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积聚

何为人力资本？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就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才能”当作资本，劳动者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和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要远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一般地说，人力资本是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的价值，教育是增强人力资本积聚的主要手段。那么，人口老龄化对于人的知识、技能、经验的获取和健康的增进有什么影响，如何通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影响提升人力资本积聚的能力，这无疑对于经济增长说来是至关重要的。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实践表明，人口老龄化多发生于经济比较发达、物质财富和制度准备比较充分的条件下。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人口转变主要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提早完成的，世纪之交当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的时候，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00美元。而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年型年龄结构时，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5000美元以上，有的达到10000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未富先老”，在收入水平较低情况下便步入老年型。如此，人口老龄化势必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冲击，因为政府不得不要着手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数量可观的社会资金。世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预测表明，2000～2050年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与老年人口相关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上升到26%，其中一半是作为养老金支出的，另一半则主要是医疗卫生等的支出（Dang, antolin & oxley, 2001）。

人口老龄化进程怎样，可对社会养老保障基金变动产生直接的影响。目前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第一支柱）和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第二支柱）相结合。对于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来说，如果养老金替代率不变，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率（工资税率）与赡养率（退休职工人数与在职职工人数的比率）成正比。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改变养老金的替代率，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则在职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率就越高。近5年来的情况如图1-3所示。

图1-3 2006～2010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老龄化对医疗保险支付有直接影响。由于人类生命周期的自然进程，在健康期、带病期、伤残期三个生命周期中，多数老年人口进入程度不同的带病期，随着高龄化的推进许多进入生活不能自理的伤残期，不仅医疗费用大增，而且长期护理费用的增加更为可观。这对于国家财政说来，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影响到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因此，从长远和发展上看，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聚不利，通过增加老年社会公共支出影响总体人口智力投资；也通过影响生产性投资增长，滞缓经济增长而影响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要分清老龄化前期与后期有所不同，前期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后期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前期要为后期消除不利因素做准备。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的不利影响，关键在于加大教育投资。教育是人力资本积聚的主要途径，教育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和政府。教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聚的水平就越高，反之人力资本积聚越少。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始终遵循孩子效用最大化原则，即边际孩子成本要小于该孩子提供给父母家庭的效益。而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则取决于教育产品的外部性及公众对教育政策的偏好，遵循公共效用最大化原则。面对人口老龄化沉重压力，将给予年轻人口的教育财政支出转移到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中来，是短视行为，不能用缩减公共教育支出增加老年人口公共支出。我国用世界上比例极低的公共教育支出，承办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教育。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提出要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然而多年来，教育投资却并未达标。直到“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申这一指标，政府领导人表示2012年即要实现教育投资占GDP 4%的目标。

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在2017年前后达到峰值，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将逐渐转变为“人口亏损”、“人口负债”。这一宏观人口转变的趋势，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逆转的。提高退休年龄，如同某些发达国家那样，其前提是老年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实际的劳动技能较高，与年轻劳动者没有显著差别；再加上他们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在劳动力市场上，便具有差不多同等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群的劳动者将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境地，难以收到延长的效果。可行的办法，是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既发展全民的义务教育，也发展职业培训教育，使相对较高年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受到更多的教育，为提高退休年龄创造条件。大力提高较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和智能水平，以质量提高换取数量减少，打造人口智力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创造第二次“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为未来提高退休年龄做好准备，是老龄化背景下增强人力资本积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