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的认知与运用问题——《民族主义》《民族与民族主义》两译文集前言

“民族”（nation）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现是人类世界“人以群分”的最高单位；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自由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人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归属。世界公民，只是一种自我宣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民族归属，一群人可以组成一个新的民族，但他或他们终究还是要属于一个民族。于是，“民族”一词现在不仅是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可能也是最大众化的观念；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具象的艺术到抽象的哲学，也都在大讲特讲民族特性或差别。

然而，民族的本质是什么，何来民族之别，在国际社会却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人们的共识，只是说民族不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现象，也不会是永久的存在。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一致的看法了。民族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意愿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族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等等，都有道理但都不充分。说到民族的形成，则有诸如人为建构论（constructionism）、历史原生论（primordialism）和族裔象征论（symbolism），等等，但这些解释框架也不是普遍适用的。斯大林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来界定民族，但这些“共同”并不是民族独有的，部落社会也有，而且比民族更突出。因此，要给民族下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民族是什么，就看人们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民族就是一种现时的政治共同体，联合国的近200个成员单位。至于这些成员单位的由来，既不是自我主张的，也不是他者认定的，而是相互承认的结果。至于为什么会相互承认，这要归因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民族主义是什么？从表现上看，它最初是一种以建立独立国家为目标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运动；而在完成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后，它又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凝聚旗帜。民族主义的这种工具本质与功能，是民族主义具有持久活力的原因所在。联合国有近200个成员，世界地图也据此定格；按理说，以建立新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应该寿终正寝了。但是，当今世界的实际并非如此。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分裂现有主权国家的组织与活动，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有人预言21世纪将会产生几百个新国家。为什么当今世界仍存在建立新国家的努力，为什么有人认为这种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答案是他们对民族主义的片面理解，而这种理解是以18、19世纪期间欧洲民族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观点为依据的，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tate）。

但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并不是按照这种设想发展的。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普遍不是由单一人民建立的，而是由不同人民共同建立的。对这个客观事实，是承认还是试图改变，以及怎样承认和能否改变，同样是20世纪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话题，并持续至今。把民族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观点奉为圭臬，于是就产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而以民族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观点来建构民族-国家，则产生了民族同化主义。但二者都是不现实的和非理性的，二者之间的对抗，是导致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族际关系不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国际关系方面看，民族主义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联合国的建立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为宗旨，但民族主义的存在恰恰让世界难以和平。于是乎，人们都在谴责民族主义，但谁也摆脱不了民族主义，而是拿起我之民族主义对抗彼之民族主义。没有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就无以反对大和民族的民族主义，这不仅是自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中日关系的实际，目前的钓鱼岛之争同样如此。因此，民族主义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否定掉的东西，也不是将其污名化就可使人们抛弃它的。在当今国际社会，民族主义是增强和保证一个国家凝聚力的不二旗帜。因为，民族主义毕竟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而利益又是任何其他东西所不可替代的。当这种利益不可调和时，民族主义冲突和战争随之产生。近现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无数次证明了这个事实。要不，我们的《国歌》如何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诗人的民族主义语言，每个中国人听到都会心灵震颤！

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活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复杂问题，事关每个国家和所有的人，因而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从形式上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论文为主，此后才伴有各种专著问世。但在我国，民族主义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被视为消极的东西看待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受此论断影响，我国学界在20世纪40～70年代对民族主义问题较少研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现在每当国际社会有人拿民族主义指责我时，我们通常采取避之不及的态度。实际上，民族主义是国际交往的基石，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民族主义者在国际社会是一个不易获得的美名，它与爱国主义者是同义词。不讲民族主义的民族，不尊崇民族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

因此，研究当今世界的民族和民族问题，正确认识民族主义，指出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误读与误用，包括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经典理论家对民族主义现象的片面解释，从而探讨民族关系或族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之路，包括为民族主义正名，是摆在我国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此，笔者在2006年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民族主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执行这个项目，课题组完成了9卷本《世界民族》和9本译著，笔者则完成了《民族共治——民族政治学的新命题》一书的撰写；读者面前的两本译文集——《民族主义——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民族与民族主义——苏联、俄罗斯、东欧学者的观点》，同是该项目的成果。

这两本译文集的文章，主要选自我国民族学界众所周知的《民族译丛》（1979～1995年）；另有几篇是笔者和其他译者最近翻译的文章。这两本译文集，可大致反映20世纪50～90年代前半期国际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这两本译文集得以出版，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的认可与资助，承蒙他将其列入“世界民族研究丛书”。而编选工作，则是陈玉瑶博士的功劳。陈玉瑶博士中途参加笔者主持的课题研究，主要任务是编辑这两本译文集。这是一项劳师费时的工作，从译文的搜集、打印到校对和编排，都是她一人完成的，我只是给她一些选编建议，而且是让她可能感到心疼的删减。编辑工作完成后，陈玉瑶博士提议并坚持要我与她署名合编，并让我写个前言，这让我有掠美之虞；但盛情之下，也只好草此前言，并对译文集的编辑过程加以说明：一来对她的工作表示感谢，二来将我掠美之虞示于同仁，聊以释怀。

朱伦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