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人口老龄化与发展蓝皮书”首卷以《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报告》（2012）命名，自然怎样抓住和用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提供的机遇，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研究和阐述的重点。总报告力图对“中收陷阱”和跨越“中收陷阱”的理论、策略和决策选择，做出比较全面的阐述，并重点给出老龄化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就业、消费、城市化、养老保障、社会转型七个分报告，各自从相关领域做出交叉研究，从不同视角彰显本皮书主题。总报告最后这一部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与七个分报告阐述的重点和角度有所不同，紧紧抓住老龄化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主要从负面影响中提炼出五个问题，作出概括性阐述，提出应对的决策选择，实是总报告的落脚点。

1. “黄金时代”尚未结束

人口老龄化成因是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然而“下降”和“延长”并不同步，一般情况下，老龄化前期“下降”强于“延长”，老龄化后期“延长”强于“下降”。“下降”与“延长”时间上的这一错位，决定着老龄化前期经历一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人口视窗”；后期则转变为“人口亏损”、“人口负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时下“机遇与挑战并存”成了一句套话，许多问题的阐述套用这句话，有的实难避免牵强附会之嫌；然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用“机遇与挑战并存”概括，却是货真价实的普遍存在，再恰当不过了。如此，在21世纪世界人口加速走向老龄化背景下，无论要跨越“中收陷阱”还是从“中收陷阱”走出来，现实要求是，既要及时把握老龄化前期提供的“黄金时代”机遇期加快发展，也要有效应对老龄化后期出现的“人口亏损”期的负面影响，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方针和政策，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前已述及，老龄化过程中提供的最大的机遇，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带来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人口视窗”。关于这一点，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怎样发展起来为例，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然而笔者以为，这些国家二战后的经济“起飞”，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及时抓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机遇期加速发展。令人惊异的是，中、日、韩三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参见图12。

如果划分“黄金时代”的标准定在从属年龄比在0.5以下，中、日、韩三国经历的时间都在40年左右。不过由于三国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有先有后，三国跨入和走出“黄金时代”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日本最早进入，1963～2005年从属比保持在0.5以下，“黄金时代”经历42年；韩国1986～2026年从属比将在0.5以下，共经历40年；中国1990～2035年从属比将在0.5以下，经历的时间长达45年。三国比较，日本进入“黄金时代”早于韩国23年，早于中国27年；结束早于韩国21年，早于中国30年。联系三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上述三段时间均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充分展现了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代”的魅力。当前，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争论不休，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角度观察，可以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大致可以支持到2035年从属年龄比回升至0.5以上之后。即还有20多年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可供提取和利用。

通过对未来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动预测，可以计量出“黄金时代”对于成功跨越“中收陷阱”的贡献。①高增长预测。以2010年GDP 401202亿元为基期按年平均增长7.0%计算，2020年可达789225亿元；人口138614万，人均GDP可达56937元。再以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639∶100不变比价计算，人均GDP可达8910美元。2030年GDP总量可达1552525亿元，人均GDP可达113568元，折合17773美元。②中增长预测。GDP年平均增长5.0%, 2020年GDP总量可达653516亿元，人均GDP可达47146元，折合7378美元；2030年GDP总量可达1064508亿元，人均可达77869元，折合12186美元。③低增长预测。GDP年平均增长3.0%, 2020年GDP总量可达539182亿元，人均GDP可达38898元，折合6087美元；2030年GDP总量可达724615亿元，人均53006元，折合8295美元。当前，对“中等收入”上限，有人均GDP 6000美元、8000美元、10000美元不等。如以8000美元/人作为上限标准，2020年高增长预测可实现对“中收陷阱”的成功超越，中增长预测尚有一些差距，低增长预测很大；如以10000美元/人作为标准，高增长预测2023年人均GDP可达10917美元，实现对“中收陷阱”的成功超越；而中增长预测2030年方能达到，推迟7年；低增长预测2037年方能达到，比高增长预测推迟14年，比中增长预测推迟7年。据此，中国要想成功跨越“中收陷阱”，未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不低于5%，才能在2030年GDP达到10000美元/人。可能有人认为5%的增长率过低，这样的预测与当前的现实不贴边儿、不靠谱；然而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未来20年仍能保持5%的年平均增长率，实为中外发展史上所不多见，不是较低而是较高的增长。如能实现，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载入史册。

2．老年从属比持续攀升

图12显示，中国从属比变动将从2010年刘易斯第一拐点时的34.2%最低值，逐步攀升到2017年刘易斯第二拐点时的38.1%, 2035年“黄金时代”结束时的49.6%；其后攀升速度加快，2040年可上升到56.0%, 2050年可上升到61.7%。从属比这一变动趋势中，2010年越过最低值以后出现“两快”“两慢”特点：2010～2020年上升较快，2020～2030年上升较慢，2030～2040年上升较快，2040～2050年上升较慢。这是由0～14岁少年人口从属比持续下降，由2010年的22.3%下降到2025年的20.6%, 2040年（2050年同）的17.8%; 65岁以上老年从属比持续上升，由2010年的11.8%上升到2025年的20.4%, 2050年上升到43.9%，少年和老年人口占比变动的合力所决定的，特别是由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加速阶段性特点所决定的。21世纪上半叶少年从属比（0-14/15-64）、老年从属比（65 +/15-64）变动参见图13。

图13显示，2025年少年从属比下降与老年从属比上升同时达到20.5%相交叉，此后少年从属比下降趋缓，2030年以后稳定在18%左右；老年从属比却加速上升，2030上升到25.0%, 2040年上升到38.2%, 2050年上升到43.9%。老年从属比这种快速上升趋势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因为2075年以前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已是定数，只需要将2010年0～64岁人口依次减去逐年死亡人口之后，再加上65岁以上存活的老年人口数量。由于生育率和未来出生人口数量不会有剧烈的变动，因而对老年从属比变动影响不会很大。因此，2025～2030年老年退休金将超过国民收入的10%或工资总额的29%的“警戒线”，面临严峻的财政支付困境。而此时距离2050年老龄化和从属比临近峰值尚有20多年时间。这20多年将是老年从属比攀升最为迅速，因而也是老年退休金风险最高的时段，必须谋求突围之策。

本报告前面对养老保障曾做出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若干阐述，就养老金保障而言，不外乎保证养老金积累、管好和用好三条。保证养老金积累，就是要保证企业、单位和个人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逐步缩小养老金缺口并达到收支平衡。目前这方面的问题较为严重，据报道，去年15个省份基本养老保险出现收不抵支，缺口共679亿元。要做到按时足额缴纳，就要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对于不按时缴纳或缴纳数额不足者，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惩治。必须明确，养老保障是一项社会工程，结构性养老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部分是强制性的，必须依法足额缴纳，必要时需强制执行。管好养老金，一要严格养老金“蓄水池”专款专用原则，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擅自动用，以防池水减少和干涸；二要对当前出现的空账、呆账、坏账做出清理，分清责任，严肃法纪，该处分的处分，该退还的退还。在清理基础上，再由中央、地方财政以及企业、单位作出决断，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建立起资金和账面相符合的独立财务运作机制。用好养老金，首先是将养老金准确无误地发放到应得的退休老年手中，目前这方面无大问题。其次要保证养老金保值和增值，在确保养老金安全前提下，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确定养老基金可以投资的方向、范围和额度，参与一定的金融市场活动，以保值促增值。做好养老金的征缴、管理和使用，大力推进改革和强化法制建设，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要积极吸取国际社会成功的经验，取长补短、洋为中用，逐步建立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与老年从属比上升相协调的养老保障制度和体系。此外，前面提到的城市房产养老、农村责任田养老等建议，计划生育系统推行的独生子女及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等，对于应对老年从属比上升挑战都可起到良好的效果，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推广。

3．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

虽然中国在越过刘易斯第一、第二拐点之后，劳动力市场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完成“供大于求——供求平衡——供不应求”三个发展阶段的转变，然而由于中国劳动力过剩严重，我们并不担心劳动力供给的总体数量短缺。相反，这正给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腾出了空间，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可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对劳动力供给转变最为担心的，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而这二者又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老龄化不仅提升了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而且劳动年龄人口中相对较高年龄组所占比例也在提升。2000～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预测参见图14。

图14表明，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可由2000年的17.4%，下降到2020年的9.3%，以后则在这一水平上下波动并趋于稳定。25～44岁所占比例可由2000年的55.0%，一直下降到2040年的41.6%，经历40年逐步下降后于2050年微升至43.5%。45～59岁所占比例可由2000年的21.5%，上升到2020年33.5%的峰值，以后呈震荡稍有下降走势，但是到2050年仍比2000年高出7.2个百分点。60～64岁所占比例基本上呈一路上行走势，可由2000年的2.9%上升到2020年的4.7%, 2050年的7.7%。总的趋势是：以45岁为界劳动年龄人口分为较低年龄组群与较高年龄组群两部分，较低劳动年龄人口组群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较高劳动年龄人口组群呈上升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年龄结构呈高龄化趋势，是必然的和合乎规律的发展。45岁以上较高劳动年龄人口组群为1965年以前出生人口，这部分人口组群所受教育要比以后出生的人口组群低一截，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形成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且平均所受教育程度较低，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这部分人口组群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跨越“中收陷阱”说来，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容忽视的。破解之法，除发展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外，一要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教育，对包括1965年以前出生的老职工在内的全体职工，进行分期分批、分层次的职业培训，结合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知识、技术、工艺和技能的培训，使他们在过渡到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阶段后，具有较强的应对和适应能力，跟上技术前进的步伐。二要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扩大招生以来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向着综合性质的大学、培养通才的方向发展。原来的工、农、林、医及各部门专属的高等院校，大都增加了社会科学院系，成为综合性大学；而原来的师范院校，更顺理成章地演变为综合性质大学。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中学生以考进排名占先、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作为首选目标。这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兼顾综合性与专业性，以适应客观存在的国民经济分部门、分行业的要求，适应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为此就要改变当前高等教育趋同、贪大的倾向，在重点发展一批综合性大学的同时，更多地发展一些专业性强、特色鲜明的学校，形成独特的品牌名校。高等教育发展已经到了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追求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向综合性与专业性大学并重转变的时候了，调整结构应适时地提到日程上来。

4．工资率上升和边际投资效益下降

适应老龄化推进过程的劳动力市场转变，目前已经发生由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的转变，2017年以后还将向供不应求转变，这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趋势。劳动力市场这种供求关系的转变，自然制约着劳动力的价格变动，推动工资率的不断上涨。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国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近二三年来才稍有提升，欠账较多，工资率需要有一个补偿性的较大增长，当前正是这样一次机会。不过从经济发展和跨越“中收陷阱”角度观察，工资率上涨即是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并导致总成本随之上升。而且，随着工资率上涨和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消费市场的购买力，又会导致消费品价格和总体商品价格的上涨，助推要素总成本的上升。总成本上升，企业利润摊薄，必然导致边际投资效益下降，使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削弱，既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构。工资率上涨和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的影响叠加起来，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受阻。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际投资效益的下降如图15所示。

图15显示，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1990年为4.13∶1.00, 2000年变动到3.01∶1.00, 2009年变动到1.52∶1.00, 2010年变动到1.44∶1.00，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之比不断攀升。倒过来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GDP在不断降低：2000年比1990年降低27.1%, 2009年比2000年降低49.5%, 2010年比2009年降低5.3%。边际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下降削弱了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其原因，劳动力、原材料等各种要素成本价格上涨是重要原因。因此，工资率上涨是必要的、有益的和必需的，但是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相同步，把握好上涨的幅度和节奏。其他原材料要素成本价格的上涨，要充分运用市场手段加以调节，政府还要运用税收、补贴、金融等市场手段进行调控，以求阻止边际固定投资效益的下降，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5．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有待挖掘释放

从长远看，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不断提升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驱动力是治本之策，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局的关键和跨越“中收陷阱”必然的选择。人作为消费主体，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不仅同人口数量变动直接相关联，而且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息息相关。国际社会一般认为，年龄别消费系数（年龄别人均消费与总人口平均消费之比）以成年人口组群居高，老年次之，少年最低。我国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加上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被视为“掌上明珠”，少年组群消费系数偏高；老年组群收入偏低而储蓄率更低，致使老年消费系数也比较高。不过，老年消费还是在标准消费组群之下，老年消费乏力是启动消费需求的一大难题。

有鉴于此，立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视角寻求扩大消费，无疑首先要提升劳动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例，保证工资率稳步较快地增长，夯实劳动年龄人口消费率提升的基础。前已叙及，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处于峰值后期、绝对数量处于峰值前期，提高这一组群的劳动工资率，对扩大消费具有权重大、见效快的显著效应。并且长期以来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欠账较多，工资率提升的空间广阔。然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峰值的到来和即将到来，意味着下降和减少的序幕已经开启和即将开启，其对消费的长期拉动作用将逐步减弱。唯有老年人口组群在增高，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可由2010年的8.9%、1.19亿，上升到2015年的10.1%、1.39亿，2030年的17.4%、2.38亿，2050年的27.1%、3.23亿。要想发挥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对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就要将老龄化积累起来的消费潜能挖掘和释放出来。为此，一要稳步提高老年收入，使老年人口消费有收入增长保障，起码要守住老年退休金增长与物价上涨同步这条底线；二要扩大老年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覆盖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准，使老年人口消费免除后顾之忧；三要大力增加老年公寓、托老所等稀缺资源供给，满足老年特别是高龄老年照护、医疗等的迫切需求，发挥老龄产业对消费的潜在推动作用。提高老年退休金收入水平、扩大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发展适合老年需要的公共服务产业，是挖掘和释放老年群体消费潜力的三条主渠道，应当大力发展和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