丝毫无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直到1847年重游广西时，才在当地的局势下产生反清之心。经盛鸿则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冯云山于1844～1847年间在广西的行为侧面反映出洪秀全早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并以《粤匪起手根由》中冯云山的话为证，“广西山多人野，最好召集英雄，买马聚粮”。但是据笔者查证，该条史料系于“咸丰元年”所发生，即1851年，是年金田起义爆发，所以笔者认为经盛鸿引用该条史料不足以证明洪秀全在1844～1847年间早有建立政权之心。值得注意的是，经盛鸿指出《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记载在1845～1846年洪秀全对洪仁玕提及他的“中心之秘密思想及其对于满洲人之仇恨”以及“恢复祖国”的想法，作为洪秀全在此间产生“反清革命思想”和“有了对未来建立政权后内政外交蓝图的具体计划”的例证。夏春涛认为洪、冯两人当初出游的目的仅为单纯的布道。直至重游广西之前，洪秀全仍未萌发造反意识，夏还以洪秀全在1846年在广州要求受洗入教为证。笔者认为对此问题，我们应该把洪秀全萌发反清意识和坚定革命之心分开来讲，应该说洪秀全起初是虔诚地信奉上帝，而其革命思想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其革命行为的具体实施则是迫于后来的局势，正如洪仁玕对罗孝全所述“初时并无举行革命之计划，但因官与兵之压迫及残害为吾人所不能屈服，并无别路可走故尔”。
笔者认为，洪秀全萌发反清意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从1836年得到《劝世良言》, 1837年做了异梦，再到1843年细读该书，洪秀全找到了科考落第后的心理慰藉，从而较为虔诚地开始布道。从史料可见，《劝世良言》中的核心思想是上帝是独一真神，即“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下来，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而洪秀全接受了这个思想，他说：“看见其书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于是他在家乡花县开始传教，但是效果并不好，“有闻而即信者，有闻而反对者，有承认其为真理而不敢信从者，有起初踌躇后则信从即如一般闻而即信者”，并非洪仁玕所述“凡东西两粤，富豪民家，无不恭迎款接，拱听圣训”。因此，洪秀全与冯云山便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游广西：“（南王）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弃妻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可以想见，他们确实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不过，在广西起初的传道也进展不大，所以洪秀全又回广东老家以教书为生，顺便创作了几本小书用来传道，而冯云山则留在了广西，并深入到紫荆山区，在1844～1846年间逐渐发展起了“上帝教”的信仰，但“洪秀全、冯云山的劝人 ‘拜上帝’并没有形成什么组织，更没有建立什么 ‘会’。‘拜上帝会’只是在洪秀全等 ‘一一劝人学好’下，人们的一种自发的散漫的行为”，大多数地方都是一些教众自行拜上帝的，“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 ‘拜上帝会’。”所以笔者认为经盛鸿所说冯云山的革命活动并无确实根据。但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1845～1846年间其反清的意识确实有所萌发。对洪秀全在这两年间的生活，《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这样记载：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两年，秀全留在家中，仍执教鞭为业。在此期间，彼曾作数篇文章，问答，及诗歌，均发挥宗教真理者。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等篇。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洪秀全的反清意识在逐渐加强。《百正歌》利用儒家色彩，规劝世人恪守本分；《原道救世歌》比《百正歌》更为具体地提出了“正道”的规范，甚至驳斥了唯有君王才能敬天的说法，并提出“天下一家”的理论。该书认为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故天下兄弟姐妹本为一家，不应存在彼此疆界之分以及尔吞我并之念。《原道醒世训》开始有了改造社会的要求，但是更多的是要求建立一个上古三代时的“大同社会”。《原道觉世训》则鲜明地提出了“阎罗妖”这一概念，并且严厉谴责了历代帝王信奉邪神的行为，在此我们需要注意“阎罗妖”的旨意：
历代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上帝也。坏自少昊时，九黎初信妖魔，祸延三苗效尤，三代时颇杂有邪神，及有用人为尸之错，然其时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仍如故也。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历阶，祀虞舜，祭大禹，遣入海求神仙，狂悖莫甚焉。皇上帝，独一无他也，汉文以为有五，其亦暴悖之甚矣。汉武临老虽有悔悟之言曰：“始吾以为有神仙，今乃知皆虚妄也”，然其始祠社、祠泰乙、遣方士求神仙，其亦秦政之流亚也。他若汉宣祠后士，遣求金马碧鸡；汉明崇沙门，遣求天竺佛法；汉桓祠老聃；梁武三舍身；唐宪迎佛骨。至宋徽出，又改称皇上帝为昊天金阙玉皇大帝，夫称昊天金阙，犹可说也，乃称玉皇大帝，则诚亵渎皇上帝之甚者也。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其尊号岂人所得更改哉！宜乎宋徽身被金虏，同其子宋钦俱死漠北焉。总而论之，九黎、秦政作罪魁于前，历汉文、武、宣、明、桓，梁武、唐宪接迹于效尤于后，至宋徽又更改皇上帝尊号。自宋徽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则天下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又何怪焉。
由上可见，洪秀全开始批判黑暗的政治现实，其思想逐渐转向反清的一面，但并没证据显示其明确的建立政权的决心。另外，据史料记载，1845～1846年，洪秀全曾对洪仁玕提及其“中心之秘密思想”：
上帝割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
其后复言：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人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也。
笔者认为这里“恢复祖国”即恢复汉人的天下，可见洪秀全之反对清朝统治之思想，到此时正在逐渐转变成革命行为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