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一） 教史研究
2009～2010年佛教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2009～2010年的佛教研究呈现了新的面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佛教历史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的传统强项，涌现出一批重大成果；第二，佛教文献的研究，在汉文文献的整理和佛教文献丛书出版方面成果丰硕；第三，佛教思想研究亦有新的突破；第四，佛教文学研究日益繁荣，开拓了佛教研究的领域。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给中国佛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 2009年 2010年 佛教研究 综述
【作者】 纪华传，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佛教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冯国栋，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教授、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9～2010年的佛教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是传统佛教哲学、佛教史研究有重要突破，多部中国佛教通史出版，以往较少关注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佛教研究成果丰富。另一方面，佛教研究在新方法、新领域方面，成果也相当突出，对西方与日本研究成果的介绍日益受到重视。佛教文献、佛教艺术、佛教文学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为这两年的佛教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对与汉藏佛教的研究，对梵文、巴利文经典的重视，以及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引入，说明佛教研究在方法与领域方面出现了新变。
一 佛教史研究的新成果
佛教历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的传统强项，2009～2010年，中国学者在佛教历史研究方面又有新的创获：首先是佛教通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皆有重大成果出现。其次是以往不太受重视的五代、辽、金、西夏佛教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同时，区域佛教史的研究继续繁荣，为全面呈现中华佛教全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除此之外，佛教史学史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
（一）中国佛教史的撰写
2009～2010年，学界出版了多部佛教史，既有集体编撰的，又有个人独著的；既有多方面展现佛教面貌的佛教通史，又有侧重佛教与其他领域相互关系描述的文化史、侧重佛教义理阐发的佛教思想史。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09年3月），全书分上、中、下三编，180万字，是一部全面、细致描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阐发中国佛教文化成就、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发展规律的著作。作者把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两汉至两晋为中国佛教草创阶段；南北朝为佛教逐步实现“中国化”的时期；隋唐两宋为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期；元明清为中国佛教发展的第四期。对于上述历史阶段，作者都在三个层面加以描述和解说：第一是中国僧团在文化方面的活动和建树，第二是社会各阶层的佛教文化活动及其成果，第三是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各文化领域受到佛教影响所取得的成就。全书从这三个层面来说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其成就的同时，又兼顾到三者之间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大大开阔了本书所涉及的领域。故而，本书许多议题是一般佛教史或文化史较少涉及的，如佛典翻译文学的成就、中土疑伪经撰著及其意义、法集结社及其衍变、佛教节祭斋仪及其演变、作为文化中心与救济机构的寺院、寺院藏书与佛教目录学、佛教史学的繁荣、作为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纽带的中国佛教等章节的设置显示了作者不同一般的学术眼光。总之本书全面总结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成就、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佛教史、一般的宗教史、思想史以及诸多相关学科的教学、研究都具有参考价值。
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全书共3卷6册，全面论述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历程。从时间上看，包含了自佛教传入至近代两千年的时间跨度，从内容上讲，涵盖了佛教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学派、宗派，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同时，阐述分析了这些范畴、命题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文化内涵、思维特征和知识取向。全书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分为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三段。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主要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中观学派的中道实相原理及其思维方式向涅槃佛性系统的心性学说转化的内存依据、文化背景，描述了这种转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及其表现形态：隋唐代卷对隋唐五代佛教宗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变化予以重点分析和阐释，指出各宗派之间的思想联系以及矛盾差别；宋元明清近代卷着重研究和阐明衰退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形态，辨析产生这些形态的文化前提，推及传统佛教思想向近代过渡和转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全书体现了系统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其中对中道实相向涅槃心性论转化的论述尤显作者的学术功力；而对隋唐诸家宗派间学术思想矛盾差别的论述，见微知著，启人深思。基于对佛教思想与儒、道两家学说关系的周密论证，本书既为学术界提供佛教思想研究的必备知识，又为深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全书15卷、650万字。全书的撰写历时5年，集中了全国众多高校和研究所的22位专家。全书洋洋大观，内容丰赡，梳理出佛教从东汉初到1949年近2000年的历史脉络，将中国佛教史分为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段加以叙述。在内容上，全书涵盖了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统的人物、典籍、教义、制度、仪轨、礼俗、艺术乃至三教关系、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空间上，遍涉当今我国疆域内各地区、各时代的佛教，虽以汉传佛教为主，也包括西域佛教、藏传佛教、近代台湾佛教及云南上座部佛教等等。“通史”各卷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佛教时，不仅详细梳理该时期佛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制约佛教发展演变的各种社会要素，而且对佛教文学艺术、仪轨制度、传播流布等方面的问题也都予以关注，尽量描绘出有立体感的、动态感的佛教全景图。从整体上说，“通史”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研究的进步。除全面性外，《通史》还体现出了相当的创新性，如第五卷中，选择《圆觉经》、《楞严经》、《仁王经》进行具体论述，这三部著作实际上是影响中国佛教甚巨的经典，但在近代以来却被视为疑伪经而遭到一定意义的否定。本书从史实出发，辟专章加以介绍，进而从学术角度对其疑伪问题进行辨析，体现了撰著者的独立思考精神。又如第八卷中，“通史”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隋唐时代的僧官制度、经录史学成果、寺院经济、三教关系、佛教徒的生活和信仰、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佛教的文化艺术等内容，使《通史》更为全面客观。应当说，这部《中国佛教通史》的出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填补了我国佛学研究的空白。
（二）分裂时期、少数民族王朝佛教的研究
受正统史学的影响，以往学界往往重视正统王朝和统一王朝佛教史实的梳理，而对分裂时代、非正统王朝佛教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然而，分裂时代往往是佛教思想发生变化的时代，不研究分裂时代的佛教就无法找到统一时代佛教变化整合的轨迹，因此分裂时代、非正统王朝佛教史的研究不仅可填补佛教研究的空白，更可说明统一时代佛教变化的根由，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正统王朝佛教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2009 ～2010年，对吴越、辽、金、西夏佛教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显示了这一领域蓬勃的发展势头。
吴越佛教既是五代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对于宋初佛教的文化建设贡献甚巨，不了解研究吴越佛教，就无法理清宋初佛教的发展变化。然而以往学界对吴越佛教的关注，多集中于永明延寿，对其他方面关注不多。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花木兰文化，2010年3月），从吴越的佛教政策、佛教宗派、寺院、吴越佛教对文化的贡献等几方面，对吴越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述，填补了吴越佛教研究的空白。
对于西夏佛教的研究，近年来有升温趋势，综观2009 ～2010年，西夏佛教研究既有专书，也有相关论文。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6月），对河西地区留存的西夏时期的石窟、碑刻、出土佛教文献等进行系统梳理，着重论述西夏占领河西前的诸政权及夏政权对诸州占领情况，通过对河西地区的寺院和佛事活动的考察，说明西夏的佛事活动与归义军时期是一脉相承的。本书还利用黑水城、凉州和敦煌等地出土佛教文献探讨了河西地区高僧及其相关佛事活动；对西夏僧尼管理机构、僧官设置、僧人师号和赐衣体系等加以研究，认为西夏帝师封号是受吐蕃僧人师号的影响而出现的；并对西夏寺院经济和寺院依附人口等问题做出了研究与论述。
崔红芬《僧人“慧觉”考略——兼谈西夏的华严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主要依据《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和遗存佛经题记对僧人慧觉的佛事活动进行考证，认为塔铭所记慧觉与佛经题记中提到的一行沙门慧觉应是同一僧人，是位显密兼通的高僧，主要活动在蒙元时期。陈爱峰、杨富学的《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认为西夏时期佛教与印度之间既有印度高僧入西夏讲经说法，更有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经，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樊丽沙、杨富学的《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认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
对于辽代佛教，陈晓伟《辽以释废：少数民族社会视野下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分别从少数民族与佛教之渊源、辽代佛教的发展轨迹、社会卵翼下的佛教寺院及僧人、佛教与日常生活等几方面，对辽代佛教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旨在突出多元民族社会中佛教的作用与意义。尤李《辽代佛教研究评述》（《中国史学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则对国内外辽代佛教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金元佛教的研究，近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刘晓研究员着力甚多。其中《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以记载行秀生平最原始的资料《万松舍利塔铭》为基础，对金元之际的曹洞宗及万松行秀生平做出新的研究与考察。《金元北方云门宗初探——以大圣安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考证了金代以大圣安寺为中心的云门宗的传承演变。综合运用灯史、碑刻资料，对金代云门宗人物佛觉琼、晦堂俊、圆通广善以及广善弟子祖朗、澄公、志奥等，元代云门宗云溪信喜、云山慧从等人的生平行事进行了深入考证，对于认识云门一系在金元的发展殊有裨益。
冯大北《〈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补正》（《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金代官卖寺观名额的起止时间、钱数差异、审批程序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对于官卖寺观名额钱数的差异，作者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比对，认为钱数多少主要是因为寺、院等级的差异而造成的，结论甚为平实可信。赖天兵《关于元代设于江淮/江浙的释教都总统所》（《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利用藏经刊经题记、飞来峰造像题记及各类碑刻资料，从机构设立、机构名称变化及机构后期发展三个方面对元代设于江淮/江浙的释教总统所（总摄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生动地再现了元代初年江淮/江浙释教总统所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所做事业，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
张海超《大理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兴衰变迁考》（《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对云南密教的传入、发展、演变、衰落进行了论述，分别考察了云南密教在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发展演变，并将云南密教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大理佛教的地方性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的讨论，其发展与全国一致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则受到忽略。以中国民族为对象的研究必须时刻注意这个国家的整体性”
，对于认识佛教，特别是与民间相联系的佛教信仰在整个华夏民族中具有的深刻整体性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叶德荣《都邑的“市”、胡人聚落与佛教——以东汉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为实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一文，根据佛教僧团主体的民族属性，提出胡族佛教、汉族佛教两个概念，并将佛教史区分为胡族僧团为主导的“前史”和以汉族僧团为主导的“正史”。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前史”范围内汉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的“市”、胡人聚落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该时期的佛教行事大致限定在胡人从事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聚落空间内。而佛教向汉人社会与空间的伸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①在民间礼俗层面，奉佛胡人聚落及其商业活动对周边汉人的浸染；②在上层社会交往层面，佛教信徒与清谈士人的接触，从而对汉人空间与聚落产生影响。
（三）区域佛教史的研究
2009～2010年区域佛教的研究中，河西与川蜀两个区域的研究比较活跃。杜斗城《河西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对于古称河西，今指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佛教进行了全面而深细的研究。全书自两晋叙起，直至明清，对河西佛教的经典、人物、石窟、写经、义学进行了论述。其中对五凉佛教及河西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回鹘时期、西夏时期几个时段的论述尤为精彩，显示了作者多年积累的学识与功力。
杨曾文《明末清初丈雪通醉禅师及其禅法略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对明末清初四川临济高僧丈雪通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文章首先介绍了丈雪通醉禅师所属的法系及丈雪通醉的生平，其次对丈雪禅法进行了概括，从法性观与门庭施设等方面突显了丈雪禅法的特色。文章认为丈雪通醉及其师破山海明于明末将传播于江浙一带的幻有正传——密云圆悟法系的禅法传到四川、贵州，对于禅宗发展与社会稳定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黄夏年《丈雪通醉禅师对四川佛教的贡献——兼谈明清四川佛教的性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论述了丈雪通醉对于明代四川佛教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在通醉身上体现了明清四川佛教的性格：即重视文化的发展、注重佛教事业的开拓、在禅法上不拘一格、在思想上坚守中国文化的传统等。作者另一文章《“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现代意义》（《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对清代以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上朝峨眉，下朝宝顶”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指出这一历史遗产对于提升大足佛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大量的碑刻、诗文对于“上朝峨眉，下朝宝顶”这一流传甚广，但来历不明的说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此说法“应在南宋以后才开始出现，到了明代方正式成立”。
段玉明《晋唐巴蜀佛教义学述论》（《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分别论述了巴蜀佛教义学的传入、两晋南北朝义学及隋唐义学的成就，认为巴蜀自南北朝至隋唐，终成全国著名的义学中心之一，尤其是在摄学、“三论”、律学几个方面成就突出。作者另一篇文章《唐宋大慈寺与成都社会》重点考察了唐宋时期成都名寺大慈寺与成都社会的关系。文章表明，大慈寺不仅是唐宋时期成都最重要的宗教场所，而且也是成都士庶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游闲生活的中心。文章指出：“中唐以降之佛教已经全盘融入普罗大众的世俗社会生活。如果不僵化地以经义作为佛教的全部，则此融入揭示：中唐以降之佛教并非真如普遍所认为的随着八大宗派的衰落而衰落，而是以更世俗化的姿态完成了新一轮的信仰转型。”此文对于我们认识寺院与民众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颜冲《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特点》（《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以明代峨眉山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高僧为例，概括了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四个特点：奉《华严经》为主要经典；不留文字，注重行愿；同五台山关系密切；同皇室、官僚士大夫关系良好等。
敦煌佛教研究方面：侯冲《俗讲新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指出“俗讲”是唐、五代时期在三长月举行的劝俗人施财输物的佛教法会，佛经、讲经文、变文、因缘文和受八关斋戒文等都可以是俗讲的话本。作者认为当今学界对俗讲的界定有泛化之嫌，而对俗讲话本的认识则有窄化之失。杨发鹏《敦煌寺学与敦煌佛教入门读物之关系探析》（《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通过对敦煌寺学与佛教入门读物《三宝四谛》、《小乘三科》、《三科法门》、《三乘五性》、《世间宗见》、《法门名义集》等关系的分析，指出敦煌寺学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儒学教育，而是以佛学教育为主。石小英《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考察了敦煌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认为敦煌尼僧与家庭的关系相当密切，因她们为父母写经造像、参与家庭事务、出家不离家；并认为敦煌尼僧与家庭的这种特殊关系，是佛教在中国世俗化、中国化的典型。
其他区域佛教的相关论述主要有：黄夏年《明代伏牛山佛教派系考》（《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对明代伏牛山禅宗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细的研究，首先从断篇零简中整理出元际明悟禅师、楚山绍琦禅师开法伏牛山的情况，其次对于开法伏牛山无际明悟一派的无碍鉴、无念圆信、伏牛月天、翠峰德山、文若斌、无碍明理、大休实、西宗惟庆诸人的生平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明代无际明悟的弟子在伏牛山形成伏牛山禅派。李辉《南宋明州楼钥家族与佛教》（《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以宁波楼氏家族为个案探讨了佛教与家族的关系。文章首先分析了宋代明州地区佛教的发展状况，其次论述了楼氏家族成员的佛教信仰，最后重点对楼钥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佛教与家族都是古代社会中重要的力量，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大家族通过慈善捐助，参与本地佛教事业，增强家族威望；同时寺院、高僧也通过结交当地的名门望族扩大影响。
藏传佛教方面：郑堆《阿底峡大师早年生平考》（《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通过对不同文种、不同记载的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勾勒了阿底峡大师早年的生平，分析了阿底峡所处时代的特征。旺多《管·法成对汉藏佛经翻译的重大贡献》（《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从生平、译作与著述等方面论述了吐蕃著名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大师管·法成对佛教的贡献。
（四）佛教史学史的研究
2009～2010年不仅佛教史的撰作有重大成果出现，佛教史学史的研究也渐受学界青睐，关于佛教中学史的研究既有论文，也有专著。宋道发《佛教史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对以往学界不太重视的佛教史观进行了研究。作者采用从内入手，以佛解佛的方法，将佛教史观概括为“一本六支”，即以“缘起论”为本，以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为六支，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比较全面地论述佛教史观。作者另外一篇论文《本迹史观视野中的三教关系》（《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2期），从本迹论的角度分别论述了慧皎、契嵩、志磐三位佛教史家对三教关系看法，并通过三家所处时代为背景分析，指出佛教史家们对三教关系的看法与其所处时代佛教的现实情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以梁慧皎《高僧传》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高僧传》的作者、成书背景、版本、分科、史源等，并将《高僧传》与正史、笔记、史地作品进行了比较，最后对《高僧传》所描写的神异、法术，《高僧传》的文学、史学风格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梁传史源的分析、与史地作品的比较等方面多有创获。金建锋《“三朝高僧传”中的竹林寺》（《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对中国僧传中的“竹林寺”进行了考察，指出在慧皎《高僧传》中的竹林寺是写实的，而在《续高僧传》、《大宋高僧传》中所描述的竹林寺颇多虚构与神异的色彩，并考察了造成这种神异变化的原因。
（五）佛教史的其他问题
除以上四方面的研究外，2009～2010的佛教史研究还在其他方面有不少成果问世。梁武帝天监三年是否舍道归佛学界原有争议，而这两年又成一个争论的焦点。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对梁武帝《舍事李老道法诏》提出质疑，认为此诏出现于天监三年的可能性较小，或即是佛教徒在佛道论争中自张其教而编撰的。论文中提出三点原因：第一，正史不载；第二，时间不合武帝之行事；第三，与当时的政治情势不合。谭洁《梁武帝天监三年发菩提心“舍道”真伪考辨》（《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则持不同看法，文章首先分析了“舍道”的原始文献，认为由于流传的原因，记录武帝舍道的《辨证论》本身存在文献记录混乱；其次分析了“舍道”文献在后世的流传情况；最后认为，发生于天监三年的佛、道之争是舍道诏文撰写的背景，故而作者认为舍道诏文应作于天监三年。作者对《辨证论》所记舍道文献的混乱情况及舍道文献的流传的分析比较细致，但对舍道诏文真伪的论辨则未能提出比较真实可信的证据。
南北朝佛教研究方面：许云和《梁扬都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生平及著作考略》（《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对宝唱的生平著作进行了考察。马宗洁《国师之师——南林寺慧静社会关系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对以往学界关注不多的宋代涅槃名家南林寺慧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慧静的师承、同门、弟子及外护，其中对慧静师承的研究较有新见。
葛兆光《〈魏书·释老志〉与初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法》（《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论述了魏晋以后佛教兴盛之原因，《释老志》产生的背景，指出《释老志》的思想史意义在于：一是反映一般佛教常识世界，二是表现早期教外士人的佛教知识。通过《魏书·释老志》与《隋书·经籍志》比较，指出在这一百年中的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即：《隋书·经籍志》有意与儒家划清界限，同时，士大夫对于佛教的知识渐渐走出依靠中国知识来想象佛教的水平；其次，《隋书·经籍志》比《魏书·释老志》更像一个全景式、统一文明体立场的叙述，更加全面与完整。严耀中《〈隋书·经籍志〉中婆罗门典籍与隋以前在中国的婆罗门教》（《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认为在《隋书·经籍志》中冠有“婆罗门”的十余部经典，不是佛教的，而是婆罗门教的典籍。除了婆罗门典籍与教徒在华存在的直接证据外，文章还指出有两个方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婆罗门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存在：第一，是一些婆罗门教的观点和概念，在汉译佛教经籍中曲折地反映出来。其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型艺术品中，也夹杂着一些婆罗门教的神像。
2009～2010年对唐宋佛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佛教制度层面。程民生《宋代僧道数量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对宋代僧道数量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宋代僧道群体庞大，确切数量最多时是中国古代史自唐代到元代数百年历史中的高峰。其数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落三起：三个低谷为宋初、宋神宗、宋高宗绍兴中后期；三个高峰为宋真宗、宋徽宗、南宋中后期。查明昊《从唐五代功德使一职的变迁看宦官势力的消涨》对唐五代管理释道事务的“功德使”一职做了非常全面而深细的考察，并对“功德使”一职兴衰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此职大约产生在玄宗先天年间，经历了初盛唐形成期，中后唐使职固定化，唐末五代则走向弱化衰落。通过对与宦官吐突承璀的斗争、韩愈东都的斗争、文溆僧事件、鉴虚事件及会昌灭佛等事件的具体分析，指出“功德使”一职的兴衰，与唐五代宦官势力的兴衰紧密相连。胡孝忠《北宋前期京外敕差住持制度研究》（《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以《勅赐十方灵岩寺碑》为基础，对北宋前期京外敕差住持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首先对《勅赐十方灵岩寺碑》进行了录文，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了京外敕差住持的选补程序、内容与意义，并对京外敕差住持制施行的结果与影响进行了评论，认为灵岩寺从甲乙制转变为十方制是北宋佛教转制的典型，也是山东佛教发展的一个标志，为南禅进入灵岩寺铺平了道路。王大伟《论宋代禅宗清规中所见茶汤礼的形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对禅宗清规中所记之茶汤礼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对茶汤礼形成的条件与原因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宋代禅林之所以兴起了独特的茶汤礼仪，一方面是由于追古颂古、参话头之风的影响下，禅僧对“吃茶去”这一公案的推崇；另一方面是世俗社会“茶宴”风气影响下，导致丛林中形成了“茶筵”这一生活方式。
明清近代佛教研究方面：龚志强、刘正刚《从明初庐山佛教信仰嬗变看国家宗教政策取向》（《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明代初年东林寺的衰落与天池寺的兴起，认为明初扶持正统宗教与镇压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政策使庐山传统佛教信仰中心东林寺走向没落，而帝王在庐山诏祭四仙（周颠、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与庐岳神的神灵塑造活动使天池寺骤然兴起，说明庐山佛教信仰中心的空间转换与信仰重构折射出明初统治者极力从精神信仰层面削弱宋元以来东林寺在白莲教中影响的努力。这一现象的深层意义在于新兴王朝的政治需要迫使地方信仰中心位移，其信仰内涵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得到重构并成功纳入国家规章制度之中，国家由此实现对宗教及地方社会的有力控制。何孝荣《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详细论述了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原因及影响，指出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与其信奉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方法，以及其荒嬉的个性有很大关系。而武宗崇奉藏传佛教，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但使明朝政治日趋黑暗，加剧了财政危机。曹刚华《明代佛教寺院农业问题初探——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6期）根据明代佛教方志对寺院田产的来源、耕作模式以及农作物等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明代寺院田产与民间田产的纠纷。
林志刚《清廷汉传佛教管理制度浅析》（《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论述了清代统治者的文化和宗教策略、佛教管理机构、僧官制度、佛教寺院和僧籍管理制度。陈秋平《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以太虚大师及其学生在马来（西）亚的活动为研究脉络》（《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对马来西亚人间佛教的发展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认为太虚大师是马来人间佛教的启蒙者，法舫、慈航、演培等人促进了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至竺摩法师南渡槟城，人间佛教思想得以在马来实现。李明《近代佛教女众教育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以太虚大师和张圣慧居士的女众教育思想为核心，论述了近代女众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二 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新进展
2009～2010年佛教文献，特别是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撰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有原有藏经的翻印，又有新的佛教文献丛书的撰集；整理撰集者既有学界的专家学者，更有教界的高僧宿德。而对于汉文佛教文献的理论，学界也有一些讨论。
（一）佛教文献的撰集与整理
《开宝藏》为我国最早的雕版大藏，然而世变时异，《开宝藏》全藏基本亡佚，所存零卷又分藏各地，难得一见。2010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广锠、李际宁搜集主编的《开宝遗珍》，为我们了解《开宝藏》提供了最为详细而可信的资料。《开宝遗珍》为卷轴装，共12卷，将分别珍藏于中国、日本、美国等三国八个单位收藏的12卷《开宝藏》汇为一编，原样影印，这无疑是一件造福学界教界的胜事。
除了影印原藏外，这两年教界学界重新编撰的佛教丛书蔚为大观。由中佛协会长传印法师主编的《中华律藏》于2009年1月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全藏共60巨册，集戒律文献之大成，涵盖了历代律部文献及相关著述。主要包括：各大藏经律部、律宗藏外文献（包括敦煌遗书、黑水城文献、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所出之律书与著作）、清规类文献、近现代高僧学者讲律文献及戒律实用文献，并附百年佛教戒律相关大事年表。此书的出版为研究佛教戒律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传印长老尚编有《中国佛教护国文献集成》（中国书店，2010年12月），全书共8册，全面收录了与佛教有关的护国文献。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佛教经典中的护国经论，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第二中国古代的佛教护国史料，主要从古代史传、专著及方志中辑出。第三近现代佛教界护国史料。这些史料为我们了解佛教界的爱国、护国的热情与事迹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与《中华律藏》相呼应的是净慧长老编撰的《历代禅林清规集成》（中国书店，2009年6月），全书共8册，收录了自宋迄今的禅宗清规，是佛教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历代禅林清规的结集。全书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是单行本的清规，第二是各种地方志、佛寺志中所载录的禅门清规，第三是民国期刊文献中收录的清规。这些清规文献的结集，一方面可为教内道风建设提供资鉴，同时，也为禅宗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延藏法师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佛道教文献汇编》，全62册，由中国书店2009年11月出版。此书将《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佛教、道教的文献分类辑出，内容涵盖了佛经、道教典籍、佛道教建筑、佛道教人物以及佛道教其他相关内容。在正文顺序的排列上依照原书次序，始于《神异典二氏部》，终于《神异典异境部》。本书的出版对于搜集世典外书及佛藏中的佛教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翁连溪主编《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中国书店，2010年4月），全书共40册，收集各类佛教版画近万幅。分为各大藏经版画、佛教专题版画、佛经版画、单幅佛教版刻、佛教民俗版画等数编。此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国版刻史、佛教艺术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田奇《民国时期佛教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全书30册，收录了民国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献50种，内容涉及佛学图书目录、佛教语言工具书、法会记录、佛教仪轨、高僧文集、佛教组织章程、佛教特刊、报告、佛教院刊、论文集、诗集、高僧传记、年谱等，对于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佛教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汉文佛教文献理论的探讨
宿白《汉文佛籍目录》（文物出版社，2009年6月）一书对汉文佛教典籍进行了总体介绍，主要讲述了汉文佛教典籍的版本问题、目录问题以及汉文佛籍目录以外的工具书。此书对于了解、检索、使用汉文佛教典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方广锠《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迫在眉睫》（《中国宗教》2010年第11期）一文认为宗教古籍记录了各宗教的理论教义、修持方法、戒律规范、法事仪轨、历史方志，是各宗教学习本宗教教义、教史，展开宗教活动的基本依据。因此，宗教古籍既是各宗教立教、传教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也是学术界对中国宗教进行研究的珍贵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宗教古籍亡佚严重。文章分析了宗教古籍亡佚的原因，概述了当前宗教古籍的收藏、整理情况，提出未来应加强宗教古籍知识的普及工作，组织力量进行宗教古籍普查，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宗教古籍整理。
黄夏年《从汉文史料来看研究佛教的意义——兼谈与其他宗教研究》（《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提出“佛教汉文史料”的概念，并概括了汉文佛教史料的五个特点：记载时间最长、资料完整、内容丰富、资料种类丰富、较为准确可靠。在此基础上充分估计论证了汉文佛教史料对研究佛教史、甚至伊斯兰教、摩尼教和景教的重要价值。冯国栋《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提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并对汉文佛教文献学的体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三）佛教文献的具体考证
首先是对大藏经的研究：段玉泉《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文献》2009年第1期）对元刊河西藏提出许多新的看法。此文首先通过全面梳理敦煌北窟、宁夏灵武、山西省所出河西藏遗存，探讨了河西藏的版式问题；认为河西藏的版型特点为：经折装，上下双栏，每折面文字6行，行17字，佛经经题下有西夏文经卷函号。其次，文章通过对西夏文《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重新解读，认为刊印河西藏者并非通常所认为的管主八，而是另有其人，而“管主八只是其中一次的施印人”。最后，文章探讨了河西藏与汉文南系大藏经的关系，通过对版式与刻工的考察，认为河西藏与汉文南系大藏，特别是元代的普宁藏有甚深之关系。沈潜《论黄宗仰与〈频伽藏〉的校刊及其贡献》（《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对黄宗仰刊印《频伽藏》进行了研究，论述了黄氏刊印《频伽藏》的原因与条件，《频伽藏》的特点与价值，以及《频伽藏》流传的文化意义。同美《〈本教大藏经〉的历史回顾与现状思考》（《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论述了本教经典及《本教大藏经》的形成历史，对《本教大藏经》的未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次是对于佛教著作、碑铭、塔记的考证：徐时仪《玄应〈一切经音义〉写卷考》（《文献》2009年第1期）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敦煌吐鲁番遗书及日本古写本藏经中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存世情况，通过详细对比，梳理了《一切经音义》写卷与刻本藏经的异同及源流关系。同时，从整理校订佛学典籍的依据、提供大藏经传承渊源的佐证、探讨佛经音义传承的渊源、揭示日本藏经佛经音义的渊源、考察汉字隶楷动态演变等五方面说明《一切经音义》写卷的学术价值。王东《〈法苑珠林校注〉补正》（《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对中华书局出版《法苑珠林校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其中可商榷的校点30例，对于完善其书甚有裨益。
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的《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对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的年代、文书反映的社会以及佛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勇《唐人赠空海送别诗》（《文献》2009年第4期）自《高野大师御广传》中辑录了朱千乘、朱少瑞、昙清、鸿渐、郑壬五人的送别诗。根据诗及诗序推定此五诗皆作于越州，而非明州或长安，送别的时间当在元和元年三月，而非四月。文章同时对朱千乘、昙清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并说明了朱千乘诗作流传日本的情况。杨学勇《〈三阶佛法〉所属系统浅议》（《文献》2010年第1期）一文对敦煌本《三阶佛法》与本邦本《三阶佛法》做了详细的比较，通过对比传世目录碑铭文献的记载，证明信行撰有《人集录》三十六卷，《三阶佛法》四卷，而本邦本《三阶佛法》本质上属于《人集录》系统，而敦煌本《三阶佛法》属于四卷《三阶佛法》的系统，故而二者并不是同一文献，“甚至严格地说本邦本《三阶佛法》不能称为《三阶佛法》”。
邢东风《大同善化寺与朱弁碑》（《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对朱弁所撰《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进行了校录，对此碑所涉及的人物、史实、历史背景等进行细密考察。江静《无学祖元〈临剑颂〉源流考》（《文献》2010年第1期）一文考察了无学祖元《临剑颂》与僧肇偈的关系，并以雪村友梅、灵石如芝为例详细考察了祖元《临剑颂》在中日禅林传播变化的轨迹，是一篇饶有兴味的文章。
郑永华《〈姚广孝神道碑〉考实》（《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一文全面搜采了明清文献中所收之《姚广孝神道碑》，并与现存北京房山姚广孝墓塔前的碑铭进行了对勘，认为明清以来各种文献及今人公布的《姚广孝神道碑》，均非姚广孝墓塔前碑刻，而可能源于后出的《明成祖御制集》，与碑刻原文有较大差异，存在明显错误。此文对于重新认识诸种文献中所载《姚广孝神道碑》有重要的意义。王红蕾《钱谦益〈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分析了钱谦益注解《楞严经》的时代、地域和个人的因缘，并对其解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钱谦益《蒙钞》是站在华严一系的立场上，依据华严宗旨对楞严学史进行的评判与总结，是其返经正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的表现，也是其史海钩沉、训经考据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
三 佛教思想研究的新突破
陈兵《阿赖耶识的真妄及其在修行中的应用》（《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对印度佛教经论及中国汉藏佛学诸宗关于第八阿赖耶识性质的说法做了梳理，认为历代对阿赖耶识的性质认定，凡有妄、真、真妄和合三种看法，各有经典依据，作者认为其中以真妄和合说较为合理。同时，文章对阿赖耶识在修行、开悟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
姚卫群近年来致力于佛教与婆罗门教思想的比较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有《佛教的“五位说”与婆罗门教的“句义论”》（《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无明”观念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社会人生观念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佛教与婆罗门教中的“我”的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婆罗门教哲学原典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7期]。通过这一系列的论文，对佛教与婆罗门的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
对于佛教戒律思想的研究：温金玉《唐义净律师戒律观研究》（《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从义净弘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因缘、义净的律学主张及弘律结局启示三方面对义净弘传根有律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义净弘扬的根本律虽然是纯正的印度本土律，并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最终仍无法动摇四分律宗的弘传。义净所译律法与道宣之律的不同结局昭示了契理契机、适宜时事，方是佛教戒律兴盛的永恒主题。屈大成《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从僧传的零星记载中梳理了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对戒律的实践。别祖云《永明延寿戒律思想的心学特质分析》（《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认为永明延寿的佛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可以界定为佛教心学。作为其佛教心学理论基础的戒律思想，由于以摄心为戒为主要内容，同样具足有心学特质。延寿通过对传统戒律的心学化改造，将外在的他律内化为持心为戒的内律，强调修行的自我规制。
人物思想研究方面：吕建福《论不空的政教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指出不空的政教思想包括：佛法护国论、正法理国论和佛国本土论。其核心是政教互为利益，佛法护佑国家，国家扶持佛法，相得益彰。李四龙《略论智
的“秘教”思想》（《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从判教、忏法、显秘等三方面论述智与“秘教”的关系。认为这些思想为日本“台密”的出现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日本传教大师最澄把圆、密、禅、戒糅为一体，最终导致智者形象在日本的密教化。黄公元《从明末四大高僧看永明延寿对晚明佛教的深刻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以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莲池、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灵峰蕅益著述为主要依据，说明永明延寿的思想与行持对晚明佛教复兴基本走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对于佛教经典的思想阐释：李铁华《〈大乘起信论〉“真如观”新探》（《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认为真如是《大乘起信论》的核心观念，真如观念对于佛教的解、信、行皆有重要的意义。汪志强《〈大智度论〉净土思想研究》（《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阐释了《大智度论》中蕴含的净土思想。其中的“乾闼婆城”喻、《释净佛国土品》集中体现了《大智度论》的净土思想。王大伟《论〈禅苑清规〉中禅、净与律学思想的互动》（《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以禅门清规《禅苑清规》为例，讨论了北宋末年禅、净与律学思想的互动关系。徐恩栓《禅易圆融、儒佛化一——智旭〈周易禅解〉新论》（《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以《周易禅解》说明智旭以禅解易，沟通儒佛的思想。杨净麟《略论蕅益智旭的〈辟邪集〉对天主教天主观的批判》（《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探讨了智旭的《辟邪集》对于天主教的批判。
其他方面：张风雷《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认为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圣凯《敦煌文献中的西魏、北周佛教思想——〈一百二十法门〉与〈菩萨藏众经要〉》（《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认为西魏、北周由于南朝佛教的传入，地论学派融合南朝佛学，编纂成《菩萨藏众经要》、《一百二十法门》等著作。文章根据敦煌遗书中所存《一百二十法门》及《菩萨藏修道众经抄》分析了西魏、北周对佛教的弘扬与理论创造。刘剑锋《论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考察》（《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考察了道安、慧远等人对毗昙学的弘传，并重点讨论了毗昙学与早期涅槃佛性论建构之间的关系。认为毗昙学中的一些思想观念通过慧远和道生，对早期中土的涅槃学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大潮、周冶《南宋元明时期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略论》（《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认为南宋元明时期的高僧大德，率多沿袭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同时期的理学和道教相比，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在于多以三教和谐为基点提倡三教一家。
四 佛教文学研究的新开拓
2009～2010年，佛教文学的研究颇为繁荣，参与佛教文学的研究者既有学界前辈，更多新进后学；既有专著，也有论文；既探讨佛典本身的文学性，又关注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专著方面：陈允吉先生多年从事佛教文学的研究，2010年将其多年研究心得结集为《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全书除自序、附录外，共收文章40篇，显示了作者“扪楗椎于固庵，辨津梁于寒柳”、“辨乃系乎实证，思则期于圆通”的学术追求。所选论文涉及佛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诸多方面，如佛经行文结构对文学体制的影响，佛经故事、寓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风格的影响，佛教人物、古印度神话人物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传文学、佛教叙事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佛典本身文学性的探究。此书不仅是作者研究成果的展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更具方法论意义。
佛教文体的研究向为佛教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李小荣《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全书共十一章，全面地论述了汉译佛典的各类文体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者首先概述了佛典汉译的文体理论，接着分章讨论了契经、偈颂、本事、本生、譬喻、因缘、论议、未曾有、授记九种佛典文体的性质特性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最后讨论了佛教仪式中的文体应用，将文体与仪式结合起来讨论，甚有新见。
吴光正等编《异质文化的碰撞：二十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收录20世纪研究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90余篇，略按时代为序分为四编，比较全面地展示了20世纪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他同类的专著尚有张培锋《宋诗与禅：禅的智慧》（中华书局，2009年11月）、谭洁《南朝佛学与文学：以竟陵“八友”为中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刘晓珍《宋词与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吴正荣《佛教文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等。
论文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5月第3期开始开设《中国宗教文学研究》专栏，由武汉大学吴光正、何坤翁主持。专栏将围绕“中国宗教文学的生成与传播”、“中国宗教文学的文体构成与文体特征”、“中国宗教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宗教文学与民族精神”、“中国宗教诗学”等命题展开学术研讨。并连续刊载了孙昌武《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李小荣《论“未曾有经”文体及其影响》、《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张子开《语录体形成刍议》、谭伟《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习诗》、何剑平《刘长卿与佛教相关事迹考》等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
其他论文方面：孙尚勇《中古汉译佛经偈颂诗学价值述略》（《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从三方面讨论了中古汉译佛偈的诗学价值。一是萧子良的梵呗活动使佛教偈颂之歌唱性在中土得以延续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佛教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二讨论了译偈与中古诗体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古汉译佛经偈颂在体式选择上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古时期中土诗歌文化的影响。三以张衡《四愁诗》、陆机《百年歌》和中唐韩愈、元稹、白居易为例，讨论了译偈程式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其中译偈程式对中国古代诗歌影响的讨论甚有新义。张煜《宦路无机即是禅——王禹偁与佛教》（《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依据时间顺序考察了宋初白体诗派代表王禹偁与佛教的关系。认为王氏从政治主张而言是反佛的，但又与佛教文化多有接触。从诗歌方面而言，他更多从杜甫、白居易身上继承了关心民生、面向现实的优良传统，但也写作了许多描写僧寺林下之幽趣的作品。刘正平《佛教譬喻理论研究》（《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探讨了佛教譬喻的语源学含义、譬喻的形式及其心理过程与作用。冯国栋《钱谦益塔铭体论略》（《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论述了塔铭体的文学特点、钱谦益塔铭的特色，并提出要加强“涉佛文体”研究的建议。段玉明《虚云峨眉山诗臆释》（《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首先对宗教文学的宗教性加以强调，其次考察了虚云法师两次朝拜峨眉的具体情形，最后对虚云峨眉山诗五题九首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宗教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别，不能套用一般的文学标准判释。在释读虚云诗偈时不能仅从文学层面着眼，而更应在宗教意蕴上多下工夫。
五 佛教研究界的新动向
近年来，佛教研究界受西方研究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宗教社会学、新文化学、叙事学、图像学等研究理念与思路介入佛教研究，给中国佛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是学界对西方佛教研究成果及西方佛教的介绍：2009年李四龙出版了《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将欧美佛教研究归纳为五个学术传统：印度学、巴利语、汉学、藏学、中亚西域研究传统，并对各个传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而扼要的介绍，为了解西方佛教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作者并不满足于成果的介绍与呈现，而是通过对西方佛教研究史的细致梳理，展示了佛教在西方学界形象的变化。另一本全面介绍西方、日本禅学研究成果的专著是龚隽，陈继东合著的《中国禅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该书分别对中、日、英三大语系禅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讯，同时，作者还试图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把禅史写作放到具体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书写的脉络中去分析其流变。
李新德《“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对19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艾约瑟（Josep Edkins）、艾德（Ernest John Eitel）、毕尔（Samuel Beal）、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对汉语佛教经典的翻译做了认真的考察与研究，认为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李四龙《基督禅与佛教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对耶稣会士乔史顿提出的基督禅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基督禅形成的原因、作用，认为基督禅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刺激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
其次，宗教社会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佛教学界特别是对现当代佛教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处理研究对象。谭苑芳《佛教社会福利发展模式概述》（《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从佛教社会福利的概念辨析入手，将佛教社会福利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形式，认为中国佛教史上，佛教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以“百丈清规”、“禅宗巨变”和“人间佛教”为标志的三次转型。郭春林《朝华：客家佛教民俗》（《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探讨了流传于赣南、闽西等客家地区的佛教民俗——朝华，并就其运作方式、民俗特点以及形成、传承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宋跃华《关于寺庙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探讨——以广州光孝寺为例》（《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通过对广州光孝寺慈善事业的考察发现当今寺庙的慈善行为以因袭传统为主，所满足的大多是那些不随社会变化的需求；而满足需求的手段，也以传统的财布施为主。作者认为因袭传统的慈善，或许可以维持寺庙的生存现状；然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则需探究众生在现时代的特有需求。姚学丽、刘仲康《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城镇和牧区蒙古族藏传佛教态度对比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使用问卷法和访谈法，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角度分析两个区域信众的宗教态度。结果显示用知识作为衡量标准，城镇略好于牧区；城镇和牧区普遍具有超验感，牧区的安全感需要明显强于城镇；从宗教行为来看，牧区明显高于城镇。王佳《当代福建佛教慈善组织运行模式剖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考察了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厦门同心慈善会和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等三个佛教慈善组织，分析了它们的慈善活动开展和组织的运行机制，并将三者分别归纳为“救济型慈善”、“服务型慈善”和“弘法型慈善”三种类型。
第三，是用新文化学、叙事学研究佛教。新文化学中的认同理论对佛教与国家、民族的认同具有非常强的解释能力，受到学界的关注。李四龙《中国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中国宗教》2009年第6期）讨论了佛教在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认为佛教学者将来应当多从“民族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佛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陆扬《中国佛教文学中祖师形象的演变——以道安、慧能和孙悟空为中心》（《文史》2009年第4期）认为佛教文学中的祖师形象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是一种“历史寓言”（historical allegory），其虚构的部分比所谓真实的部分更为重要。
（责任校对：虢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