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56年 六十三岁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宋庆龄（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1958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苏加诺、阿查里雅（苏加诺，当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阿查里雅，当时任尼泊尔王国首相。）出席庆祝大会。晚八时，陪同苏加诺、阿查里雅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杜克洛，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法国国民议会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等，邓小平、王稼祥（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克洛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最后，毛泽东就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否能够和平过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关于未取得政权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总的说法有两条。第一条，我们愿意和平过渡，只要资产阶级也愿意这样，那很好。第二条，如果他们不干呢？不是要打吗？他们要打，没有办法只有被迫回击，用暴力斗争。看样子世界上资产阶级心甘情愿走上交出政权的路是不会有的，非得在群众逼迫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提出两条，两方面都有充分理由。第一条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他们和平地把政权交出来。如果光有这一条就危险，当他们不肯移交政权时怎么办？如果他还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时又怎么办？所以势必要有第二条，只要人家用战争来压迫我们的时候，那就得有武装斗争。现在划分哪些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哪些国家得进行武装斗争，是否为时过早。我们也观察了好几个国家，在战后的确不是经过武装斗争而把帝国主义赶走的，例如印度、锡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缅甸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了这些国家群众运动的力量很大，就实行了退让，而且将来有些地方也还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些国家的变革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变革，因为它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只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让步，也就是宗主国家资产阶级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让步。我们刚才讲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这种革命，是否准备好两条为稳当。不管是什么国家，能够和平转移很好，否则，要打就打，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和平转移政权的经验。
同日 为鲁迅新墓在上海虹口公园落成题写墓碑：鲁迅先生之墓。
10月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宴会后，陪同苏加诺出席京剧晚会。毛泽东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他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新闻记者曹聚仁（曹聚仁，文史学家、记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任《前线日报》编辑兼香港《星岛日报》特约记者。1950年移居香港，先后任香港《星岛日报》编辑和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57年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7年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童小鹏，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8年4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参加。曹聚仁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毛泽东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越来越远了，因为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约十亿人口的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反对战争，英、美、法也不是一致的，还有他们自己国家人民的反对。现在他们对苏伊士运河都没有办法。美国怕苏联三分，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也怕我们一分，因为我们有影响，当然我们也有点怕美国。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最近他们派特务从香港运了几十个定时炸弹来，企图破坏八大和国庆节。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定个协定公布。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大陆上的人民对蒋的仇恨也慢慢淡了。我们也不会拿从前蒋对我们的办法对付他，因为没有必要。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谈到加入联合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并不着急去加入联合国，但进行这种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张治中：在反对南越占领西沙群岛问题上台湾也是和我们一致的。）这次联合国大会可能美国方面的票仍是多数，但迟早总要承认我们的。外交关系是要严肃的，因为英国在联合国还投蒋介石的票，所以只能跟它建立半外交关系，只能派代办来。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门时，张治中提醒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苏加诺交谈，周恩来、宋庆龄、陈毅、张闻天、黄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3月、6月又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参加。苏加诺问：苏伊士运河的局势是更紧张了，还是有些和缓。周恩来说：整个说来是和缓了，大战打不起来的，英、美、法从内部破坏。毛泽东说：现在双方都在拖时间。英、美、法拖时间，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动员有利于他们的舆论。但是，舆论越来越对他们不利，巴基斯坦、伊朗、埃塞俄比亚都逐渐在起变化，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也不一致。第二是在内部组织破坏，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他们要把纳赛尔（纳赛尔，当时任埃及总统。）搞倒，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不但埃及内部团结一致，所有阿拉伯国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日子一长，英、法内部也会起变化。苏加诺问：日本人口多、土地少，会不会向外侵略？毛泽东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日本扩张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内部也起了变化，包含社会党和久原房之助（久原房之助，当时任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这类旧人物在内。美国是第一个最大的敌人，日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和日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我看，你们还是早日同日本建交好。关于我们同日本建交，我们当然要求尽快，但是我们不着急。日本现在有一个困难，美国不让它同我国建交，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日本承认台湾，不承认我们。参加交谈的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问：日本人脑子里的想法同过去是否有改变？毛泽东说：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我们放回去的人，还有很多是旧脑筋，不承认失败，复仇主义还很厉害。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大学生、工人、妇女的反美情绪、要求和平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情绪，正在发展。
10月5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出席苏加诺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宴会后，同苏加诺到中南海勤政殿观看苏加诺赠送的礼品。晚九时半，一同去怀仁堂观看印度尼西亚巴厘歌舞团的演出。
10月6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到西郊机场欢送苏加诺离京去外地参观。去机场欢送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毛泽东在返回途中，十时半到新街口西安饭店吃羊肉泡馍。
同日 上午十一时，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及南汉宸、雷任民（南汉宸，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雷任民，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陪同。在参观日本农业机器时，村田对毛泽东说：主席对这些东西一定很熟悉的。毛泽东说：不敢说，我是来学习的。在参观日本各县的展品时，村田说：日本各地各县都很支持这个展览，拿出自己的产品来中国展出，他们热爱新中国。毛泽东说：日本人民是了不起的，压迫这种人民是一定不行的。村田提出，希望能够得到另一个机会拜访主席。毛泽东表示：欢迎愿意和我谈话的任何一位朋友。参观展览后，为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贺日本人民的成功。”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村田省藏。
10月7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彭德怀、陈赓、萧克、萧华、萧向荣（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萧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1957年2月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座。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是这样，我们主张与他们和平相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可是他们没有改变，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现在又在日内瓦谈（指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还不知道谈到什么时候。许多国家都愿意与我们来往，只有美国不愿意，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美国有新闻记者要来中国访问，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当客人谈到中国军队的纪律与民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给他们的印象很深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力量主要是靠这方面，就是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有了这个，就能同武装占优势的敌人打仗。我军同帝国主义军队的基本区别不在装备上，而在与人民的关系上。形式主义就是使官兵隔离、军民隔离。这种情况，我军过去有，现在更多一些，必须克服这些缺点。形式也是需要的，军队没有形式也不好，但变成了形式主义，改变了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这是错误的，在军队中我们称它为军阀主义，在政府在地方上叫做官僚主义，要经常注意克服这些东西。毛泽东还谈到对犯错误的看法。他说：错误有两重性。我们党也犯过许多错误，这教育了党，也教育了人民，能够从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切不可把错误简单地丢掉。错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损害了党，另一方面也教育了党；它损害了人民，也教育了人民。过去我们也是简单地去看错误，连一点好处也看不到，老是只反对错误、仇恨错误，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你们是将军，打过仗的，打仗总要有几次失败，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从败仗中获得了教育。中国有句谚语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很久就有的，马克思主义是集中了人类思想的大成。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议（扩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彭德怀、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薄一波（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8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出席。会议讨论书记处成员的分工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台湾问题、波兰形势问题等。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
10月9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中南海东八所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10月12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军事代表团，彭德怀、谭政、李达、李克农（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12月任主任）。李达，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克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你们是没有戒心的，因为是友好国家，是朋友。你们与美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是有戒心的。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已经打得厌烦了，老百姓也都要和平。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连续不断打了四十多年。在长期战争中，社会上有许多秘密团体，像一贯道就有一千万信徒。这些秘密团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不安定。以后这些团体为日本人所利用，又为蒋介石利用。现在这类秘密团体已经没有了。讲到武器问题，毛泽东说：实际上，所有兵器全是炮，坦克是路上行动的炮，飞机是空中飞的炮，军舰是海上行动的炮。开始，我们陆上、海上、空中行动的炮全没有，后来才有一些牲口驮着行动的炮。前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了一本书，其中说：“共产党已经通过蒋介石得到了不少美国武器了。”客人说：世界上第一本战术书是中国孙武子写的。毛泽东说：那本书有一部分是有用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刘少奇、蔡畅、邓颖超（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等在座。毛泽东问客人：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客人答：在宪法里规定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毛泽东说：宪法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与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在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二，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七，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前，有一个女权时代，据说那时候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后，妇女们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参加了生产。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多搞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毛泽东特别谈到计划生育问题。他说：过去有些人骂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也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于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个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提倡节育。不论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
10月13日 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关于“百家争鸣”问题，陆定一同志有些意见，已同少奇同志谈过。少奇同志要陆定一同志提到常委会上谈一下，叫转告主席。
同日 晚上，同林彪（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谈话。
同日 复信戴毓本（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医生。）：“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
10月15日 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罗瑞卿来电话说，警卫工作改革问题的文件，已经写出一个初稿，准备再讨论几次并征求有关同志意见修改后，送毛主席阅，如果需要在中央常委会上谈一下也可以。毛泽东表示同意。
10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百家争鸣”问题和彭德怀提出的缩减军队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出席。讨论“百家争鸣”问题时，陆定一、胡乔木、张际春、周扬、田家英（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6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讨论缩减军队问题时，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赓、黄克诚（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57年夏）。1958年10月又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谭政参加。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其他问题。
10月18日 下午二时半，同罗瑞卿谈公安部队归国防部领导等问题。五时，同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10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沈钧儒，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愿意看到你们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们尤其希望看到你们同邻国发展相互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们同印度用协商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会议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苏拉瓦底说：我们从远处一直注意着新中国的产生，新中国的精神和新中国如何照顾人民的生活。今天中国已经是个不能忽视的大国。毛泽东讲了中间地带重要性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地带包括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像你们就属于第二类国家；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两边都怕，他们怕苏联，有的也怕中国，但是同时也怕美国，而且特别怕美国。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如英国、法国同北非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又如英国同马来亚、新加坡之间的纠纷。对于这种纠纷，英国的办法是搞一个巴格达条约（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该组织解散。）。我们认为，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殖民主义的统治必须取消。美国到亚洲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这是我们很不高兴的。美国跑到离它那么远的地方来搞这个条约，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曾同你们的大使说过，这个条约使条约南北两边的国家都害怕。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是不是更好些呢？我们承认，中巴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知道巴基斯坦不会利用这个条约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你们。如果你们说这个条约是为了对付印度的，那末是不是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来搞好同印度的关系呢？你刚才说，有些国家可以从中调停，我们同意这个意见。同双方友好的国家可以从中调停，但是只能作为非正式的调停者。我们也曾经对印度说过，希望印度同你们搞好关系，今天我也对你们说，希望你们同印度搞好关系。你们两国之间争执的问题，主要靠你们两国自己去谈判解决，我们作为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但是只能是非正式的，不能作正式的调停。
同日 尤金（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刘少奇递交苏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波兰问题（波兰问题，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1956年6月发生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10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从10月17日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4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突然紧张起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10月21日 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九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次日晨零时四十五分结束。由于情况紧急，会后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尤金离开后，二十二日晨三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波兰问题。随后，又听取周恩来介绍同苏拉瓦底会谈的情况。
10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次会见苏拉瓦底，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座。对于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简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和巴格达条约，毛泽东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将来是不是可以使这两个条约着重经济方面，而不着重军事方面，以和缓局势。我们都是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参加国，希望你们对亚非国家采取基本上团结的政策。我们很愿意看到印、巴两国友好。你们可不可以派这次这样规模的代表团到印度去，不一定要达成什么协议，而只是去作友好访问，印度也可以派代表团来访问巴基斯坦，这样就可以和缓气氛。你们最好能经常来往，以协商精神来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怕参加这两个条约的亚非国家，而是怕美国和英国。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会见结束后，设宴招待苏拉瓦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次日晨一时，毛泽东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1955年5月1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8国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通称《华沙条约》。同年6月4日条约生效时，华沙条约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91年7月1日宣布条约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解散。）里面。尤金将这些意见立即报告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23日 上午九时，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乘飞机去苏联，当晚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交谈中表明，苏共中央对波兰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准备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的新领导。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结束后，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北京饭店出席苏拉瓦底举行的告别宴会。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当晚，刘少奇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告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1956年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杀害不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变成反政府暴乱。当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10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选举卡达尔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4日 晨四时，同陆定一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会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陈毅、彭德怀、张闻天进行商谈。
10月25日 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发表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任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讲话及其他问题。
10月26日 晨二时十五分至三十五分，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二时八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次日晨零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晨一时五十分结束。晨二时，和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邀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至晨五时结束。随后，又同周、陈商谈。晨五时三十五分至六时十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
10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
10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警卫战士谈学习问题。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文化学习的课程太少了。你们要学自然、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等中学全部课程。我准备给你们成立一个学校，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个副校长，教员不够去调。以后你们站岗每次站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其余时间都拿来学习。
10月29日 晚九时至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开会中间，十时半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同在莫斯科正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年11月又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会商的刘少奇通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
10月30日 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并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
10月31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发表苏联政府宣言和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八时十五分，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周恩来、朱德、陈云在座。毛泽东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苏联已经发表了宣言，大体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就是我们跟印度提出的那个五项原则。这一来，不仅你们波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自由、独立了。关于苏联驻军问题，苏联政府的宣言是这么说的，“任何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军队驻扎在另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领土，应该根据所有条约参加国之间的协议，并且必须取得这些军队根据请求已经驻留或者准备驻留的国家的同意”。（陈云：意思就是：各国协议和本国同意。）就是这样。就是完全有自由。比如你们波兰，你们认为有必要，他们就驻，认为不必要，他们就不驻，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宣言上还检讨了一些错误，承认对兄弟国家关系有错误。我们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宣言，同这些意见一致。我们庆贺你们的胜利，庆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协调的胜利。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应该估计到，我们这方面缓和了，没有紧张局势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就要尖锐化了，就紧张起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基里洛克说：我们非常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他当场宣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内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对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对波兰目前政治局势的变动所表示的关怀，以及你们提出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同志的这些意见，对于维护波苏友谊，对于波兰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极有教益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党与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社会沙文主义，尤其是大国主义。大国容易产生这种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甚至非常荒谬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崇拜。不讲本质不行。我们不是也崇拜马克思吗？波兰人民现在不也是崇拜哥穆尔卡吗？比如，在中国，人们也崇拜我，崇拜朱德同志、崇拜刘少奇同志、崇拜周恩来同志。每个工厂有个领袖，每个合作社有个领袖，但是，要搞独裁就不行。斯大林就是搞社会沙文主义。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在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错误，在国与国之间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我们中国也在注意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党的八大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对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内，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就是国内的沙文主义。在汉族内部，我们反对专制主义，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不然也是沙文主义。苏联现在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还没有提出反对沙文主义。请你告诉哥穆尔卡同志，我们大家都要做工作，来帮助苏联同志。这一次，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基里洛克讲到波兰目前经济困难，必须削减基建投资，用这些财力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说：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和农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注意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过去，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先搞轻工业后搞重工业。结果，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搞起来了，轻工业很差，人民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斯大林错误中，恐怕也要算进这一条。九时半，会见结束。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中间（十时至十时二十分），同刘少奇通电话。会议于次日晨零时二十分结束。随后又同周恩来、李维汉、吴冷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6月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谈话一小时。
11月1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草稿）》。晚八时，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这个声明于当晚发表，支持苏联政府宣言。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声明说：中国一向认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声明还指出：中国政府注意到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提出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同日 晚十一时十五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由莫斯科回到北京。次日晨零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彭真听取刘少奇等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晨五时结束。
11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二十六人出席。
11月4日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及随同人员和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妇女代表团。下午三时，和周恩来同吴努谈话，朱德、陈云、彭真、贺龙（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程潜、龙云（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程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2月任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参加。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周总理读了几本书，我们把过去的文件和书都研究了研究，也把地方干部调到北京研究了一下，又派了一个将军去查了一下，又和法律专家研究了一下，于是才订出一个包括南线和北线统一解决的方案。我们和缅甸的关系是长治久安。过去我们不承认一九四一年线，这条线是英国人乘人之危强迫中国承认的，现在我们下决心把军队从这条线以西的地区撤出来，你们的军队也从北部三点（指中缅边界北段的片马、岗房、古浪。）撤出来。我们要和一切邻国采取友好态度，要真正友好，不是讲讲。吴努表示：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愿意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在中缅边界的南段，即使我们承认1941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3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我们还要求缅甸军队撤出今年在北段所占领的5个地方。）。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匈牙利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中间，约见尤金。本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苏共二十大，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半，同张经武（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1958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谈西藏问题。
11月5日 晚上，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苏联马戏团的表演，并接见马戏团全体演员。
11月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贺电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毫无疑问，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经济高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周恩来、邓小平、刘宁一、廖鲁言、陈正人（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58年8月任主席）、书记处书记。1957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58年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8月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在座。毛泽东说：中国农业是很落后的，工业也是很落后的，这些方面有待改进。中国的群众是热情的，这是好的条件，但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还须改善，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农业同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像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同我们的农业不同，西欧国家的农业就更不同了。波兰解放已有十一年了，但是只有百分之六的农村人口加入了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不增产，还在赔钱，政府要津贴，这样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我们这里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较容易组织，通过许多过渡步骤，在七年内都组织起来了。合作社能增产，政府不津贴。农民组织起来，但生产工具没有什么改善，可是比个体生产好，能增产，能增加收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过去没有什么东西贡献于世界，在现代化方面很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解放后，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势力推翻，人民获得解放，这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不过现在刚开始。
11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1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井泉、林铁、欧阳钦、王任重（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1958年5月、6月、9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5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3月、6月又先后任河北省政协主席、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省长、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座谈，邓小平、彭真、谭震林（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8年5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参加。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天下基本上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过去，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百家争鸣，小资产阶级都跑到街上来了，无产阶级要辩论，要反驳，你们要写文章，三百字五百字都要写。享乐思想在滋长，把远大目标忘记了。我看高级干部十一级以上的不增加工资是可以的，要艰苦奋斗，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再享福。波兰一股风，匈牙利一股七级风，把一些人吹动摇了，思想混乱。一个制度要经过考验，光说社会主义如何好，可是好处人们还没有充分看到。思想领导不能放松，要用马克思去和孔子对抗，争取群众，你有孔夫子，我有马克思。要辨别风向，才好写文章。我也想写，想辞去国家主席，当主席写篇短文好像不像样子。一个人经不起风不行。我叫孩子们去算命，让他们取得经验。动摇分子有风就动摇。有些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要“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人说我们应该搞大民主。我说什么是大民主呢？难道打倒蒋介石，推翻封建制度，打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不是大民主吗？“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不是大民主吗？所谓共产党内有阴暗面，这是必然的，太阳一出来总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天天都有，年年都有。苏共二十大是大民主，一鸣惊人，把斯大林打倒。我们是搞小民主，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也是小民主。我们准备明年或者后年（大家要求明年）再整一次风，整三个东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搞几个文件，要反对骄傲自满、贪污浪费。我们从来不搞一鸣惊人的事情，我们什么事都慢慢来，实际上很快。关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一反强迫命令，二反贪污腐化，想个办法解决，用半年时间使那些干部有个回旋余地，只要肯承认错误，偿还或者分期偿还贪污款，就可以不算贪污。这一次不要来个急风暴雨，留个余地，使其善自处理。还要注意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定要中农参加合作社的领导，支部要团结几个中农在自己周围。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汉人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年代很久了，现在要还债，要尊重少数民族，不要包办代替。以为少数民族落后，我来帮助你们，有这种情绪，所以工作搞不好。我们身边要有几个右派，没有右派，统一战线就不完备。要和中派、右派多谈一点。民主人士要见我，我一定见，跟他们接触可以增加知识，跟资产阶级人士接触很有教育意义。听说你们不大和民主人士接近，人家说架子大。一个调查组从浙江回来，说乡代表中有三分之一党员就足够了，三分之二的是非党员。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说：没有哪一个大问题是我们主观可以想出来的，都是根据下面的意见来的。合作化就是先从安徽、浙江看到新区可以大发展，又看到黑龙江双城县希勤村的全面规划，才使我有可能写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那篇文章来。公私合营是经过开资本家的会议搞出来的，第一条讲功劳，第二条讲缺点，资本家高兴了。不要光骂，天天骂不行，会造成矛盾的对抗。这样搞，连父子关系也不行，社会上就更不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
11月9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邓、彭谈话。
同日 阅《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这篇文章刊载于1956年6月《农村工作通讯》第2期，作者是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写批语：“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十日，又批示：“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部分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周小舟、舒同、江华、陈丕显、黄火青、陶鲁笳、吴德、黄欧东、张仲良、王恩茂、谢富治、吴芝圃、张德生（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1958年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天津市政协主席。1958年6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黄欧东，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8月任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1959年2月又任河南省政协主席。1958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出席，邓小平、彭真参加。十一时二十分座谈结束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
11月10日15日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11月10日 下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
11月11日 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写：“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还为孙中山诞辰90周年展览会题写：“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下午二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何香凝，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在政协礼堂出席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同日 下午三时半至七时五十分，在政协礼堂先后会见苏联参加孙中山纪念会的代表团、叙利亚议员访华团、西德作家魏森堡、意大利作家马拉巴德、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会见时，刘少奇等在座。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
11月12日 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写道：“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同日 中午十二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欧阳钦、林铁汇报讨论一九五七年财政问题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一波等出席。晚七时会议结束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至次日晨一时半。其间曾会见尤金。
11月13日 为转发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王振乾关于团结该军军长陈明仁一起工作问题给广州军区党委的报告，写批语：“各同志阅。退彭德怀同志。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王振乾的报告，讲了第五十五军党委常委在同陈明仁相处中存在的缺点，以及为团结他一起工作所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通过相见以诚，多次找他个别恳谈和集体交换意见，并改进领导制度，从而增强了团结。陈明仁表示对他帮助很大，希望今后大家常谈心。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根据几次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作了发言。这个发言经整理后于十五日印发全会。内容如下：“（一）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二）一九五六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指1955年的价格。））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三）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四）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的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11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
11月15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谈八届二中全会大会发言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出席。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邓小平主持会议。在朱德、彭德怀、柯庆施、张德生发言后，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讲了四个问题。一、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冬今春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偏到副业和经济作物。谷贱伤农，农民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中央，各级党委，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宣传很少，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二、国际形势问题。他说：总的看来是好的。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坏事有两种性质：一种性质就叫坏，我们说还要加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三、中苏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跟苏联同志说，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拥护你们的，是跟你们一致的，只有一个指头我们有矛盾，我们不同意你们一些事情。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合作化经过三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有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说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四、大民主小民主问题。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它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后，八届二中全会闭幕。
11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冈山县文化学术访华代表团，郭沫若、谢鑫鹤、王拓（谢鑫鹤，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拓，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局长。）在座。
11月19日 晚上，听取邓华（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访问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情况的汇报。
11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出席。
11月21日 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作两处修改：（一）在决定草案的“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二）修改一句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11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海军和空军从朝鲜撤回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1月24日 阅新华社十一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五七期，批示：“送陈云、李维汉同志阅，退毛。请陈云同志看建屏（建屏县于1958年并入河北平山县。）一条消息，我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相当多的，应当统一加以处理。请维汉看武汉的一条消息。”建屏一条消息反映：河北省建屏县贸易系统有些单位，在收购农民土特产品时压秤压价，非法赢利，引起农民不满。武汉的一条消息披露：武汉市有的民主人士说：“中共重视民主党派只是上面的号召，下面没有很好的遵照执行，看不起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还很严重。”他们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五统五不统（这是当时武汉民主人士中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意见，指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统工商不统党派，统进步不统落后，统政治不统思想。）”的现象。毛泽东批注：“请李维汉同志电话询问武汉什么叫五统五不统。并要你改善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联《真理报》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的普拉演说（铁托1956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和达赖、班禅（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28日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去印度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11月25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和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草稿），批示：“刘、朱、陈、邓即阅，退彭照办。”决定草稿指出：党的八大提出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事业，而集中建设资金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削减军政费用。因此，军委决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把我军现有的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决定草稿最后说“全军裁减方案和新的编制，报军委审核定案”，毛泽东将“报军委审核定案”改为：“报军委审核后，请中央批准执行”。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波关系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王稼祥、胡乔木、邓拓（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吴冷西出席。
11月26日 上午，同陈叔通（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谈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陈云、邓小平参加。
1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开会，商谈就目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再写一篇文章的问题。
11月29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谈裁减军队与军队编制问题。
同日 晚九时，同陈正人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谈再写一篇文章问题。
11月3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昨日尤金大使见少奇同志时，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即希望邀请周恩来同志于访问阿富汗后到莫斯科一谈，并问是否需要由苏方发出正式的邀请书。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国总理由苏联正式邀请访问苏联，是有必要的。你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以便中央再行考虑决定后答复苏共中央。毛泽东在电报稿的末尾加写：“苏方邀请书似以在十二月中旬或下旬发出较为适宜。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十二月三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此行中访苏是必要的。
同日 阅国家计委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昆山县同心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办法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报告介绍了这个社养猪的具体办法。说该社平均每户养猪（包括公养的和私养的）三头，计划到一九六二年，除公养外，平均每户养猪十头。这种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是值得提倡的。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这一报告，并望转发各县委参考。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开会。会议中间，和刘、陈、邓、张、王一起会见尤金。毛泽东就朝鲜问题、铁托普拉演说问题和周恩来访苏问题，同尤金进行交谈。在谈到铁托普拉演说时，毛泽东说：演说的基本论点没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而破坏了这种团结。它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最近，我们才收到铁托演说的全文，我们也看到了苏联对此发表的文章，现正在研究。此外，我们还在读其他国家发表的文章，我们都想研究一下。我们过几天也准备发表一篇文章，用马克思的口号作为标题，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十月革命是各国必经的道路，这就是阶级斗争、推翻旧政权、进行革命、建设新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总路线。十月革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国际现象。第二个论点是：各国有各国不同的面貌和特点，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办法来解决各自的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差别。只讲差别，不讲共同性，铁托的演说就是如此。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缺点，专政过火了。斯大林并未破坏全部法制，他只破坏了一部分法制，民法未破坏，刑法破坏了一部分，未全部破坏，宪法破坏了一小部分，刑事诉讼法破坏了一部分。苏联的制度是好的，但其中一部分是不好的，那就是内务部。斯大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我们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甚至帝国主义国家，都提议要共同缓和紧张局势，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不能缓和紧张局势呢？我们可以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在解决内部问题方面，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应当区分敌人和自己同志，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民主和专政都是上层建筑，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基础服务的，是基础的工具。关于苏联邀请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们建议周恩来同志缩短原定出访计划的期限，缩短十天。这样他访问各国，包括莫斯科在内，仍将是一个半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国自然会发表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将是一种示威，不是战争的示威，而是中苏团结一致的示威，向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切动摇分子进行示威。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目前的局势要求发表这样的声明，要求这样的主题：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尤金表示完全同意。
12月2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四位巴西访华议员，刘少奇、郭沫若、陈叔通等在座。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7年12月改称第一书记）。）、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胡乔木等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一文初稿。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接着，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的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
12月3日 阅邓子恢（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关于福建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尚昆阅，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报告反映以下几个问题：（一）社员收入，各社多少不一。收入多的主要是搞好了副业，收入少的主要是靠种粮食。（二）社员分散搞副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除饲养家畜家禽、种菜等外，一般副业由社统一经营。（三）大家要求公益金应多留，不能少于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四）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七百多个社合并为三百个左右，平均每社一百二十户。（五）区、乡政府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征求各社意见，机械地分配生产任务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在座。基里洛克向毛泽东递交了波兰政府的一封邀请信，邀请他于明年访问波兰。毛泽东说：我是打算去的，而且还要到别的国家去看看。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邀请，但时间是否可以商量。我们读了哥穆尔卡的演说，那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谈得很好。还有一条我们读了也很高兴，那就是对那些为人民服务而跟党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的办法，而不是把他们都整下去。这是很好的政策，执行得好，党的生活就会很健全。基里洛克说：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也采用了这种经验。中国在解放前，在许多问题上和共产国际也不是一样的。毛泽东说：不仅不一样，而且还完全相反。第三国际“左”得要死。第二国际是右了，第三国际则是“左”了。第三国际只有在两个时期是正确的，那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和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时候。基里洛克说：我们都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帮助，才使我们免除了发生像匈牙利那样事件的危险。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等共十七人出席。
12月4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六八期刊登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一些情况》一文，批示：“少奇、陈云同志阅，退毛。此件第一篇关于章乃器的，值得一阅。”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章乃器的主要论点。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了章乃器的上述观点，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
同日 致信黄炎培。信中说：“你们的会议（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1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指1954年写的《浪淘沙·北戴河》和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长江》（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12月5日 复信周世钊（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57年5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常委。1958年6月任湖南省副省长。）：“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指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题写校名。）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这是周世钊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的《过许昌》诗中的一句。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同日 复信贺果（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贵阳市副市长。）：“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谈话，许涤新（许涤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参加。陈叔通要求毛泽东与工商界见一次面，并提出三个问题：（一）资本家对定息很担心能拿多久，怕取消太快。（二）资本家担心现在安排工作，再有两年会不会一脚踢开。（三）合营以后如何自我改造。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二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比如荣毅仁（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1957年1月又任上海市副市长。）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定息拿多久呢？可以问资本家，要拿多久就拿多久。主要是要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时还要叫他拿下去。取消定息不要来个高潮。资本家拿定息如两个五年计划不能解决问题，拖到三个五年计划，带个尾巴进工会，你看怎么样？现在资本家积极学习。（陈叔通：学习是为了自己。）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学本事好嘛！定息问题重要，思想改造也很重要。思想不通事情不好办。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资本家学习改造要自己努力，大家帮助。这一次民建会开得很好，想不到民建会能这样严肃地自我批评。资产阶级政党如果都能严肃地自我批评，那是个大事情。民建会这样严肃地自我批评，证明中国民族是很有希望的。章乃器说资产阶级只有积极的一面，没有消极的一面，是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看待了，这是不对的。这种说法不利于广大工商界的改造。章乃器只说资产阶级好，不敢说资产阶级有缺点；我们过去有的共产党员只说资本家坏，而不说资本家进步。一副对子有两边，这都是对子出了一边的情况。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们有现代文化。我们党说话要有信用，说话算数的。八九号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公股代表不要来，要他们说心里话。人数不要多，人太多了不能讲话了。有人献股，可以劝他一下。
12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定息和廖鲁言在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许涤新、赖若愚、胡耀邦（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吴冷西出席。
12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胡厥文（李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荣毅仁、盛丕华、黄长水、巩天民、施复亮、孙起孟、南汉宸（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长水，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广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巩天民，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辽宁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施复亮，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孙起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南汉宸，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许涤新、陈经畬（陈经畬，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副市长（1957年1月任湖北省副省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出席，刘少奇、陈云、陆定一、薄一波、徐冰等参加。座谈开始时，毛泽东问：有什么问题、疑问？盛丕华说：定息问题，摘帽子问题。陈叔通说：是否要来个高潮？毛泽东说：唱戏要有高潮，这个东西恐怕不好来个高潮，一搞高潮就是整拿定息较多的人，而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分子。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荣毅仁问：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还是半革命的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没有对抗了。资产阶级在“三反”、“五反”中只是部分的对抗，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对抗的。最近几年，更融洽了。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但是，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荣毅仁说：现在供、产、销三项计划对不起头，要搞到中央部里才能解决。陈云说：计划要分批。重要产品要有计划，日用产品要自由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荣毅仁说：对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工商联怎么搞？毛泽东说：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黄长水说：小的工商业者，改造好的，可否先摘帽子？毛泽东说：过两三年后可以摘。定息几角钱的不算资本家，百分之七八十的工商业者不算资本家，算成小资产阶级。十三万户工商业中，决定命运的经济上起重大作用的，只几千、几万户。代表资产阶级是大的资本家，小的不能代表。
12月8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雕塑家马丁斯夫人等，郭沫若、张奚若（张奚若，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部长（至1958年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58年2月又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热，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平等。同西方其他国家的人见面，总感到有些不平等。中国人很苦，在过去的政府统治下没有出路。现在正在建设好一点的生活。客人说：我们所看到的和所读到的报道，感到主席很仁慈。毛泽东说：这是因你们总是以同情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
同日 晚七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说：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我们是完全信任他们的。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是真赎买，不是欺骗的。以七年为期，从今年算起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总要天理人情过得去。大资本家人数少，但他们的资本多，比中小资本家对国家的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根本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现在我们年产只有四百万吨钢，再搞五年也只有一千多万吨，我们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同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七一期刊登的《浙江省许多地区在执行侨务政策中存在不少严重缺点》一文，批示：“罗瑞卿同志：一一一页上关于浙江省的一条消息值得一看。”这条消息说，出席浙江省最近召开的侨眷归侨代表会议的代表反映：不少青年由于亲属在国外不能入团，甚至入工会也受阻碍；国外来信被拆阅以至传阅；干涉侨汇使用，强迫借贷、捐款和购买公债；一些公安部门对归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出国多方限制、留难。代表们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下面执行得不好，要求大力宣传和重视贯彻侨务政策的问题。
12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12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谈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及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问题。会见时，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等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继续商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同日 复信刘松林（刘松林，原名刘思齐，当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1949年10月同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两信均收，甚慰。留一年，很有益。别人闲话，可以置之不理。岸青（岸青，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暂时不见也罢，将来总可以见着的。这里一切如常，弟妹均尚勤学。我亦好，不劳系念。祝好！”
12月13日 复信杨开智（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指杨开智、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及阖家安吉！”
同日 复信毛春秀（毛春秀，毛泽东的族姑母。）：“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同日 晚上，同廖鲁言、刘建勋（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至1957年12月）、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任第一书记）。1957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广西省政协主席。）谈话。
12月14日 阅彭德怀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12月15日 下午，同周扬谈话。
12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给西藏工委等的电报稿，重写一段文字：“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并批示：“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朱、陈、彭、谭，指朱德、陈云、彭德怀、谭政。）、徐冰、洛甫、汉夫（洛甫，即张闻天。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阅。”
同日 为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写批语：“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报告说：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项工作。
同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敬悉。前信（指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写给黄炎培的信。）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赠吴湖帆（吴湖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先生、张叔通（张叔通，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先生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同日 复信杨开英（杨开英，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市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毛世美，毛泽东的远房侄孙。）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杨子珍，即杨开智，字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同日 下午三时，同张闻天谈话。其间，同在拉萨的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通电话，了解西藏情况。下午六时五十五分，同在云南芒市的周恩来通电话，告知西藏的情况，要他访问缅甸、尼泊尔（后来，周恩来因出访时间过长身体疲劳，改变出访行程，推迟对尼泊尔的访问，在访问巴基斯坦之后即再到印度。）后再到印度，十二月底回到北京，三五天后再去苏联、波兰等国访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章汉夫出席。
12月17日 晚九时，和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输出入协会理事长南乡三郎。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慕生忠谈话。
12月18日 中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同日 将新华社关于扩大《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订阅范围报中央的计划，批送刘少奇、朱德、谭震林阅，交杨尚昆办。这个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
12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三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0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刘瑞龙（刘瑞龙，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开会，听取廖鲁言汇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情况及会议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12月21日 阅邓子恢关于福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震林、尚昆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加以讨论，如大家赞成的话，则转发各地仿办。”二十八日，中央批转邓子恢的报告，中央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的经验是好的，可供各地参考。但目前对全国撤区并乡问题还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自行决定撤区或不撤区、并乡或不并乡，以及何时撤区并乡。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刊载的《上海市卢湾区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情况》一文，批示：“此条可以一阅。阅后退毛。”“陆定一同志：天主教事现在是否仍归你管理？上海的天主教工作值得加以研究，将那里的有关管理和接触天主教的干部和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善于做工作。”
12月22日 下午，同即将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缅甸的叶剑英（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58年1月兼政治委员））谈话。
12月23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刘少奇、陈云、陆定一、康生、薄一波、谭震林、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2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入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同日 阅陈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嘱高智送阅的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批示：“此件送陈叔通先生一阅，退还陈云副总理。我在这里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并批示：“在中央指示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同志再阅，交尚昆办。”
同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修改问题。
12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五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6日 阅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筹划的两项（指彭德怀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作好准备。二、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刘、朱、陈、闻天阅，退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六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7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八稿，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会议于次日零时二十分结束。由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根据讨论的意见作最后一次修改。毛泽东阅后决定二十八日晚上广播，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全文共两万字，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中间四个部分分别论述由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问题：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据毛泽东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胡乔木修改的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加写的，主要有：在文章讲到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的地方，加写：“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在文章讲到斯大林的功过问题的地方，加写：“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由于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而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失败的地方，加写：“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删去文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
12月31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