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

王在邦

把21世纪头一二十年视为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共产党人迈入新世纪后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十年过去了，经历金融经济危机冲击，世界步入全面深度调整新阶段，中国则在十年辉煌的基础上跨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未来十年，中国是否仍处在以及如何维护好、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容不得任何麻痹、疏忽与懈怠。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显然，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准确认识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成为切实抓住新机遇、有效应对新挑战、做好战略机遇期新阶段的各项对外工作的重要环节。

一

准确认识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需要厘清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

内涵是个逻辑学用语，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可以说是概念的内容。讲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或者内容，其实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战略机遇期，如何理解战略机遇期。谈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战略机遇期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它所赖以形成的诸因素有哪些。

按逻辑学规则，揭示概念的内涵需要给概念下定义，即要回答什么是战略机遇期。从字面上理解，战略机遇期包含以下三个维度。时间维度上，战略机遇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或阶段，不大可能是两三年或半年、八个月。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正式提出战略机遇期指的就是21世纪头一二十年；空间维度上，战略具有全局性，战略机遇期就是涉及多领域与宽地域，对全局整体而不是局部具有支配性、决定性作用，对历史进程具有关键性影响；价值维度上，指在这种较大时间跨度内存在对特定主体重大利好影响的机缘或态势，而不是相反。综合三个维度内容，我们可以尝试将战略机遇期定义为“对特定主体的前途命运具有全局性重大利好的时空态势”。

战略机遇期的本质属性使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客观性。战略机遇期不是凭空产生或形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特定时空态势，因而是客观的、有条件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它出现或者存在的时候，不管你看到看不到、承认不承认，它都存在着。当它不存在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任凭你千呼万唤都没有用。认识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必须全面分析和深刻认识其成因或要素。二是普惠性。战略机遇期主要源于特定时期存在稳定的重大利好趋势和态势，这种情势没有排他性，并不只是惠及个别国家。例如，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是重大机遇，对所有国家都不偏不倚。又如，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也是重大机遇，对绝大多数国家谋求发展都有利。三是相对性。即在战略机遇期内，因世界的对立统一性，对特定国家而言，又总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而不全是正面利好因素而无负面制约因素。机遇往往稍纵即逝，因而必须珍惜并善抓机遇。挑战应对不力可能导致风险损失倍增，得不偿失。四是选择性。由于各国在基础条件和战略自觉等方面有差异，当战略机遇期形成或出现时，真正能够充分加以利用从而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的国家并不多。机遇毕竟总是眷顾有准备者。多年来，国内外公认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却很少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提前十年为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这种情况表面看来具有某种历史偶然性，其实它反映着某种历史必然性。中国在结束十年动乱后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和深刻地分析国际形势，果断地做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所以，对特定国家来说，正因为战略机遇期具有选择性，它才是可争取的。能否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内出现的各种机缘，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自身是否已经从思想到政策、从精神到物质、从体制到机制都做好准备。利用战略机遇期的过程体现着主客观的统一，主观自觉程度往往决定和影响着内外部、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程度与效应。在战略机遇期内，如何抢抓机遇问题上同样存在着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不是凭空想象或主观臆测，而是全面分析国内外大势、深刻认识和把握一系列重大因素或基本条件的结果。这些条件大致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从时代特征与基本趋势来看，市场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题；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加快进行，中国经济内生性活力开始显现，中外经济关系良性互动增强，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加入WTO为中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信息化迅猛发展为中国经济、军事、科技实现全面赶超式发展提供了技术便利与支撑。从国际战略格局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均衡化态势，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快，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将国际恐怖势力视为首要安全威胁，借反恐来优化其全球战略布局，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特别是美国对华战略压力相对缓和。从区域安全环境来看，东亚金融危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行为宣言，亚太安全格局与区域安全形势更趋明朗稳定，等等。实际上，战略机遇期诸成因或要素不可能同时产生、发展与成熟，战略机遇期本身有个逐渐形成、展现的过程，人们对战略机遇期的感知与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截至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和平发展这些基本趋势就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只是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公开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随后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骤降到冰点，“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又转向反恐。这些事件的叠加大大强化了中国政府和学界的紧迫感，从而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从先前的意识缺失转向自觉感知和主动维护、适应与把握。因此，提出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乃是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战略观渐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

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重申，中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要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要充分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变与不变。既要对未来十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抱持高度战略自信，又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未雨绸缪，密切跟踪新形势，不断研究新情况，努力解决新问题。

从不变方面来看，至少未来十年，构成战略机遇期的某些基本趋势未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面临的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第一，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尽管也有人包括个别所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目睹眼下某些国家间矛盾摩擦相对紧张的状况，公开担忧世界是否会重演20世纪30年代那幕危机引发大战的悲剧，但在复合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谋求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作为第一要务，推进合作共赢而不是排他竞争仍是其最重要的政策选项。第二，市场经济全球化在调整中深化。即使是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多边合作进程放缓，但双边和次区域自贸协定却如雨后春笋，全球化进程并未停滞更没有倒退，全球产业转移仍在进行，中国仍处在全球产业链条的中段，处于承上启下的相对有利地位。第三，世界格局多极化继续发展。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不同程度地深陷债务泥潭，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下降，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基础与气势弱化。同时，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逆势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欲和影响力大幅上升，群体崛起的态势更加明朗。这种情况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快发展。第四，国际体系调整改革需求更加紧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大国群体力量上升，使国际战略力量分布与国际制度权力分布之间不匹配、不协调的情况愈发突出，增加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第五，亚洲的地缘经济地位与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在世界经济调整发展和国际战略格局经历深刻变动中，东亚成为最具活力和前途的地区，亚太地区取代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重心。所有这些都是战略机遇期的构成要素，也是保持战略自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从可变或已变方面来看，未来1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又有不少新变化，突出表现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机遇与挑战均属前所未有，机遇中隐含挑战，挑战中也蕴藏机遇。战略机遇期的内容与态势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中国从对世界经济依赖者转变为贡献者。随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致力扩内需、强民生，中国经济从出口依赖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中国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下降。在内需拉动增长模式下，中国外贸格局将逐步从出超转变为进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将成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和第一进口大国，成为驱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外经济关系模式将从中国受惠世界经济增长转变为中国驱动世界经济增长。如果说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化，那么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将是中国回馈国际社会、通过自身发展拉动世界经济来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一个从反应式利用机遇到自主性创造机遇的新阶段。中外经济关系态势的变化将逐步外溢到政治、军事与文化各领域，对中外关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同时应当看到，中国调整产业结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振实体经济相向而行，内需驱动增长势必伴随劳动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弱化和部分产业向下游国家转移，经济竞争压力与摩擦烈度难免有所升级。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坐二攀一，中外认知落差短期内难有改善。中国学者、官员长期习惯从人均产值和收入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自称（并且事实上）仍然是发展中大国，人均产值仍然偏低。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却总是习惯从规模与总量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责任论”将更有市场。当然，有人预测未来几年外部经济大环境总体趋紧，怀疑战略机遇期是否已经终结，也未免过于悲观。辩证地看，外部经济环境趋冷可能恰恰有利于中国调结构、强内需、惠民生，摆脱粗放式规模扩张的惯性。

其次，中国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弱势者逐步转变为强势者。过去30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长期遭遇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歧视与压制，期待世界格局多极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改善自身战略处境。随着美国等西方大国实力地位相对衰落，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中国不仅经济实力而且综合实力也将坐二攀一，从而逐步摆脱过去20年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相对弱势地位、对重大国际事务的旁观者地位和遭遇美国超级大国压制欺负的处境，中国将毫无疑义地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个强势玩家，处理重大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以及美、日等国疑虑、戒备和防范的对象。最近，美国借口国家安全问题否决华为投资案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即使是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太平洋岛屿小国的正常投资活动，也随时会被贴上某种警示性标签，被视为大规模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扩张的前奏曲。正所谓高处不胜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国因自身实力地位增强而逐渐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这是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最突出的变化。

再次，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国际体系改革的推动者。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非尽如人意，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与机制颇多。但受制于自身实力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不得不面对既存国际体系框架，有关推进国际体系改革的主张更像是某种保留意见。随着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整体实力的相对下降，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态势强劲，国际实力与权力分布结构不相适应的局面更加突出，中国联合其他新兴大国推动国际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便成为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国际体系改革的核心毕竟是国际权力再分配。作为新兴大国群体的佼佼者，中国国际权力的任何扩大必然意味着某些发达国家权力的相应缩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他新兴大国的权力份额。

最后，中国从周边环境现状的被动维护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和珍惜和平、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10年来，中国秉承睦邻友好的外交传统，按照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放的原则，冷静妥善处理与相关国家的领土、领海权益争端，努力维护周边安全与稳定，促进周边发展与繁荣，周边多数国家得益并乐见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与好伙伴，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呈现百年来最长的和平稳定时期。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加速发展壮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防范其他大国挑战、推出“重返亚太”或“亚太战略再平衡”，利用某些与我国有领土、领海权益争端国家的战略危机感、焦虑感与紧迫感，图谋拼凑遏制中国的大联盟。日本、越南、菲律宾甚至印度等国则挟美自重，肆意对华侵权叫板，导致中国实力地位增强而权益反受侵害的咄咄怪事，中国做出有理、有节回应反被少数国家无理污称为“展现肌肉”。这种形势意味着，以中国弱势低调为基础的亚太既有秩序已经不复存在，着眼力量对比最新现实、构建亚太新秩序和探索良性互动新框架与新模式变得异常必要与紧迫，这是21世纪亚太地区的天定命运，也是中国借助自身发展所赢得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如果亚太和我国周边区域陷入动荡和紧张局势升级，难免会干扰和影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以致“龙困浅滩”。

综上，战略机遇期新阶段上内涵与条件有诸多变化，核心还是中国的变化。不少新机遇和新挑战都源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完善、实力地位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内外深度复杂互动，这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处理得好，我国不仅能够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而且还能通过放大和创造机遇来延长战略机遇期，稳定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处理不当，可能错失机遇、放大挑战、引发战略风险，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机遇期也可能是战略风险期。

三

适应未来10年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我国对外工作乃至国家战略需要保持清醒头脑，理性战略定位，明确战略目标，增强战略自信，完善战略预案，强化战略统筹，增强战略主动。要丰富完善战略机遇期的认知与思维框架，既要积极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更要主动有意识地放大和创造战略机遇。既要有效应对挑战，努力减少和规避风险，也要努力化解矛盾，主动防范风险。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坚定自觉的伟大复兴，推进建设和谐世界，为21世纪的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打上中国的烙印。

（1）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平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继续辩证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切实让世界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壮大信任、放心而不是疑虑、恐慌。要着眼时代特征与需求，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打破强国必霸的所谓“历史逻辑”。要确立成熟大国的理性与心态，展现理论自觉与行为自觉，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努力通过自身发展影响世界发展，开创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一个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应当有这样的抱负与胸襟。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的天定命运，那么通过和平发展促进建立和谐世界则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2）悉心经营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实力步入相对衰落轨道，中国的实力仍处于强势攀升过程。这种情况促使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中国观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感知与定位从值得交往的对象转向无法回避的对手，中、美两国业已进入巅峰对决、高手过招的新阶段。但美国有识之士很清楚，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很难像遏制苏联那样来遏制今天的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确保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是尽可能维持美国世界霸权的最有效的保障。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搞霸权主义，更不寻求取代美国，不妨适当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焦虑感与危机感，充分展现建设性合作姿态，引导美国逐步适应中国加速崛起的现实与趋势，强化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既有共识，扎实推进各领域、各部门磋商沟通与合作。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有助于推动构建世界范围内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促进全球战略稳定。当然，稳定发展对美关系和对其他大国关系应当同时展开，并行不悖，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处理好了，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反之亦然。

（3）理性运用资源，主动而建设性地推动构建亚太新秩序。亚太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前沿地带，也是朝世界强国迈进的出发地带。近年来，美国强势回归亚太和某些中邻关系趋紧，引发人们对亚太秩序的强烈担忧，甚至有人公开预测2013年东亚可能爆发战争。适应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需要冷静面对亚太最新形势发展，调整自身定位与战略选择，积极妥善解决矛盾。应当看到，美国强势重返亚太根本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亚洲整体崛起为世界地缘经济重心与地缘政治重心，美亚太存在事关其战略全局。二是，中国加速崛起并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能否共处亚太事关区域乃至全球战略成败。三是，某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权益争端的国家对中国强大的疑虑加重，为美国实施亚太新战略提供了操控空间。美国与亚太某些国家合谋对华，反映出这些国家对中国加速发展缺乏充足的心理准备与政策准备，反映出亚太力量对比变化与既有秩序严重错位，反映出中国强大客观上需要建立中外关系新模式，反映出构建亚太新秩序已提上日程。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就不必谋求主导亚太。但是，中国毕竟已成东亚第一强国，亚太第二强国。构建亚太新秩序，中国不必过于消极低调。应当充分发挥中国的东亚区位和经济优势，通过推动区域发展，增加发展援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利益捆绑，逐步培植共同体意识。

最后，强化危机管理，积极探索以合作超越争端的路径与模式。中国与邻国的某些领土、领海权益争端根源背景很复杂，包括近代中国遭遇美、欧、日侵略，列强放弃殖民统治时蓄意埋设地雷以及现代海洋法最新发展引发的矛盾。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周边某些争端国危机感增强，导致对华侵权增多，争端升温激化。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却不可容忍。作为东亚最强国，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在自身强大起来后如何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不能动辄对周边小国弱国逞强示威。但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反遭外部小国弱国变本加厉的侵扰，岂非咄咄怪事。周边国家必须认真对待并逐步学会如何与强大的中国相处。构建亚太新秩序，中国需要理性冷静地解决争端，基本应对思路是耐心细致地引领相关国家客观理性地感受最新战略力量对比变化，在塑造区域战略格局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建立亚洲区域新秩序方面实现历史性突破。一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展现坚定可信姿态，言必信，行必果，必要时敢于立规矩，善于树权威。二是综合运用自身优势与资源，周旋较量讲究有理、有力、有节与有度，尤其用好民间力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诉诸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三是充分体谅周边某些小国弱国的切身忧虑，在谈判解决相关争端过程中适当让利，着眼长远与全局，展现智慧与诚意，重视谋划与统筹，开创超越争端、迈向共同开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