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之后完成的第四部研究报告。自2010年以来两年多的时间里，课题组成员在四川省成都市，江苏省太仓市，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佛山市南海区，北京市朝阳区、大兴区、顺义区、延庆县等地的城市和农村进行了深入调研，研究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召开了十余次课题研讨会，数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研究报告。

本书的研究主题源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时代特征的深刻观察和系统思考。这个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建设时代已经来临。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30多年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同时，社会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种变化表现出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特征。总的来说，就是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增多，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已经成为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此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图景日渐清晰，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也逐步明确。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概念。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实现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写入新的党章。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新时期、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百年征程已经走过60余年。如果说第一个30年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艰辛探索，第二个30年是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那么进行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则是未来30年中国发展的主题。

从近十年来社会建设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来看，对于为什么在现阶段要重点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建什么、怎么建，仍然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明确和取得共识。本课题组为此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以下是我们的认识。

第一，社会建设滞后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就斐然，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来看，我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然而，在经济报喜的同时，却出现社会报忧。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现象。从社会各个方面测量，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这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对矛盾，在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以后，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到社会方面来了。因此，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成为时代的要求。对发展战略做适当的调整，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社会建设摆到重要战略地位，实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的方针，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社会建设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面对目前我国社会经济不协调的形势，学界、政界提出了关于改革发展的多种战略选择。有人认为，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集中主要精力抓经济发展；有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建设。我们认为，我国下一步战略任务的重点应该是加强社会建设。对此，有以下几方面的实践理由。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对照十六大后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6大类23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的体系，2010年全面小康已经达到80.1%，比2002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其中经济指标实现得最快最好；但是社会和谐、文化类指标提高较慢，有几个指标反而倒退：2000年城乡差距指标已经达到99.8%，但2010年倒退为70.3%；基尼系数、社会安全指标等都不如2000年的水平。总体经济指标已经超前完成，但社会指标不仅没有完成，有的还出现倒退。而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不到八年的时间，如不抓紧加强社会建设，好几个指标就会落空。

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调整经济结构是不够的，达不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更需要通过改革社会体制、调整社会结构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机会，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教育、就业、社保等问题，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才能扩大内需，从根本上再现市场活力。

三是解决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蛋糕做大了，但分蛋糕的规则没有定好，也没有分好，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现在社会上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不是仅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还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配置资源和机会的新社会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四是为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准备的需要。国内外现代化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在社会矛盾、冲突多发频发的阶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不是好的时机。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搞，我们现在也在搞，但要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还不是时机。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讲过：“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是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五大建设，也应该是“有先有后”的。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社会矛盾又相对突出的时候，就应加强社会建设，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把社会建设好。如把社会组织发展起来，人民就能够在基层、在社会组织中得到锻炼。先搞社会民主，再搞政治民主，先做好准备，再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应当指出，在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适时加强社会建设，也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国际上有效加强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成功实现稳定繁荣的例证很多。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通过经济复兴政策、社会领域改革，培育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繁荣的社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振兴国民经济，全面推行社会改革，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世纪7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亿皆中流”的社会结构和“福利社会”。拉美国家则因社会改革不足导致社会动荡，社会结构断裂，陷入“拉美陷阱”；前苏联在社会改革不到位、社会基础不牢的情况下，贸然推行大幅度政治改革，以致亡党亡国。殷鉴不远，足以为戒。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进行重点突破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关键时期，就必须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建设行动，实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综合判断基本国情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我国已经处于确立社会建设为战略重点的新的历史转折期，条件充分，任务迫切，机遇难得，不可错失。

第三，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相比较而言，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国家“富强”，实质是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政治“民主”，实质是推进政治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文明”进步，实质是建设文化现代化；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实质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协调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共生”，实现生态文明现代化。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他还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现代化的各种因素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开始，到现代社会建成的一个长期进化过程。因此，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仅仅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或接着实现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从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当下中国国情看，下一阶段，中国就应该重点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

所谓社会建设，是指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这就要以改革社会体制为中心环节和突破口，着力推进社会建设，逐步实现社会现代化。

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实现社会和谐、进步。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坚持公平正义，实现共建共享。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社会利益并不平衡，也不协调，这是形成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如果说调整经济利益关系的核心原则是经济资源的市场化最优配置，追求经济效益，那么，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理应是追求社会领域内资源和机会的合理配置，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这里，社会建设遵循的基本原则与经济建设是不同的。

从社会建设任务的构成看，社会建设的领域和主要任务包括基本民生、社会事业、收入分配、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社会管理、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九个方面。社会建设的内涵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九个方面分别在社会建设领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本书设九章，分别论述这九个方面的任务和内容。

第四，遵循社会建设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两翼。工业化和城市化应相辅相成，协调推进，使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按分类学规则，城市属于社会领域，城市化应属于社会建设范畴。城市化建设理应按照社会建设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城市化建设是被纳入到经济建设范畴的，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行事。前一阶段出现的“经营城市” “土地生财” “土地财政”“城市二元结构”等现象，就是把城市化、城市建设也作为加快GDP增长、创造经济效益的表现，其结果必然是大量滋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加快了环境污染、垃圾围城、资源破坏、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蔓延。近几年，阴霾迷雾弥漫多个城市群，引起很多市民的不安。坊间已经出现了“是健康第一，还是GDP第一”的呼声，这是对城市化方针不当的直接批评。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课题组建议有关方面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讨城市化的指导方针，就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把城市化纳入到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按照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好社会建设、城市建设同经济建设的关系，围绕提高城市化的质量这一主题，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

第五，推进社会建设，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并要从对全局有影响的体制改革开始突破。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社会建设顶层设计的大事。社会体制问题没有改革好，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建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的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真正有效地从整体上推进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功，才有后来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社会体制虽然也进行了改革，但改革成功的不多，有的甚至还没有破题。改革过的经济体制与还没有改革成功的社会体制并行，是目前许多经济社会矛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影响了经济改革的推进。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阻力和困难在加大，其实就因为现在不触及社会体制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不可能顺利进行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进行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要改革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体制。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全局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入手，取得突破、获得成功，有利于推动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也将是中国社会建设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第六，调整优化社会结构，培育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构建一个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建设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调整优化社会结构，核心任务是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最多的阶层是极少数，拥有这些资源最少的社会阶层也是极少数。中产阶层是这个橄榄形社会占大多数的主体人群。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中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者、社会规范的倡导者和遵守者，也是社会稳定的维护者，这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决定的这一阶层的本质属性。据国外学者研究，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产阶层应占总就业人口的40%左右，才能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这个国家才能平衡、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前后时，正是中产阶层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现阶段正处于这样一个中产阶层大发展的阶段。但据我们测算，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占总人口的28%～30%。这主要是由我国社会建设滞后，社会体制改革还不到位，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等问题造成的。当然，这也与我们这些年来在主流媒体、重要文件中不使用中产阶层这个概念有关。其实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不是一个概念，中产阶层并不能用收入来定义，用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来代替是不妥的，引出了很多歧义和误解。有些人明明是中产阶层，但不敢理直气壮地自我认同。我们在几个城市调查，用客观指标推算，中产阶层的比重已经较高，但主观认同中产阶层的比重却很低。

我们应该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创新社会政策，调整就业结构，推进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包括给中产阶层正名，加快培育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是我国进行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

第七，推进社会建设，要把握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实施分阶段推进的战略。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目标，这些目标的完成构成现代化全部进程。我们认为，就现阶段而言，开展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十二五”期间，把保障改善民生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两件大事做好，社会建设就开了个好局，为社会体制改革做了准备，奠定好了基础，也推进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第二阶段，在“十二五”后期和“十三五”期间，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第三阶段，2020年以后，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未来的实践过程将会是互有交叉地进行，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凸显某一方面的工作。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将有不同的做法。社会建设分阶段推进，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表现。可以预见，通过三个阶段的社会建设，到2040年前后，中国将全面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第八，社会建设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发挥能动作用的建设过程。推进社会建设，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解决大矛盾、大问题，也要做好社会建设本身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一要深入研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正视矛盾、凝聚共识，真正从理论上、思想上完成对未来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二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总体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管理的社会建设组织机构，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建议组建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社会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制定中长期规划，尽快改变目前各地社会建设机构不统一、上下不协调、职能不完备、工作不得力的局面。三要注意总结推广先进地区加强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鼓励创造社会建设的各种典型和模式，鼓励地方首创精神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创造、形成、完善、推广一批深具影响的社会建设模式。四要加大对社会建设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投入。国家和地方财政支出应更多地倾向于社会领域，大力发展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加大人力资源投入，选拔、培养、造就一支庞大的社会建设人才队伍，包括社会工作者队伍、领导干部和实际工作者队伍，以及社会建设研究人员队伍等。

以上八点认识，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体会，也是本书阐述的主要内容。我们力图通过对问题的分析与提炼，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供实践的参考与理论的支撑。当然，社会建设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也是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第一线的同志和社会学同行的批评与指正，希望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社会建设的研究中来，共同关注这一时代命题。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1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