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刘德天 谈黑嘴鸥协会
访谈题记
刘德天先生，《盘锦日报》高级记者，黑嘴鸥协会创始人、会长。黑嘴鸥协会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正式登记注册的首家自下而上的环保NGO，于1991年4月20日在辽宁省盘锦市民政局正式登记为社会团体，登记名称为“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黑嘴鸥协会成立以后，致力于开展珍稀动物黑嘴鸥的栖息地保护、开展环境教育、培育黑嘴鸥文化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其会员人数由初期的47人增加到2万多人，使得黑嘴鸥保护在盘锦深入人心，并成为当地的“市鸟”，生态保护蔚然成风。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黑嘴鸥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1200只，增加至目前的8000多只。
对刘德天先生的口述史访谈进行了多次，主要集中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衷心感谢德天先生对口述史访谈的理解和支持！
1.黑嘴鸥协会的登记注册
问：刘老师您好，我们做中国社会组织口述史研究的目的，是想通过实践者对自身经历的回忆，来较为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而探讨相关问题。对于黑嘴鸥协会，我们主要想通过您了解它创办的过程以及后来开展活动的各方面情况。
答：好的。那么我就根据我的理解从头说起。
我们协会筹建于1990年，创建于1991年，具体时间是1991年4月20号。当时全世界都在找寻黑嘴鸥的繁殖地，后来中外专家确定了是在中国的盘锦，我就觉得这事很重要。我开始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宣传，宣传的同时也参与保护。为什么会创办一个NGO？当时我接待了一位WWF的专家，他向我讲述了黑嘴鸥的一些情况，介绍了国外NGO在动物保护方面开展的活动，引起了我的兴趣。
后来有一次盘锦民政部门举办NGO培训班，邀请王名教授来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据我所知，老刘的黑嘴鸥协会恐怕是中国（民间环保）NGO的第一家”，我听了这话很受鼓舞。那我们怎么就成了第一家呢？
记者是一个敏感的职业，信息比较灵；能够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黑嘴鸥是濒危的物种，濒危就是快要灭绝了，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只在盘锦繁殖，所以盘锦对黑嘴鸥保护的成败，对地球上这一物种的存亡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么说，黑嘴鸥是属于世界的，应该是全世界都来保护黑嘴鸥，而做这件事情最方便的是盘锦人，最有责任的是盘锦人。当时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想法创办了协会。
问：协会成立那么早，注册的时候肯定遇到不少困难？
答：那时候民政部门还缺乏NGO的概念，它们还不太在意这个问题，管理也不是很严格。记得我们当时是要在20号召开成立大会，而我注册的那一天是18号，时间很紧，要是正常的办公效率，在开会之前肯定注册不了。得报文件，一层层把关，报送材料，再一层层签字，时间肯定来不及。协会注册的过程真的可以做成一个案例。一开始我按程序，先到民政局的社团科，结果科长不在，要等一周后才上班。等他上班，同意了，再找主管局长，这很麻烦。我是直接找了民政局副局长。为什么？找他一定有保障，因为我们很熟。
问：你们私交好？
答：对。找了副局长，很快就注册了。
问：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注册呢？
答：没有时间，太忙。梁从诫、廖晓义是把NGO作为职业，我是业余，我是志愿者，NGO的事情之外我还有满负荷的工作。
其实说起来，注册很短，但前期准备工作时间是漫长的。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构思上。一开始想注册中国黑嘴鸥保护协会，黑嘴鸥最大的繁殖地在这里，最大的种群也在这里，所以就想在中国承担起保护黑嘴鸥的责任，叫中国黑嘴鸥保护协会。后来经过咨询了解到全国性的组织要在民政部注册，显然难度更大，就注册为“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这个名称从注册到现在也没有变。我跟那位局长说了之后呢，他就马上给社团科的副科长打电话说：“你过来，报社的刘主任这儿有件事，他这事儿很急，你马上给办一下。”就这样交代了一下，那我就跟着去了，到那他们马上给批了。但这事还不算完，后面才有意思呢。
到了4月20日成立大会当天，离正式开会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候，进来一个人，横眉立眼地吵：“谁叫刘德天啊……”我说我叫刘德天。他说：“你这个协会是违法的，我要报告公安局！”原来这是社团管理科的科长，注册当时他不在，我着急要登记，（没有经过他），在他看来这是他管的事儿，怎么能越过他办呢，认为是瞧不起他，估计他是这种心理，所以就来捣乱。
他这么一闹，我当时很担心。第一，我请的人里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比如说油田厂长，我就不认识，但他们的采油行为与黑嘴鸥保护有关系，我就托朋友把他请来了。像这样的人来了之后，一听协会是违法的，要报告公安局，都怀疑地看着我，认为我太荒唐，请他们来参加一个非法组织。再有，会议马上开始，准备进会场的有副部级领导，还有外国专家、学者等，（这样一闹），北京的部长会怎么看盘锦的会议？外国同行怎么看中国的NGO？外国专家怎么看中国的政府官员？一个社团科的科长上NGO的成立大会上去闹，这在全世界都是新闻。
这些年来，在黑嘴鸥保护工作当中，这样的事情此起彼伏。我碰上过好多，搞NGO的人，搞（环保）的人真是长期在煎熬中度过的。
既然碰上这样的事情了，我怎么办呢？冲他发火，激化矛盾带来的效果只会更加恶劣。当时我就笑着，一边说就一边接近他，接近他以后就把他往外挤，嘴里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边说话一边吸引他的注意力，硬是把他从会场中间挤到会场门口，门口就是走廊，把他挤过楼梯的时候，我回头一看，领导上来了，外国专家也陆续上来了。真的是脚前脚后，用老百姓的一句话说那就叫“好悬的一把牌”啊（总算当时没出乱子）。我告诉这个科长，一切等开完会再说。事后我们不仅坐下来谈得不错，还补齐了所有的手续。
2.成立黑嘴鸥协会的缘起
问：当时知道NGO的人还很少，您是怎么想到要成立这么一个协会的？
答：刚开始，我做环保宣传记者，后来已不只是宣传，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开始了实践。这时候有位朋友建议说：“刘德天你可以成立一个协会嘛！”其实这种话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效的，但对我这样的人就有效了，因为我正研究怎么保护黑嘴鸥呢！经人提醒竟还有更好的保护措施——成立一个协会。我豁然开朗，觉得协会是更有效保护黑嘴鸥的措施，变一个人保护为一批人保护，所以我就想做。当然我知道这是很麻烦的事儿，但是我愿意，我不怕，这是公益事业，我理直气壮，有了困难可以克服，因为我不是为我。
还有一个原因，成立协会有助于把黑嘴鸥的知名度打出去。有一次，《面对面》栏目访问廖晓义，廖晓义当时的讲话跟我有一些共鸣。我们是同样的处境遇到同样的问题，有同样的感受。当时，她在中央电视台当嘉宾，我在家里当观众，她在说，我在听，我们想到一块了。（主持人）王志当时对（对廖晓义）说：“你们好像老做事儿，老报道，你们是不是沽名钓誉啊？你们是不是为了提高知名度而煞费苦心地去做？”廖晓义说：“我们民间环保组织一无权、二无钱，我们再没有知名度我们还有什么，我再没有知名度我们还怎么干？！”这同样是我的想法。廖晓义与人谈事情，一问说你是谁，我是廖晓义，她有品牌在这，事情就好谈了。要是一问说你是谁，你报名，（别人）说：“我不认识你，没听过，没见过。”（事情就不容易办了）。知名度能提高办事的成功率，这是一个经验。所以我在不断地提高我个人的知名度，不断地打造黑嘴鸥的品牌，把黑嘴鸥的品牌做得越亮，这个环保行为的成功率就越高、环保行为遇到困难就越少、环保行为克服困难的能力就越强。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是我们的会员，他画（黑嘴鸥），画了160幅鸟画，我们就做他的作品展，组织了千米长卷万人签名活动。我们昨天办了一个活动，其中有个场景是一位8岁的孩子对着摄像机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黑嘴鸥协会会员。我们不放过哪怕一次机会来经营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对环保有用。我们黑嘴鸥协会通过开展这样一次次的活动，一次次地讲，一遍遍地说来宣传黑嘴鸥协会，通过协会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3.基层民间环保的困难
问：协会有哪些特点？遇到些什么困难？
答：我们协会相比其他环保NGO，有好多特点，比如说我们是基层的、一线的、环保面对面的，这些特点就意味着我们要面对很多困难。拿我们和做环境教育的比较，相对来说，环境教育困难和风险要小一些，而我们做的事是得罪人的活，别人打猎、打鸟，我给他曝光了，他恨我不？他搞开发，他要盈利几百万，我给他搅黄了，他恨我不？而环境教育课讲完了，谁恨你？这是我们不同于其他环保NGO的一个特点。
再举个例子，警察进自然保护区打猎，震惊不？当时是英国的专家向我举报的。这事要处理不好，掉了中国人的价，掉不了NGO的价，因为不是黑嘴鸥协会的会长（打猎）。我对那位专家说，你再发现这样的事请把车牌号记下来。过了三天那位专家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他把车牌号记下来给我了，而且描述了他所见到的情况。我一听表述，车牌是警号，车是警车，穿的是警服。结果我一曝光，《盘锦日报》没有反映，《辽宁日报》反映了，省委副书记过问，盘锦市长过问，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调查，得罪人不？
那个车牌曝光以后，那辆车开到哪儿马上就有人指责，后来那个车牌就没法用了，那辆车也没法开了。那两个人不是（普通）警察，是科长，市里面的科长就是大官了，得罪人不？其中一位科长的同学就住在我楼上，后来过来找我，让我顾着点儿情面。事发三天后，一个朋友的孩子上大学，请了几桌人吃饭，坐在我旁边的竟然是当时打猎被我曝光的另一位。这种面对面、尴尬且得罪人的事太多了。因为他们不作为，你要作为，你作为了就否定了他，你做好了就会衬托出他没做好，或者你干好了他不高兴，你干了他不满意等等。这样的积怨是很多的，这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成本，是金钱能计算得了的吗？现在很多人讲得夸夸其谈，很轻松，而我讲的都是沉重的话题。
4.协会工作的开展及合作
问：除了担负黑嘴鸥协会的工作外，您还是一位职业新闻工作者。这种双重身份对您工作的开展有什么影响？
答：我在新闻方面有一摊工作，而环保是在完成新闻工作的前提下来做的。做环保工作是需要有时间和精力的。我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利用新闻工作的弹性工作制做环保，白天搞新闻、晚上搞环保，或者是白天搞环保，晚上写稿。还有就是加快节奏，提高效率。这方面不仅要有敬业的劲儿，还要有身体做保证。
问：那你太累了吧？
答：就是。有的时候就想退休，退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环保了。但在新闻单位逛逛，对环保有利，环保工作也需要新闻来配合，来推动。这样就要处理好新闻工作与环保工作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新闻促进和推动了环保工作，而环保为新闻提供了素材。这是有机结合、互利双赢的。记者往往苦于没有素材写稿，写什么呢？（有的人）没有好的素材来写，而环保的素材就是好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这一点在我身上就有很好的体现。
问：现在你们报社里写环保方面题材的人多么？
答：协会成立15年，这15年我一边干环保，一边写环保。我这样做，影响了一些人，使得更多人写环保、拍环保、播环保。还有一些记者也加入了协会，成了协会会员，逐渐形成一种热爱环保的风气。
问：能不能分享一下您从事环保NGO的经验？
答：说真的，我们的环保NGO，热情很高，很有积极性，但理性不足，大多缺乏战略，前途迷茫。有人说NGO至少要实现三个合作：一是与政府合作，二是与媒体合作，三是与企业合作。但如何合作？如何吸引媒体？如何让媒体来倡导、报道环保工作？这些都很难做。可以说我们在这三个层面都实现了比较好的合作。
现在讲企业的环境意识，企业也是公民，叫企业公民，有社会责任，企业除了自身搞好环保外，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和环保NGO合作。另外也要与政府合作。有一种说法，说NGO就是要纯草根、纯民间。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真正太追求纯粹也不行。比如，我成立一个NGO，我搞环境教育，我向人们传播环保理念，这可以不靠政府。但是这种通过教育改善环境的做法是一个长线投资，成效很慢。就像是在小学里给孩子们讲环保课，得等孩子们长大了才产生作用，要等十年二十年。环保事业有长线，有短线。单有短线不行，单有长线也是不行的。一个孩子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可以影响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可以影响一个社会。从长远看，从孩子抓是对的。但有时候还需要实际行动，比如这块地污染了，你现在去提高环境意识，那来不及了（就需要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另外，假如黑嘴鸥繁殖地快要被破坏了，光靠教育不行，你得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去保护它。你不能说，我通过教育我孙子，等他明白了就不会破坏了。但可能他还没明白，这个地就已经没有了，黑嘴鸥已经无从落脚了，所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措施。要想有强制性，就离不开政府。
对国家而言，搞环保，国家有执法权，可以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处以罚款，甚至判刑或停产。让政府来运作，由政府来出面，也很有力度，但是你得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政府的基本态度。如果你和政府关系很僵，很对立，那不行。或者你跟政府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没有一个交流的平台，那也不行。你得有渠道，有平台。黑嘴鸥协会建立得早，很早就开展了与政府的合作，15年前就合作了。怎么合作呢？就是在成立协会的时候，把政府官员拉进来，或者叫编织到一个网里面。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可以借助政府的权威，二是可以制约和约束政府的行为。
政府官员，或是工作需要，或是追求政绩，往往要参与一些影响环境的决策，例如搞一些开发，搞一些工程项目。我们与政府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可以保护环境，所以NGO能够和政府坐在一起。我们和它们不同的地方，正是我们需要制约它们，它们也有破坏环境、危害环境、会给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一面，这时候，就需要我们NGO来制约它，这是NGO的一种价值。
问：那你们如何制约它们？
答：例子很多。首先是把政府官员编织进来，这样，我们之间就有了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了，我就有理由找政府了。有了沟通的渠道，平常没有理由见市长，由于他也是协会的人，你就有了一个接触的理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提升协会的规格——也就是级别。如果我这样一个记者来做会长，由于我是科级干部，别人就觉得这个协会就是科级的。而把一个副市长拉进来做会长，人们就以为协会也是副市级的了。
因为现在市里办事要看多大官，看是谁说的话，一看是村干部说的话，那就不当一回事了。如果是市长说的，那就很重要。因此，在创建协会之初就要有一些构想，接触的规格不能低了，低了就缺少权威性，发出的声音就会很弱，环保目标就很难实现。要保护黑嘴鸥，说话像没说一样，听到了跟没听见一样，环保目标就不能实现。协会的级别要高，靠什么？不是靠把我提高，关键要得到市长的支持，要把市长编织（拉）到协会里来，这样你才能随时和他们交流，为与政府合作打下基础。
我们要保护黑嘴鸥，其实是要保护辽河三角洲这一片湿地。湿地开发需要市里决策，省里也要决策。比如市里不想开发，省里要开发，你也拦不住，那么对省政府也要想办法制约。我认识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培植——辽宁省聘他为省委省政府经济顾问，辽宁省买他账、承认他，他对辽宁省政府有制约，我就把他也编织到协会里。这样协会就增加了一个功能，增加了一个制约省政府的功能。比如这个三角洲，省政府要开发，我管不了，市政府也管不了，我通过刘部长来制约省政府，我说话省政府不听，但刘部长说话省政府就得听……
对政府而言，NGO与它们有合作、有制约，有分有合。没有合作是不可以的，但完全依附就不是NGO了，你就成了政府的附属物了。你要搞纯草根，在中国也行不通。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里，怎么能够从民间角度参与环保？出路在哪里？我觉得既离不开政府，又不能完全依附于政府。
问：如何保证与政府合作过程中NGO的独立性？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政府可能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想开发，但你想保护，像遇到这种比较矛盾的问题，你怎么解决？或者说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答：不是有没有，你要没有这种情况，你的协会就是没工作。要是工作开展了，都会碰到或者接触这样实际的问题。你去碰了，去接触了，就是践行一种责任。不管行不行，至少你要去试了，这是第一。第二，你管了，可能没管，这是另一种情况。但是，我所遇到的环境问题，基本都解决了。举个例子，有一回碰到开发黑嘴鸥繁殖地的事，有人要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开发养虾。
问：那是企业要开发吗？
答：是。别人告诉我情况后，我想：市长要开发，我没法找他。但从保护的角度我可以找他，我有这个渠道和平台。但我也没用这个平台。这个副市长是管农业的，自然保护区肯定归他管，但农业开发可增加产值呀，农业收入也是政绩，直接找他从正面谈效果不一定好。我就请了一位英国专家给这个副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得知你们在黑嘴鸥的繁殖地上开垦虾塘，我建议停止开发，为黑嘴鸥腾地筑巢、做窝、繁殖。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保护鸟类，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文中说：世界志愿青年会总监从万里之外写信给副市长刘某，建议清除、清拆虾塘，为黑嘴鸥腾地筑巢……这篇稿子被放在报纸头版头条。这位外国专家做黑嘴鸥项目，曾来我们这儿考察过，也很关注这里。也曾经给李长春写过信，李长春当时是辽宁省的省长。他还给当时的李鹏总理也写过信。现在为了解决繁殖地被开发这个问题给一个副市长写信。我是客观报道，我报错了我负责。我没有乱告，也没有失职，另外，中国人喜欢听洋气，同样一个事，中国人说人家不理睬，外国人说，有影响，就很重视，所以我插了这封外国专家的信，再用评论员文章来强化，我说保护鸟类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我是讲道理，给市长讲道理，给读者讲道理，给老百姓讲道理。这信一发表，市委书记就出来过问，给开发企业的老板直接打电话，命令马上停止开发，说“这件事不是盘锦的事情，不是辽宁的事情，是中国的事情”。这里面就体现出对政府决策的制约，对政府行为的制约，而且这件事中我们借助了媒体，与媒体合作，达到了保护黑嘴鸥的目的。
这就是生态智慧——在保护生态过程中形成的智慧，是逼出来的智慧。你本来一点招数也没有，老师没教，与生没俱来。你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不得不想出个招，这个招有效。这些年，生态智慧不断地发挥作用，水平也不断提高，使得环保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访谈印象
我与德天相识很早，十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会上认识后一见如故。多年来，我们或者在盘锦或者在北京，有过多次通宵达旦的深入交谈。口述史最初的创意也与他有关。因为每次我与他谈完之后，总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觉得很多东西都在他的记忆里，很遗憾没能留下来。他的经历，他的故事，他的经验，包括那些教训和那些感受，只有通过口述的方式才能留下来，而这些，恰恰是NGO成长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德天所创立的黑嘴鸥协会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来自民间的环保组织。环境保护是中国NGO最早进入的公共领域，环保NGO是中国NGO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个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基层草根组织堪称中国环保NGO的原点，其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毋庸置疑。
在政策领域，黑嘴鸥协会的影响不及后来的一些环保NGO大，但是作为原点，黑嘴鸥协会着眼于濒危动物的保护，且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其理念、思路，包括活动方式、志愿组织、治理结构、与政府关系等等，都体现了草根NGO的某些天性，这与德天的记者身份不无关系，与他广泛的交往、见识及国际交流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黑嘴鸥作为濒危动物，不光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使得这个基层草根的环保NGO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地域，甚至超越了国家，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NGO。
黑嘴鸥协会所关注的领域，开展的活动，相对于其他环保NGO来说，敏感性要弱一些，来自政府的支持、来自媒体的关注都比较高。它不是一个倡导型组织，而是一个实践性、活动型的组织。德天用自己的精神、言行感动了当地社会，推动了当地政府。在盘锦有一种文化叫“刘德天文化”。去过盘锦真是有这种感觉，他自己跟我说，男女老少你问他知道不知道刘德天，不知道的人很少，就像黑嘴鸥一样，知道黑嘴鸥的人都知道刘德天。
德天是一个媒体人。对于环保NGO的发展而言，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它通过新闻报道和社会动员形成影响力或社会压力，是达成社会共识的不可或缺的过程。当然媒体本身是有纪律、受约束的。媒体人一般都能自觉把握相应的政治底线。这一点大概是媒体人成为环保NGO领导人的一个优势。
黑嘴鸥协会的登记注册也很有特点。它看上去登记注册很早，也很顺利，但其实充满了所谓的生态智慧。德天很善于利用当地的社会资本，充分发挥作为媒体人的优势，协调乃至驾驭和政府的关系。
另外，黑嘴鸥协会采取了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形式。虽然正式登记注册了，但它还是有一定的流动性或非正规性。这种半流动状态有其好处：组织的弹性大些，资金的压力少些，也不需要养人。回首来看，在中国NGO发展初期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黑嘴鸥协会能够发展得好，恰恰体现了这种半流动状态的合理性。与此类似的还有汪永晨创办的绿家园。这种志愿者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的都是比较松散的形式，没有固定的人员，没有固定的场所。恰恰是这种形式使他们赢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但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政策和体制环境逐步改善，资源的投入越来越多，正式的组织也不断增加，这样一些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对这类组织形成了一定的压力：继续保持原有的小规模、流动性，其生存空间会有很大的局限，争取资源的机会不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黑嘴鸥协会的下一步发展面临着转型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