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特点

1．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不同人口预测方案下的老龄化差异较大。这里我们取《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高、中、低三种方案，2000～2050年人口变动趋势如图6所示。

图6显示，如以人口零增长为“着陆点”，视高方案为“缓着陆”，中方案为“软着陆”，低方案为“硬着陆”。三种方案生育率假设和总体人口变动趋势是：

高方案“缓着陆”预测。生育率逐步有所回升，达到更替水平后保持相对稳定，总和生育率（TFR）假定2000～2005年平均为1.90, 2005～2010年为2.00, 2010～2020年为2.13, 2020～2050年为2.15，则全国人口（未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2010年为13.75亿，2020年为14.90亿，2030年为15.48亿，2040年为15.85亿，2050年达到峰值时为16.05亿并呈基本稳定态势。

中方案“软着陆”预测。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稍有回升后即基本稳定在略高于现在水平波动。总和生育率假定2000～2005年平均为1.75, 2005～2010年为1.80, 2010～2020年为1.83, 2020～2050年为1.80，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60亿，2020年为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时为14.65亿；其后转为缓慢下降，2040年可降至14.51亿，2050年可降至14.02亿。如果1.80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可降至10.24亿。

低方案“硬着陆”预测。生育率在现在基础上略有下降，总和生育率假设2000～2005年平均为1.65, 2005～2010年为1.56, 2010～2020年为1.44, 2020～2050年为1.32，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43亿，2020年为13.86亿，2021年达到最高峰值时为13.87亿；其后出现逐步减少趋势，2030年可减至13.67亿，2040年减至13.02亿，2050年减至11.92亿。如果1.32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将减至5.56亿。

上述高、中、低三种方案“着陆”时间和人口规模不同，老龄化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参见图7）。

由于本书以《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故需要对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做出比较详细的预测和分析，有必要将高、中、低预测的具体年龄结构变动趋势阐述清楚（参见表3、表4、表5）。

对于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预测，国内外做出多种方案。虽然趋势相近，但是仍有一定差距。如联合国的中位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00年为6.8%, 2010年为8.2%, 2020年为11.7%, 2030年为15.9%, 2040年为21.8%, 2050年为23.3%。该预测2000～2030年接近本书高位预测，2030～2050年与本书中位预测相仿。然而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34091万，城镇人口占49.95%, 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1894万，占总人口的8.9%; 2011年人口抽样调查部分数据也已公布，总人口为134735万，城镇人口占51.27%, 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2288万，占总人口的9.1%。显然，普查和调查提供的这两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同联合国中位预测、本书高位预测有着较大差距，高出较多，而且也高出本书中位预测一截，而同本书低位预测不相上下。本书低位预测，2010年总人口为134279万，比“六普”多出188万；城镇人口占49.16%，低0.79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口11688万，少206万；占总人口的8.7%，低0.2个百分点。本书低位预测2011年总人口134916万，比抽样调查多出181万；城镇人口占50.36%，低0.91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口12016万，多出320万；占8.91%，低0.91个百分点。可见，按照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体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只能选择低位预测作为本书老龄化趋势的基础预测数据。尽管学术界对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存有某些异议，需要对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做出检验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目前还提不出质疑的科学依据，只能以公布的数据为准。而且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法制日益健全的情况下，人口登记和调查数据的取得变得越来越困难，准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人口学家菲利普·豪泽（Philip Hauser）说：人口预测就是预测，而不是预报。人口预测在于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趋势，假设条件变了，结果会随着改变。因此，按照低位预测判断人口老龄化趋势，至少在未来20年内有比较大的可信度，20年以后其准确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这里的关键，在于国家的生育政策。若生育政策不改变，按照目前的惯性走下去，就是低位预测的结果；若有所改变，实行普遍的“双独生二”和有条件的“单独生二”，以及首先在农村推行“限三生二”的政策，则很可能逼近中位预测。对此，我们只能说，人口预测是滚动式预测，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每过几年就要作出调整，重新发布新的预测结果。故本报告的老龄化预测，以低位预测为基础，近期的准确性较高；中期需要依据届时的人口变动，特别是生育政策的变动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此，我们认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应以低位预测为主，后期可适当参考中位预测结果。

2．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

纵观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和达到的水平比较高、在时间上体现阶段和累进的性质、在空间上城乡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

（1）老龄化速度比较快和达到的水平比较高。评价人口老龄化水平，主要有60岁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总体人口年龄中位数、60岁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0～14岁少年人口之比即老少比等指标。显然，未来半个多世纪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已是定数，即2010年20～59岁或25～64岁人口中，逐年减掉每年的年龄别死亡人口余数；但是影响老龄化水平高低的因素，还有出生率和出生人口的数量、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等。为了简明起见，这里择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变动，说明老龄化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

2000年底中国跨进老年型年龄结构门槛，按照低位预测，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上升到27.14%，其后将在这一水平上下波动，老龄化可用“快”和“高”两个字来概括。所谓快，从世纪之交进入老年型到2020年达到12.54%的严重阶段，我们花费20年，世界要花费30多年，发展中国家则要花费40多年的时间。从7%提高到17%，我们要花费30年左右，2030年将达到17.4%；而发达国家作为总体，则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2015年方能达到该水平，耗时为我国1倍以上。日本是一个特例，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7.1%上升到2000年的17.2%，花费30年时间，与我国相当。所谓高，即老龄化达到的水平比较高。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7.14%，届时将比世界16.2%高出10.9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14.6%高出12.54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26.2%总体水平高出0.94个百分点，仅低于日本37.8%等老龄化水平畸高国家，跻身世界老龄化最高水平国家之列。

（2）老龄化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这主要是由以往人口出生、死亡自然变动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决定的。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自然变动经历1949～1952年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1953～1957年的第一次生育高潮、1958～1961年的第一次生育低潮、1962～1973年的第二次生育高潮和1974年以来的第二次生育低潮五个历史阶段。人口的这种变动，形成迄今为止的由年轻型过渡到成年型、再由成年型过渡到老年型的年龄结构，并且已在老年型结构中走过10年多的路程。在这种年龄结构变动形成的年龄结构“金字塔”中，塔身最宽大部分为1962～1973年第二次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的人口，扣除死亡的至今尚存3亿左右，这是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人口变动最值得关注的人口组群。这3亿人口组群于1977～1988年进入15岁以上成年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于1980～1991年成长为正常的劳动力，对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少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成为可以获取“人口盈利”的经济发展最佳时期。按照全国城乡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峰值24岁计算，1986～1997年通过生育旺盛期，本该有一个生育高潮出现；但是由于继续加强人口控制和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践中并没有出现持续长达10多年的生育高潮，而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所表现。其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是，在这部分3亿组群人口未过渡到60或65岁之前，人口老龄化不会过于严重；而在这部分庞大人口组群过渡到老年之后，老龄化严重阶段和老龄化高潮期就到来了。这从本源上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人口老龄化如同人口城市化一样，呈S曲线阶段性推进的特点。具体进程表现为：

第一阶段2000～2020年为S曲线底部，老龄化攀升较缓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6.96%上升到12.54%，升高5.58个百分点，年平均升高0.28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2020～2040年为S曲线中部，老龄化加速挺起上升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12.54%上升到24.48%，升高11.94个百分点，年平均升高0.6个百分点，为第一阶段的2.14倍。

第三阶段2040～2050年为S曲线顶部，老龄化攀升缓慢并呈基本稳定态势。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24.48%上升到27.14%，升高2.66个百分点，年平均升高0.27个百分点，同第一阶段增长速度十分接近。2050年以后，虽然老年人口比例可能还会有所上升，但是上升极其有限，处于圆弧顶徘徊状态。

（3）老龄化在空间上的城乡和地区分布不平衡。上述老龄化进程中表现出的特点，是就全国总体而言的。然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相差很大，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更为直接和更重要的是以往人口出生、死亡自然变动差别较大，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的明显差异。

其一，老龄化城乡之间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跨进到成年型，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达到4.41%，接着开始向老年型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在城乡之间表现出某种差异：该年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高至低排序依次为县占5.00%，市占4.68%，镇占4.21%，农村过渡的速度更快一些。1990年“四普”这一趋势延续下来，当年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5.57%，县上升到占5.64%，市上升到占5.53%，镇上升到占5.49%，由高至低排序依旧为县、市、镇，只是差距比“三普”时有所缩小。2000年“五普”提供的数据表明，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占6.96%，县、市、镇之间的差距不但得以延续，而且有所扩大：县上升到占7.74%，市上升到占7.00%，镇上升到占6.25%。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相比，县、市、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先是由1.00∶0.94∶0.84缩小到1.00∶0.98∶0.97，然后再扩大到1.00∶0.90∶0.81，县老年人口占比高出市镇的幅度要更大一些。2010年“六普”县、市、镇老年人口比例尚未公布，但是这样的排序得以延续，当无异议。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县、市、镇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距的扩大呢？基本的原因是流动和迁移人口的持续增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量增加。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以居住在本地区半年以上计算的全国迁移人口达到144390748人，扣除本县（市）其他街道、镇人口和本市区其他街道、镇人口后，其余92870183人主要为本市区其他乡和外省迁入的农村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也就是说，这9000多万中的绝大多数为事实上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常住人口。2010年“六普”人户分离人口上升到26139万，较“五普”大幅度增加，目前这一趋势继续延续下来。大量涌入城镇的迁移人口中以年轻劳动力居多，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很小，少年人口所占比例也不高。但是在迁入城镇并基本定居下来以后，则开始在城镇生育，最终形成农村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致使农村老龄化程度相对高于城镇的差距扩大。这种状况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按照人口自然增长计算，2011年6月28日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开城乡人口结构历史改变之先河。预测21世纪20年代城镇人口达到60%以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减慢下来，规模将有所缩减，为县、市、镇人口老龄化差距缩小和转变创造条件，预期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会加快。

其二，老龄化地区之间的差异。上述人口流动和迁移，不仅左右着市、镇、县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而且对地区之间的年龄结构老龄化和老龄化向纵深发展产生颇大的影响。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老年人口占比由原来的东、中、西部由高向低“三大板块”分布，逐步转向中部和西部合二而一，总体上呈“两大板块”分布格局。2005年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9.07%，高于这一水平的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高到低依次为：上海11.96%，重庆10.97%，四川10.92%，江苏10.87%，北京10.81%，浙江10.58%，湖南10.13%，安徽10.09%，山东9.95%，辽宁9.77%，天津9.69%，广西9.55%，湖北9.17%。东部沿海有7个省、直辖市，占53.8%；中部有3个省，占23.1%；西部有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占23.1%。与“四普”、“五普”比较，中西部已有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所占比例有了明显提升。低于全国水平的有18个省、自治区，由高到低依次为：福建8.75%，陕西8.63%，江西8.61%，海南8.54%，河南8.24%，贵州8.20%，河北8.17%，内蒙古7.93%，山西7.71%，吉林7.67%，黑龙江7.60%，云南7.52%，广东7.40%，甘肃7.22%，新疆6.48%，西藏6.16%，青海6.04%，宁夏6.02%。东部沿海有4个省低于全国水平，占22.2%；中部有5个省，占27.7%；西部有9个省、自治区，占50.0%。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情况进一步变化：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8.87%，在这一水平以上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高至低依次为重庆11.56%，四川10.95%，江苏10.89%，辽宁10.31%，安徽10.18%，上海10.12%，山东9.84%，湖南9.78%，浙江9.34%，广西9.24%，湖北9.09%。东部沿海有5个省、直辖市，占45.5%，比2005年下降8.3个百分点；中部有3个省，占27.3%，提升4.6个百分点；西部有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占27.3%，提升4.6个百分点。低于全国水平的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8.71%，贵州8.57%，陕西8.53%，天津8.52%，吉林8.38%，河南8.36%，黑龙江8.32%，河北8.24%，甘肃8.23%，福建7.89%，海南7.80%，云南7.63%，江西7.60%，山西7.58%，内蒙古7.56%；广东6.75%，宁夏6.41，青海6.30%，新疆6.19%，西藏5.09%。其中东部沿海有6个省、直辖市，占30%，比2005年上升7.8个百分点；中部有5个省，占25.0%，下降2.5个百分点；西部有9个省、自治区，占45.0%，下降5.0个百分点。这种情况表明，虽然老龄化区域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颠覆性变动，东部与中西部“两大板块”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这个差距进一步缩小了，东部地区高于全国水平占比下降了，低于全国水平占比上升了；中西部高于全国水平占比上升了，低于全国水平占比下降了。特别是2005年身为冠军的上海市，2010年退居到第六位；原本处在第六位的北京市，跌落到略低于全国水平的第12位；而原本处于第二位、第三位的重庆市、四川省，则跃居全国冠军、亚军。这种具一定震撼力的变动，一方面有中西部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未成年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的影响，如2010年重庆市出生率下降到9.17‰，四川省下降到8.93‰，分别比全国11.90‰低2.73个千分点和2.97个千分点，进入低出生率前列；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流动人口长期、持续大举南下东迁，“孔雀东南飞”使更多不能飞走的老年人在原地沉积下来，并使东南地区常住人口中涌入大量中青年人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