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家世及出仕

荣禄，字仲华，号略园，满洲正白旗人，出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病逝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39]谥“文忠”。荣禄历经道、咸、同、光四朝，深得慈禧信赖，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甲午、戊戌、庚子时期，主持编练新军，权倾一时，是晚清政坛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满洲权贵。如同很多政治人物一样，家世与非同寻常的早年经历对荣禄后来仕途的发达，同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意义不容忽视。

一 家族与家世

荣禄的家世和早期经历，官修《清史稿·荣禄传》、《清史列传·荣禄传》及陈夔龙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行状》、俞樾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墓志铭》、孙葆田撰《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瓜尔佳氏文忠公神道碑》等碑传文献中都有反映，但记述大多简单。荣禄本人辑录的《世笃忠贞录》中，收有其祖、父两代的传记，对其家族历史和祖上事迹叙述较详，但多有溢美之词。有关情况，尚需综合各类文献进行考订和补正。[40]

关于荣禄的家世，《清史列传·荣禄传》写道：“荣禄，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祖塔斯哈，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父长寿，甘肃凉州镇总兵。”官修传记，言简意赅，《清史稿·荣禄传》也大约相同。荣禄病逝后，其嗣子良揆（字席卿）通过河南巡抚陈夔龙邀请知名学者俞樾撰写了墓志铭，[41]又请孙葆田撰神道碑铭。[42]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些碑传文的资料均由家属提供，借名家之笔为传主扬名，自然多谀颂之词。陈夔龙所撰《行状》也大致如此，只是陈为荣禄门下，有知己之遇，二人私交甚笃，故陈撰《行状》颇为后世所重视。《行状》云：

公讳荣禄，字仲华，略园其别号也。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其先世直义信勇公，讳费英东，懋著勋勚，实佐太祖高皇帝缔造鸿业，至顺治朝定加封号，所谓四字公也。其爵另支承袭，元勋贵戚，明德流衍，绵绵延延，以迄于今，代有闻人，勿替厥绪。祖庄毅公讳塔斯哈，以帮办大臣殁于喀什噶尔之役。道光十年奉旨照都统例赐恤。父勤勇公讳长寿，仕至凉州镇总兵。咸丰二年，与兄天津镇总兵武壮公讳长瑞同日战殁于广西。事闻，文宗显皇帝赐谕有“忠贞世笃”之褒，均赠提督，恤如例。而季弟讳长泰，复以游击随科尔沁忠亲王转战畿辅，殁于阵。一门忠荩，无忝世臣矣。[43]

这段话将荣禄的族属和家世情况做了简洁的描述，特别突出了其祖、父两代四人效忠清廷、“一门忠荩”的家族历史。荣禄的家世资料，尚未见到家谱、族谱之类更为原始的文献。陈夔龙称费英东为荣禄“先世”，“其爵另支承袭”，言外之意，荣禄这支并非嫡系，故未袭爵。俞樾也称“其先世有讳费英东者，实佐太祖高皇帝缔造丕基，顺治初封‘直义信勇公’，所谓‘四字公’也”。[44]孙葆田撰文中也提到此事。从瓜尔佳氏同族的角度说，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将费英东称为荣禄“先世”，多少还是有些攀附前贤的嫌疑。

瓜尔佳氏是满洲八大姓之一，为八旗世族之冠。据载，瓜尔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氏族繁茂，支系众多，明末清初时已经散处于苏完、叶赫、讷殷、哈达、乌拉、安禇拉库等地方，“而居苏完者尤著”。苏完瓜尔佳氏，应是瓜尔佳氏中的一支。费英东功名显赫，其后人繁衍不辍，并有宗谱传世。[45]荣禄祖上虽属瓜尔佳氏，与“苏完瓜尔佳氏”似乎是两个分支。[46]陈夔龙等人在撰写碑文时，将荣禄与清初功勋卓著的开国功臣费英东联系起来，明显属于攀附名人，这种现象在历代汉族文人编纂家谱、宗谱时早已有之，不足为奇。

除了瓜尔佳氏这个世家大姓，荣禄又隶满洲正白旗。正白旗属于上三旗（另有正黄旗、镶黄旗），其地位高于下五旗。上三旗满洲子弟守卫皇城，随时护卫御驾，是皇帝最信任的亲军来源；陪王伴驾的满洲权贵也多是上三旗人。康熙即位时的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均出身上三旗。这样的旗属，自然也使荣禄祖上比一般旗人拥有更多出仕和投效宫廷的机会。

荣禄曾祖名阿洪阿，乾隆时官至副都统，事迹不详。此前的家族情况更是阙如，说明在其曾祖之前，荣禄家族并不算发达。就详细的文献记载来说，其家世的显赫当自其祖父塔斯哈始。

塔斯哈，号秀泉，嘉庆五年（1800），由健锐营印务笔帖式，从征川、楚、豫等省，迭著战功，交军机处记名，历擢至前锋参领、翼长。道光七年四月，因战功，特旨赏副都统衔。不久，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八年，充伊犁领队大臣。十年正月，调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十月，与叛匪接仗时战殁，命照都统例赐恤，予谥“庄毅”，入祀京师昭忠祠，又赏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经道光帝降旨，其子长瑞，赏三等侍卫，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另子长寿赏蓝翎侍卫，“以酬忠荩”。[47]

荣禄的伯父长瑞，字小泉。道光六年，以健锐营前锋与其父同时参加征剿张格尔叛乱。因战功，赏戴蓝翎。十年，迁前锋校，再随伊犁将军长龄等出师回疆剿匪，事竣回京。次年，以父荫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赏三等侍卫。十四年，补四川叙马营都司，洊升至参将，曾三次署理建昌镇总兵；后擢阜和协副将；二十九年十二月，经四川总督琦善保奏，授直隶天津镇总兵。咸丰元年（1851）三月，广西太平军势力东趋，奉旨随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兵前往湖南“防剿”，旋移师广西。

荣禄之父长寿，字希彭。道光十一年二月百日孝满引见后，赏蓝翎侍卫。道光帝阅骑射，长寿以马步全中，赏三等侍卫，挑在乾清门行走。十六年二月，升二等侍卫。上三旗为皇帝自将之军，其达官子弟多由侍卫出身，进入仕途。定制，上三旗大臣子弟，每五年挑选一次侍卫。侍卫分为一、二、三等及蓝翎侍卫。因为是近御差使，侍卫一直被旗人视为最荣。二十一年，长寿拣发福建，以游击用；次年，经扬威将军奕经等奏留浙江军营差委，事竣携眷属赴闽任职。故荣禄随祖母一并南下，并在浙江侨居一年。二十八年，长寿升至同安营参将；越年，迁浙江台州协副将。咸丰元年二月，擢甘肃凉州镇总兵。闽浙总督裕泰以其熟悉闽省情形，奏请调漳州镇总兵。七月，入觐，因军情紧急，咸丰帝命驰赴广西，随钦差大臣赛尚阿差委，统带楚、粤、黔三省兵勇，镇压太平军。至此，兄弟二人得以共同效力于广西军营。次年二月十九日，清军围攻永安州城，追击太平军至龙寮岭时，因雨中山险路滑，遭到伏击，长瑞、长寿兄弟被困后双双战死。[48]曾与他们同营的华翼纶后来描述说：

时官兵已两日不食，方造饭，都统乌兰泰促速追贼，贼返斗，官兵冻且馁，大败，死伤相望，又路险不能行。希彭（长寿）马踬，小泉（长瑞）持矛救之，皆遇害。余收其尸，三日，得之山中，无棺，越五日乃得殓。……余启视公兄弟尸，皆面被十余创，背无一伤，想见其操戈转斗，国尔忘家，徒以事势相迫，不忍不死，而亦不忍独生，可哀也哉！[49]

虽是事后叙述，仍可见当时战事之惨烈。经赛尚阿奏闻，谕命二人均照提督例赐恤。长寿是被咸丰皇帝召见后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军起义的满洲将领，对其曾寄予重望者。因念其父子、兄弟前后为国捐躯，三月十一日，咸丰帝又特颁恩旨：

直隶天津镇总兵长瑞、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先后派往广西剿办逆匪，俱能奋勇出力，屡立战功，乃因匪众奔逃，跟踪追剿，同时遇害，实堪悯恻，业经加恩照提督例赐恤。因思伊父塔思[斯]哈于道光十年在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任内打仗阵亡，今该镇兄弟复能为国捐躯，实属忠贞世笃，著俟军务告竣，即于殉节地方建立专祠，同时阵亡各员一并附祀，以慰忠魂。伊母现在闽省，著赏银三百两，由福建藩库发给，即著该督抚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护送回京。该部知道。钦此。[50]

长寿兄弟同时阵亡，因其母与家眷尚滞留福建，咸丰皇帝谕令福建布政使专门拨付银两并着沿途地方官照料护送回京，表现出莫大的恩典。寻赐祭葬，长瑞予谥“武壮”，长寿予谥“勤勇”，均入祀京师昭忠祠，均赏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这样，长瑞因父荫所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后由长子、三等侍卫恩禄袭；新赏世职由次子、三等侍卫荫禄袭；三子承禄也加恩赏给蓝翎侍卫。荣禄在百日孝满引见后，也以父荫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这样，瓜尔佳氏兄弟中，同时有三人袭世职，在当时满洲世家中十分耀眼。同治二年（1863）六月，荣禄的叔父长泰（字吉庵）在随僧格林沁镇压捻军时也捐躯阵前。[51]这为“一门忠荩”的家族又添一层美誉。光绪初年，荣禄辑录祖、父辈事迹，遍邀满汉名流题跋，形成一部弘扬家族事迹的文献集，取名《世笃忠贞录》，书名即源自咸丰皇帝谕旨中“实属忠贞世笃”之言。

荣禄生母乌札氏，育有崇禄、荣禄、惠禄（幼殇）三子，道光二十年病逝，时荣禄只有5岁。他是由继母颜札氏（副都统佛逊之女）抚养长大的。[52]荣禄因父亲各处调转，自幼在闽生活多年；咸丰元年，兄崇禄病死；父亲前往广西军营前，又将家眷安置在福建将领饶廷选家。[53]不久，伯、父阵亡，荣禄随继母颜札氏侍祖母扶柩北上，返回京城，这时他已经16岁了。祖、父先后捐躯的家史和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荣禄比一般生活在京营的八旗子弟更早体会到生存的艰辛和振兴门庭的责任。同样，借着清廷给予难荫子弟的特别恩赏，荣禄进入仕途的起点也高于一般满洲子弟。

二 难荫入仕

关于荣禄的入仕，《荣禄履历册》记：“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八日，由本旗遵旨带领引见，奉旨荣禄著以主事用。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承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三年二月，呈请分部学习，十七日由吏部奉奏，奉朱批，著准其分部学习，钦此。二十日，签分工部主事上行走。”[54]从这段叙述看，荣禄在回到京城不久，短短几个月后就因难荫入仕，成为工部主事。更详细的情况，吏部尚书柏葰、贾桢等在咸丰三年二月奏报荣禄分部学习当差的奏折中，有较为详尽的说明：

据世袭骑都尉候选主事荣禄呈称：窃职系正白旗满洲人，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旨：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之子荣禄著俟百日孝满后带领引见，等因。钦此。旋由本旗带领引见，奉旨：赏给主事，钦此。嗣于十二月十六日复由本旗遵例带领引见，奉旨：赏给骑都尉世职，钦此。职满洲世仆，世受国恩，理宜及时图效，稍报涓埃，可否先行分部学习当差之处，伏乞代奏等情，呈递前来。查定例，特旨补用人员以奉旨之后不论双单月，无论保题升选，一并计算五缺之后选用等语。今荣禄，正白旗满洲人，于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该旗带领引见，奉旨：赏给主事，钦此。应俟服满后遇有主事缺出，臣部照例铨选，并无分部行走之例。溯查，原任大学士富俊之子恩成，由一品荫生道光十四年六月奉旨以六部员外郎即补，具呈臣部奏请分部，奉旨允准；又原任河南河北镇总兵波启善之子安林，由候补笔帖式咸丰元年四月奉旨赏给主事；又原任陕甘总督裕泰之子长启咸丰元年十月奉旨以员外郎用，均经呈请分部。臣部奏明，奉旨允准各在案。今荣禄钦奉特旨以主事用，呈请分部学习当差，到部核与从前恩成、安林、长启成案相符，理合奏明请旨可否，比照成案，准其分部学习行走，抑或专归臣部铨选之处，恭候钦定。为此谨奏。朱批：著准其分部学习。[55]

可见，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荣禄奉旨百日孝满引见，到咸丰三年二月十七日，只有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柏葰等吏部堂官以“照例铨选，并无分部行走之例”，乃援引从前恩成、安林等成案，经咸丰皇帝允准，奉特旨准分部学习。三天后，只有17岁的荣禄，在工部主事上学习行走。这说明咸丰皇帝对侍卫出身的长寿曾经格外器重，并恩及其子，荣禄在此后得到很多关照与此不无关系。

荣禄的仕途与其婚姻也息息相关。咸丰四年，已经与荣禄订聘的江宁将军苏布通阿之女库雅拉氏未婚而卒。苏布通阿，满洲正白旗人，由銮仪卫治仪正，于道光三十年补授四川提督，咸丰初年率部到向荣军营协同镇压太平军，咸丰三年四月署理江宁将军，次年二月，任江宁将军。后在七桥瓮桥头督战受重伤，据称“被火烧伤，甚至须眉皆燎，犹复悉力指挥”，终因伤重而死。闻报，咸丰皇帝赏银赐恤，谥“果勇”，给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56]境况与长瑞、长寿兄弟类似。两家同旗，武将世家，也算门当户对。咸丰五年，在继母支持下，荣禄复聘娶御前侍卫、都统衔镶蓝旗汉军副都统熙拉布之女萨克达氏为室。[57]御前侍卫最受皇帝赏识，满洲将相多出于此；熙拉布之子瑞林（后改名札拉丰阿）又指婚为寿禧公主（道光皇帝第八女）额驸。萨克达氏与皇室如此密切的关系，对正在走向仕途的荣禄自然大有助益。咸丰六年二月，熙拉布任右翼税务监督，经他奏请，荣禄被派随同办理税务事宜，[58]翁婿同差，并不回避。虽然任期只有三年，但收入颇丰，是一般司员无法企及的优差，这也是咸丰皇帝对荣禄的又一次眷顾。

咸丰七年四月，因孝静康慈皇太后（恭王生母）奉安礼成，工部司员承办差务妥当，各有升迁。荣禄奉旨俟补主事后以本部题选员外郎尽先补用。八年三月，补授主事；八月二十日即升补员外郎。更加令人艳羡的是，九年三月，又调补户部银库员外郎。[59]荣禄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以工部主事，骤升至户部银库员外郎这样的优缺，远远超过其他满汉司员的迁升速度。据说，这也出自咸丰皇帝的格外关怀。陈夔龙曾解释说：“故事：银、缎匹、颜料三库郎中、员外郎缺出，由各部堂官取合例司员保送候录用，至是部臣以公（荣禄——引者注，下同）应选。文宗显皇帝始识公名，即简银库员外郎，盖异数也。每常朝儤直，显皇帝于班中遥见之，必顾问枢臣曰：某是荣禄否？一日命彭文勤公传至军机处，问祖父死事情状，公详晰敷对，声泪俱下，文勤具以闻，显皇帝为动容久之。”[60]咸丰皇帝对于这位“忠烈”之后始终挂念在心，刻意提携，应是实情。但陈夔龙说此时才识荣禄名字，恐非事实，似更早一些。彭文勤公即彭蕴章，时任军机大臣。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蔓延至江南大部分地区，咸丰帝对阵亡将领子弟的关怀，多少可以反映出清廷对八旗将领寄予的期望，甚至有借此鼓舞士气的目的。

当然，荣禄的迅速升迁，也离不开权贵重臣的汲引。在荣禄入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荣禄赏识并不断给予提携的关键人物是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文祥（1818～1876），字博川，盛京正红旗满洲，姓瓜尔佳氏，后谥“文忠”。咸丰九、十年，文祥以户部左侍郎任军机大臣。荣禄升迁迅速，并获户部银库员外郎的优缺，与文祥推动有直接关系。事实上，直到光绪初年，荣禄在仕途上的进步一直是在文祥提携下实现的。

然而，荣禄任职户部不久，便遭遇了不小的挫折。他与深受咸丰皇帝赏识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发生了冲突。确切地说，他卷入了当时激烈的派系斗争中。肃顺（1816～1861），字雨亭，也作裕亭，满洲镶蓝旗人，宗室，郑亲王端华之弟。他以敢于任事，深受咸丰皇帝信赖，渐柄朝政，终因行事跋扈，与朝中达官多有龃龉。像荣禄这样资历浅显的司员与堂官不谐，从情理上推断，过失未必在荣禄身上。荣禄后来在所撰继母颜札氏行状中说：

先是，不孝（荣禄自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时，协办大学士肃顺方管银库事，私愤挟嫌，遇事吹求，意在倾陷。不孝亦自恃无他，辄事牴牾，岌岌乎濒于祸者屡矣。太夫人严戒之曰：此凶人也，必自毙，汝速避，勿撄其锋。促令以道员捐离本任，不旋踵，肃顺果败。[61]

这是荣禄赞扬母亲遇事果敢的一段话。肃顺因何故倾陷一位司员，他并未详细说明，只是将化解矛盾、躲避凶险的功劳归功于慈母的教诲。陈夔龙对此事原委叙述稍详：

肃顺任户部尚书，与陈尚书（按，陈孚恩）均与文忠（荣禄）先德有世交。肃顺喜西洋金花鼻烟，京城苦乏佳品。尚书侦知文忠旧有此物，特向文忠太夫人面索。太夫人以系世交，儿辈亦望其嘘拂，因尽数给之。尚书即转赠肃顺，并以实告。肃顺意未餍，复向文忠索取，瓶已罄矣，无以应付。肃顺不悦，以为厚于陈而薄于己。文忠无如何也。文忠好马，厩有上驷一乘，特产也。肃顺亦命人来索，公复拒之。综此两因，肃顺大怒，假公事挑剔，甚至当面呵斥，祸几不测。公请于太夫人曰：“肃顺以薄物细故，未遂所欲，嫉我如仇。此官不可做矣！”遂援筹饷例开银库优缺过班，以道员候选，闭门闲居以避之。[62]

荣禄与陈夔龙的说法都是后来回忆，后者还可能是从荣禄那里听来的。肃顺自恃有咸丰皇帝的宠信，屡兴大狱，借户部宝钞案追查翁心存等户部堂官，又怂恿咸丰帝以科场案杀大学士柏葰，开罪于当时满汉官宦世家者甚多。[63]辛酉政变后慈禧、奕訢以谋逆之罪杀之，也是利用了当时的舆情。同治以后士论对肃顺评价甚低，论者至有丑化之倾向。肃顺是否借细故刁难地位卑微的荣禄，系出于一面之词，尚可存疑。荣禄后来突出强调这一点，则是为了明确立场，表白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所以，荣禄笔下鄙视肃顺的倾向很是明显。

不过，从官场的实际情况分析，肃顺对荣禄的排挤，毋宁说是他与另一位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之间的一次较量。当日堂官之间才可能存在势均力敌的政治对峙。文祥是辛酉政变后获准留任的唯一一位军机大臣，说明他在抵制肃顺专权问题上早有作为，并得到慈禧、奕訢等人的一致认可。由此认为，荣禄在户部因傍依文祥而遭到肃顺倾轧，大约没有疑问。荣禄与肃顺的矛盾绝非个人私怨，而是朝中派系斗争的反映。

荣禄决定离开户部，大约在咸丰十年（1860）夏秋之际。途径是向户部捐铜局捐输，报捐道员，呈请离任候选。[64]户部员外郎本是优差，荣禄捐输改官离任，说明已经到了非离开不可的地步。此时，英法联军侵略津京，京城内外局势危急。八月，僧格林沁、胜保等人统率京营精锐全军覆没，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命奕訢、瑞常、文祥等办理京师巡防事宜。据荣禄《事迹册》称：“十年八月，办理巡防事宜，经巡防大臣刑部尚书瑞常等保奏，以道员选用并赏给三品顶戴。咸丰十一年二月，经吏部具奏与例未符，议驳道员以应升之缺升用。复经已革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奏驳，撤去三品顶戴。”[65]可见，荣禄参与巡防事宜应是文祥引介的。后经巡防大臣、刑部尚书瑞常等保奏，请以道员选用，并赏给三品顶戴。而随驾热河的肃顺，对文祥等人援引荣禄不满，又奏驳撤去荣禄的三品顶戴。幸运的是，数月后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便联合恭亲王奕訢等发动政变，将载垣、肃顺等辅政八大臣捕杀，朝局翻转。荣禄的仕途也就此迎来了生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

未几，八音遏密，肃顺由热河护送梓宫回京，内外臣工参奏，奉严旨论斩。行刑之日，文忠（荣禄）先赴菜市口候之。肃顺下车仰天大骂，咆哮不休。狂悖如此，可想见当权时之气焰。公目睹其就刑，公愤私怨，一旦尽释，特往酒市一醉。厥后陈尚书（孚恩）因肃顺牵累，为御史奏参，查抄发遣，借寓三藐庵僧房。文忠往视，讵寺僧势利，仅给破房一大间，四方风动。时已冬令，尚书犹著棉袍。谓文忠曰：“肃顺获罪，与我何干。不料亦为人陷害。往时至亲密友不少，迄无人来看我。难得世兄雪里送炭，感激之至。天气渐寒，身边尚无皮衣，即日须往新疆，川资全无所出，世兄能为我一谋乎？”文忠慨允之。尚书所住房，以敝帏隔成内外间，尚书夫人在内嘤嘤而泣。文忠请见，夫人曰：“我无颜面见世兄。我早知肃顺凶狠，必贾大祸，力劝尔伯父不可与之交往。弗听我言，至有今日。现在悔已无及，不特家产尽绝，尚要充军万里。”言讫泪随声下，文忠尽然不乐者数日。尚书后抵伊犁戍所，卒为回匪戕害，论者惜之。[66]

这段描述的文学色彩很强，道出了荣禄早年性情中快意恩仇的一面。陈孚恩是肃顺当政期间紧紧追随其后的汉臣，与荣禄父辈有交谊，辛酉政变后遭到追究。荣禄不避闲言，能够挺身相助，反映了他待人宽宏的一面。揆诸事实，终其一生，荣禄多次关照、庇护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同僚，诸如甲申后慰问屯戍军台的张佩纶，戊戌政变后设法保全罪臣翁同龢、张荫桓、李端棻、徐致靖等人，都是很好的说明。广结善缘、不分满汉是荣禄有别于徐桐、刚毅等满洲权贵的鲜明之处，而这些品格看来于他入仕之初早已具备。

三 投效神机营 密结醇亲王

辛酉政变是晚清政局演变的一道分水岭。政变后“肃党”受到清算，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以议政王辅政，时局安定，朝政出现新气象。荣禄的命运也由此发生转折。一些野乘稗史说，荣禄后来之所以飞黄腾达，是因为参与了政变密谋。[67]这种说法实属不经之谈。咸丰末年荣禄虽已崭露头角，但资历尚浅，还不具备参与宫廷密谋的可能性；政变前他虽然已是直隶候补道，但并未离开过京师。事实上，荣禄仕途上的迅速飞跃，肇始于政变后参与创办神机营的军事活动。由此，他与另一位影响政局的重量级人物醇王奕譞建立了密切关系，并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政治生涯。

明清之际满洲铁骑南下，定鼎中原。清军入关后，八旗兵丁除部分驻防各地外，近15万旗兵分布在京城内外，起着拱卫京师、安定京畿的作用。其中健锐营、火器营、前锋营、护军营一直是守卫京城的精锐部队。但是，乾嘉以后承平日久，京营军备废弛，八旗劲旅已徒有虚名。自道光以后，朝廷虽然屡屡谕令京师八旗振作，迄无良效。各地驻防和绿营也是如此。咸丰时期经太平天国之役，江南、江北大营溃败，八旗、绿营等经制兵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相继而起，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主要武装力量。北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侵犯京津，咸丰帝派僧格林沁、胜保等人统率京营精锐迎战，在洋人新式枪炮的轰击下，清军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议和成，胜保奏请“训练京兵，以备缓急”，建议“将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及圆明园八旗官兵，专派知兵大员，加以训练，以期悉成劲旅”。[68]十二月，恭亲王奕訢、桂良、文祥等也奏请训练京旗禁军，“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请饬僧格林沁“酌保身经行阵知兵将弁一员来京，督率训练，专司其事”。[69]这是清军遭受英法联军重创后，为重振八旗武装采取的切实举措。咸丰帝虽然接受了奕訢的建议，却命胜保酌定练兵章程，主持训练。辛酉政变后，慈禧决定停止胜保的练兵活动，重整京营，将训练大权交与奕訢、奕譞等亲信王公。这便是神机营的由来。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派议政王奕訢、醇郡王奕譞将京旗各营兵丁认真督饬训练，并令督率都统瑞麟、侍郎崇纶、原任西安将军福兴、贵州威宁镇总兵遮克敦布先将一切章程“悉心妥议具奏”。十二月初九日，奕訢等拟定《练兵章程》十条进呈。主要内容是：（1）设立公所数处以资操演。将旧有铸造铁钱局，改为操演公所。（2）添派专操大臣、帮操侍卫二三员以资统率。（3）行知各旗营挑选精锐兵丁一万名，以敷操演。（4）拟咨调文案营务委员以专责成。于各衙门调司员章京分任其事。（5）由户部从海关关税项下，筹款办理公费、奖赏银两，以资鼓励。（6）添造各项器械以备应用。（7）咨取火药铅丸以备施放。（8）查看八旗汉军火器营炮位，以便挑拣演放。（9）制造旗鼓号令以申纪律。（10）拟将道光十九年所铸而未经钤用之“神机营”印信颁发，以资行移。十二月十八日，上谕允准，并派奕訢、奕譞督率都统瑞麟、侍郎文祥和崇纶、署都统福兴、副都统遮克敦布管理神机营事务。神机营印钥由议政王奕訢佩带。前后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月前未曾奉旨参加草拟章程的侍郎文祥，被添加为神机营管理大臣，这对荣禄而言非常重要。

除了恭王、醇王外，神机营各级官员的组成包括：神机营管理大臣，无定员，一般是五人左右，特旨从尚书、侍郎、都统、副都统中简放。营中设协调全营日常事务的“总理全营事务翼长”三人，另设文案处、文移处、营务处、印务处、粮饷处、核对处、稿案处七处，负责具体事务，每处设翼长一人或二人；另设管带各支队伍的专操大臣，每队二人。文案处等各处除翼长外，另设委翼长、帮办翼长、委员、书手若干人；每队专操大臣下，设帮操侍卫、营总、带队官等若干人。可见，神机营是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军事机构。[70]后来，根据实际需要，又增设了军火局、军器库、枪炮厂、机器局等机构。荣禄的军旅生涯就是从文案处翼长开始的。

根据档案，咸丰十一年八月荣禄由户部报捐道员，离任候选，十月就经神机营王大臣咨调派充文案处翼长。[71]神机营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是新衙门，在建制、饷章、经费等方面，条件相对优厚，都属于兼差性质。人员选用采取咨调的形式，也较为灵活，故时人有“鬼使神差”之喻，官场中视为终南捷径。[72]据说，神机营创建伊始，“八旗京官竞往投效，文案处至一百六十余员，营务处至一百八十余员，而书手不在此数”。[73]野史的记载或有夸张，但大体可信。神机营咨调司员都有相应的人脉关系，这一点毋庸讳言。论者多认为荣禄进入神机营与醇王有关，此说不确。荣、醇关系密切是入营之后的事情，荣禄被选入神机营应该出于文祥的举荐，其岳丈熙拉布也在神机营兼差，自然也有推动。也有笔记说，荣禄因献出祖上留传的一些阵图，以此谒见醇王，才获得奕譞的信任。[74]此说不免离奇。进献战图或有可能，仅仅借此讨好醇王，获得信任，未必可信。荣禄出生将门，一门忠荩，且袭有世职，单凭这些优越的家世背景，投效军营就远远优于一般旗员，更何况枢中还有奥援。

从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的角度看，清廷编练神机营与湘淮军的建立一样，都有借鉴外国、实行改革的性质。由于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神机营采用西式练兵之法，武器改用洋枪洋炮；又选派八旗兵丁到天津参加训练，并派兵丁到江苏巡抚李鸿章处学习军火、炮弹技术，尝试自行制造武器。数年后，神机营规模初具，开始成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新型八旗军旅。参与编练的荣禄等人也受到保举升迁。同治三年四月，荣禄充全营翼长。因为管理神机营事务大臣多系兼差，为数不多的全营翼长实为直接办理全营日常事务的实权人物。六月，钦差大臣、西安将军都兴阿奏调荣禄赴陕甘帮办军务，上谕未允，命仍留神机营当差。可见荣禄在神机营的角色已经不可轻易替代。七月，经火药局大臣、工部尚书文祥等保奏，九月再经神机营王大臣保奏，特诏以五品京堂用。[75]此时，除了文祥的推动，醇王对荣禄的信任开始发挥明显的作用。

奕譞（1840～1890），号朴庵，道光帝第七子，小荣禄四岁。道光三十年正月，奕詝（即咸丰帝）即位，封奕譞为醇郡王。咸丰九年（1859）四月，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之妹）婚礼成，同慈禧形成特殊关系。十一年七月，咸丰帝崩，慈禧与奕訢等发动辛酉政变，奕譞奉懿旨草拟载垣、肃顺等人罪状，并亲往拿问肃顺。两宫皇太后垂帘后，与议政王等奉旨管理神机营事务，荣禄成为其属下。同治三年七月，奕譞因江宁克复，赏亲王衔。同治四年三月，恭王奕訢受到蔡寿祺参奏，被罢免一切差使，后虽重入枢垣，但受到慈禧猜忌，权力受到裁抑，不再管理神机营，醇王奕譞被任命为掌印管理大臣。四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清廷震惊，谕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率军北上山东驻扎。同时，为拱卫京师、阻止捻军北窜，又令神机营力固畿南门户。五月初一日，上谕命奕譞筹办京城防范事宜，旗绿各均归节制调遣。七月奕譞上奏，力陈训练马队的重要性：

……此项练习马队兵丁，若于京营马兵中拣选前往，恐该兵丁等初学洋人队法，急切未能领会，转将旧习技艺渐致抛荒，于计未为两得。臣等公同商酌，拟即于两翼威远步队内拣选兵丁五百名，由京自带马匹，另派营总、队长等官管带前赴天津，交崇厚访延熟悉马上技艺洋官，仿照前次教练枪队章程，令其朝夕操演。缘该兵丁等既熟悉洋人步队之法，则以之练习洋人马队，自必易于领会。将来练成之后，亦可仿照枪队章程，酌调回京，转相传习。如此则马步两队相辅而行，中国能尽其所长，洋人即失其所恃。[76]

这次设立马队，称威远马队，即由荣禄统带训练。[77]此前，神机营已经奏准将同治元年（1862）派赴天津接受英国教官训练的京师八旗满汉官兵500名调回，隶入神机营编制，并添枪兵、炮车入内，设立威远队名目，即由荣禄统带，虽用洋枪，但均为步队。此次添练马队，不啻如虎添翼。在随后镇压捻军和京畿附近马贼的战斗中，荣禄统带的“威远队”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同治四年（1865）七月，口外马贼窜入遵化、蓟州一带，肆意抢劫。时咸丰皇帝梓宫尚暂安于遵化隆福寺。清廷急命文祥率领神机营马步队一千人前往剿捕，荣禄即跟随前往，督率诸军进剿，马贼逃往滦阳，乃留兵屯守遵化、迁安要隘以作防备。荣禄“并往喜峰口、铁门关察看边口情形。九月回京，赏副都统衔，管理健锐营事务”。[78]十月，神机营成军三年，奕譞上奏保奖。[79]此时，神机营兵丁数量已达三万人，因全营操练整齐，屡立战功，予醇王奕譞优叙，尚书文祥等议叙，荣禄则以督练营兵功，赏戴花翎，并充神机营、健锐营马队专操大臣。十一月初六日，又充神机营威远队专操大臣。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荣禄首次受到两宫皇太后召见，[80]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七年正月，西捻军张宗禹率部由山西窜至直隶广平境内，神机营奉旨派兵前往迎击，荣禄统带神机营队伍办理京师巡防事宜。六月初五日，授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七月，捻军起义被平定，赏给头品顶戴。同治八年三月十七日，补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二月初六日，命管理神机营事务。[81]至此，荣禄成为统率神机营的武职官员。从咸丰十一年底至同治九年，荣禄从文案处的一名翼长升至副都统、左翼总兵、神机营事务管理大臣，职位已经开始超越他的岳丈熙拉布。他督练的“威远队”，无论步队，还是马队，采用西式练兵法，成效显著，多次外出执行任务，获得褒奖，这也成为他迁升迅速的政治资本。

与荣禄在神机营练兵的成就相比，十年间他与醇王奕譞之间建立的深厚而密切的关系，对其后半生政治生涯影响更为深远。辛酉政变后，慈禧与奕訢因权力争夺而出现的矛盾也时隐时现。同治四年，慈禧曾借蔡寿祺参劾之事，一度开去恭王的差使。后来在惇王、醇王等亲贵的恳求下，又命恭王重回枢垣，但革去议政王号。经此较量，恭王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同时，醇王与恭王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慈禧有意培植醇王的势力以平衡恭王一派。同治九年五月，天津教案发生，朝野对总理衙门拟定之惩凶、赔款、遣使赴法道歉等决策多有批评。十年正月，奕譞密折面呈皇太后，批评恭亲王、崇厚、董恂等洋务重臣办理失当。[82]醇王的威望越来越高。在他的支持和庇护下，荣禄继续升迁。这时，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也疏荐荣禄，称其“忠节之后，爱惜声名，若畀以文职，亦可胜任”。[83]同治十年二月初十日，因恩承出差，上谕命荣禄署理工部左侍郎。十天后，即补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本缺转为文官系统，但仍兼神机营管理大臣。[84]显然，荣禄通过醇王的关系，完全赢得两宫太后的信任，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满洲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