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舍:美国战略调整与霸权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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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对于美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声誉,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常常褒贬不一,有时看法甚至两极化。一方面,美国是世界公认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乃至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国家及其民众竞相效仿的对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存在的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更不要说由其经济问题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也时常受人诟病。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更是经常引起许多国家或民族的强烈不满甚至敌视。其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美国现象”不仅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理解,连美国的盟友有时也深感困惑:美国这个不但自我标榜、也经常得到其拥趸认同的“民主楷模”与“自由灯塔”,同时又是一个极其崇尚武力、发动对外战争(无论是否合理合法)最为频繁的国家。

这种令人困惑的“美国现象”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武装的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不仅长期在和平时期维持占世界总额将近一半的巨额军费开支,保持规模庞大、举世无双的常规军备与核力量,而且几乎是独家拥有范围广泛、数量可观的海外军事基地并在世界所有关键地区维持众多双边与多边军事同盟。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国内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总之,美国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一台过度“铺张”“武装到牙齿”的军事机器。

其二,“尚武的美国”。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军事防务问题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种军事理论、战略思想或战争哲学层出不穷,引领世界潮流,许多命题、话语甚至成为各国争相谈论、效仿的“战略时尚”。美国社会关于军事革命、国防预算、威慑战略、导弹防御计划、武器系统、军备控制、采购程序和军力水平等问题的全国性讨论,连同美国朝野一轮又一轮的全球战略或地区政策辩论,是不断上演的戏码,如同好莱坞大片,经常吸引国际社会的眼球,牵动人们的神经。而无论各方的观点如何不同,其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如何实现更有战斗力而又更有效率的战备,从而确保能够同时进行并打赢多场战争、应对各类冲突。这也是美国社会在战略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美国人普遍相信,强大的武力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保障。许多政治与战略精英更是念念不忘“面带微笑、手持大棒”的前辈遗训,对军事能力、军事效率和武力作为政策工具的实际效用高度推崇。可以说,现代版的“尚武”之风,于斯为盛。

其三,“黩武的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对武力的崇尚,不仅表现在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全方位“武备”,还表现在对武力的实际使用上。如果对美国历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稍做检视,便不难发现,美国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美国在战争中诞生、壮大并成为超级大国,每次国际舞台亮相以及影响力的提升,都与重大战争有关。

“美国现象”并未因为美国已成为唯一超级强国(亦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其安全构成真正威胁)而销声匿迹,相反却因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失衡而更加肆无忌惮,在当代国际秩序总体和平与相对稳定的背景下也越发显得突兀。人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热衷于海外干预,如此频繁地发动、参与或卷入对外战争。美国常常通过战争获得重大经济与战略利益,但也时常因此大栽跟斗,不仅国力受损,而且声誉扫地、“众叛亲离”。

殷鉴不远。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表现出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谋求政权变更为特征的对外行为特征。它力图把激进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与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结合起来,塑造一个没有对等竞争对手的世界,为此尽管没有放弃非武力手段,但更倾向于运用军事力量。无论是打击所谓“无赖国家”、扩展民主,还是遏制其所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都不排除采取战争行动。李少军:《全球重大武装冲突:现状与走势》,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便是这种行为特征的集中体现。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中的这种“好战”特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的“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成为包括英美学者在内的众多研究者讨论的主题,如巴塞维奇的《美国新黩武主义》(中译本为《美国新军国主义》)、迈克尔·曼恩的《紊乱的帝国》、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的《美国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等。Andrew 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美〕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葛腾飞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2003; Ismael Hossein-zade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Militar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World Dominance, New York,2004; Carl Bogges, ed. , Masters of War: Militarism and Blowback in the Era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巴西〕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美帝国的形成: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舒建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大多数研究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小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派战略家。但众多批评家在深刻批判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大多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美国的“军国主义”或“黩武主义”既非小布什政府的发明,更非冷战后才出现的新现象或者美国在特定时期的一个例外,而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基因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至少是其外交传统中的几项主要成分之一。

因此,要深刻理解这一重要的“美国现象”,必须首先弄清楚其产生的根源。本文的目的在于,联系二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战争行为的重要历史实例,揭示具有“黩武主义”特征的战略观念对美国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影响,描述美国“黩武主义”的内外表现形式,并尝试从历史、思想、法律、制度以及经济与社会等层面探讨其根源。此外,鉴于美国的“黩武主义”时隐时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表现形式和实际影响不尽相同,在与其他战略思想的辩论和竞争过程中,也并不总是占据上风,因此还有必要探究其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注意到美国“黩武主义”可能受到的国内外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