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私有化“始作俑者”——列宁格勒郊外书生意气

时光倒流。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六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

几年后在他们当中，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丘拜斯也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贸部部长。

1986年8月的列宁格勒郊外之夜，围绕在燃烧的篝火旁，这群未来俄罗斯改革的精英，一面饮酒高歌，一面高谈阔论。他们指点江山，抨击时弊，让人联想起沙皇时代的“十二月党人”，也是一群贵族知识青年，不满沙皇的封建统治和生活的沉闷，在沙龙聚会，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那时的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更多的是经济话题。但是话题和言辞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他们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作诊断，并开出了消除官僚经济弊端的药方。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

当时这类“激进而出格”的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受到冲击和批判。相反，随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到来，激进的思想给他们带来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他们昔日的师长、那些满腹经纶的院士已经被视为“保守势力”的化身，被迫退到舆论的边缘。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做“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学神童”“经济天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体，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历史将过去的苏共反对派推上了前台。但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

1991年末，苏共垮台。突如其来的胜利，甚至连激进派都未曾料到。正像一位俄罗斯作家形容的，政权突然地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仿佛从天而降。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他们原本想在一旁观看苏共怎样熬过经济改革的“痛苦”，现在却不得不“披挂上阵”。

在激进派眼中，戈尔巴乔夫改组的失败，印证了一条再简单不过的逻辑，那就是：既然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赛中败北，既然改革、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只有完全抛弃此制度，全面采取和推行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政策。

苏联解体后不久，叶利钦又一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演说中叶利钦言道，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美国这一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叶利钦承诺，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在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派看来，一旦俄罗斯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就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为社会造福。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派庆幸甩掉了苏联的“包袱”，现在终于可以轻装前进了。

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写道：“每当我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战后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象征物搬进博物馆。等到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复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