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38年 四十五岁
1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党校工作时指出，中国革命问题课程，党校高级班和低级班都从辛亥革命讲起。在会上还提出建立军委总政治部工作的问题，要求首先建立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宣传部的工作第一步是编印士兵教科书和干部读本。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邓发（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底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告以延安拟发展电影事业，请他设法募集全副摄影机和放映机，并配足底片五万尺和苏联新制影片的一些拷贝。
1月10日 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问题，和陈云等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前方部队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应依靠民众的自愿援助来求得解决。这种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军的口号下进行，应该从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去解决。
1月11日 《解放》第二十八期发表以陈伯钧（陈伯钧，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1937年10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署名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这篇文章，是陈伯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节录毛泽东一九三四年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中论游击战术的部分。节录稿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分为三个部分：一、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二、袭击战术的要领，三、袭击行动之敌。第一部分是毛泽东审阅时新加写的，第二、三两部分毛泽东审阅时根据抗日战争的情况作了较大的增删。在第三部分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十八条都是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全篇文末，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月12日 致信艾思奇，信中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梁漱溟，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四川等地进行过有利于地主阶级的“乡村建设”实验。）到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1月13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当前和今后的困难是什么？他说，现在的困难是中国打了几个败仗，失掉一些地方，形成军事上暂时失利，引起国内一部分人主和。将来还会有物质上的困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应该普遍地发展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和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中国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中国能不能进步？他指出，只要了解困难，不怕困难，有牺牲精神，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困难虽然多得很，但进步是会到来的，因为战争能够改变一切，改变人，改变全国不良状况。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能够改变人的力量。
1月14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共产国际指示我党在此时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参加华北政权机关，当然也不相宜。
1月17日 开始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哲学家。所著《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义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全书共五篇。
1月24日 为陕北公学第三、第四、第五队毕业纪念题词：“勇敢向前、稳着脚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陕甘宁边区保安队情况，指出今后保安部队应受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并提议成立残废总院。
同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各师及政治部：八路军前后方和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
同日 抗大举行一二八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政治、体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竞赛。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并在闭幕式上讲话。
1月29日 致电邓发转在苏联的王稼祥（王稼祥，当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红军大学（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缺战略教本，请搜集战略书，并找人翻印，先后寄回。
1月 一天，在延安会见梁漱溟（梁漱溟写的《我的努力是什么》和《再忆初访延安》两文，记述了他1938年1月访问延安的情况。文中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又说：“在临别时，毛主席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就抗战前途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很肯定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他阐述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使梁漱溟十分信服。这次谈话从晚六时至第二天凌晨。
同月 又一次会见梁漱溟，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毛泽东指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明显、不强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同他就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发生了相持不下的争论。这次谈话从晚六时一直继续到第二天天明。
2月1日 从本日起继续写中断了二十年的日记，毛泽东说这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同日 应武汉《自由中国》创办人杨朔的请求，为该刊创刊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2月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请朱、彭、任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雾灵山，在河北省兴隆县。1938年5月，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4纵队，以主力的一部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请陈、周、叶向蒋介石交涉派五千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目前军事问题，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以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杨成武，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
2月9日 关于开展雾灵山区游击战争问题，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
2月11日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作讲演，说：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条侵略阵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2月15日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同日 和滕代远（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致电朱德、彭德怀，林彪、左权并告周恩来、叶剑英，提出在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日军力量空虚，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日军一时无力南进的情况下，第一一五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步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的设想。指出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的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从抗日军事战略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电报征询朱德等对这一战略行动是否可行的意见。
同日 复信范长江（范长江，当时是《大公报》记者。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关于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共同纲领。有了这个纲领，来信中提出的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的问题，以及所担心的两党军队会成为两党互信障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复信借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
2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目前要派出军队进行各县作战。政治工作组织条例，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然后交中央批准。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王观澜（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关于绥、米等五县警备区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提出，在紧紧掌握抗日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减租。在扩兵、粮饷等问题上，要注意到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
2月22日 为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题词：“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2月23日 关于敌情判断和中国军队的战略部署意见，和任弼时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和长江局。电报指出：日军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而潼关的得失又是武胜关能否守住的关键条件。应向蒋介石、阎锡山提出以下战略计划：为保卫潼关，须将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固守郑州、洛阳、潼关一线，阻敌过黄河，一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潼关确保不失的情况下，以正面阵地战配合二十万左右兵力的两翼运动战，保卫武胜关和武汉。八路军将依战局发展情况配合友军作战。“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2月25日 复信何长工（何长工，当时任八路军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在信中任命他为荣军教导院院长兼政治科科长。），提出废止残废院名称，拟改称教导院。要求力改过去的错误方针，把这件事当作训练干部积极地办好。
同日 复电朱德并告彭德怀：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日军。请预告阎锡山、卫立煌，“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均应决心在敌后打不要后路之运动战，如此必能最后制敌”。
2月27日—3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二十七日，陈绍禹作政治报告，坚持他在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二十八日，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大党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这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等。
2月下旬 一天晚上，会见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来延安访问的舒湮（舒湮，当时任《星粤日报》编辑，以邹韬奋编辑的《抗战》三日刊的特约通讯员身份访问延安。）等五位青年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以下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国防工业、国际援助、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游击战术。谈话进行了两小时。
2月 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自己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是确定的方向。又说：我们从来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始终是辅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八路军现在四个区域（这4个区域是：一、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条铁路之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区；二、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区；三、平汉、正太、同蒲3条铁路之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区；四、晋西南地区。）进行着广大的游击战争，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他还说，国共两党现在和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但必须是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这种合作才能是长久的。
同月 和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3月2日 鉴于日军在山西军渡、碛口猛攻河防，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的归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他们部署兵力，巩固河防，并阻滞日军向潼关的进攻。
3月3日 和张闻天、任弼时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八路军主力留在山西攻击日军后路，必须是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对八路军总部的转移以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与第一二九师主力的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办法。
同日 下午，对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学员作临别赠言。他说：中国长期抗战的前途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是在艰苦困难的轨道上前进。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你们在陕北公学学到了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要按统一战线的方针去做。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去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3月5日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3月6日 致电朱瑞（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并告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晋豫边很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同日 复电彭雪枫（彭雪枫1938年3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认为在豫西、陕南、湖北这一纵横千里的广大区域内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是大有希望的，提出“以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通南巴这一地域作大后方的绝对必要”。）：“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指出：日军分五路包围第一二○师及傅作义（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部，企图压迫我军渡过黄河。第一二○师应同傅作义部协力各个击破敌人。目前重点在坚决击破正向静乐、方山、五寨三点前进之日军，必须击破此三路中之一路或二路，方能破坏日军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
3月8日 关于中共中央军委指导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八路军各师及晋察冀军区，电文如下：“（甲）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乙）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的纪念三八妇女节晚会，并讲话。
3月9日 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战略方针，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包括现时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日军根本隔断条件下，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军，只要没有被敌军隔断的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但同时应准备下一阶段情况迅速变化时的转移，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的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工作。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军的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边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
3月12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是坚持自己的主义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对统一战线也是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他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然而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这三项是留给中国人民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他又说：我们真诚地追悼抗日阵亡将士，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中华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
3月13日 和张闻天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决定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十八日，毛泽东又将上述任命电告项英。
3月15日 出席在中央礼堂举行的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并讲话。他就抗大同学毕业后的工作方法问题，讲了三点意见。一、尊重对象。在对付环境、处理工作时，要尊重对象，不管是敌人还是友人，都应当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而不应当忽视。二、了解对象。工作无成就的最大原因便是不求甚解，马马虎虎，在形式上大体上望一望便要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了解应当是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了解应当是多方面的，表面、里面、侧面都看到，不是片面的。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三、继续下去，不要畏难，不要被环境被工作征服和统制，要反过来征服和统制环境。
同日 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在《新中华报》发表。题词是：“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
3月16日 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写了一些批注。在该书讲到“唯物辩证法，是在哲学斗争的过程中锻炼起来的”处，毛泽东批注：“斗争就是辩证”。在该书讲到在两种实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所选择的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应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链条中的特殊的一环，是促进或延缓过程的发展的枢纽处，毛泽东批注：“西安事变时抓住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在该书讲到认识过程“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处，毛泽东批注：“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3月17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朱德、彭德怀，指出：同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谈军事问题时，请注意分现在与将来两个阶段，说明现在以大军留在华北作战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将来军事情况的变化将使我军活动范围缩小和补给困难，那时只能留若干较小的兵团即若干个游击兵团于华北，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去干。
3月18日 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和四月一日，继续阅读。
同日 在辜俊英纪念手册上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3月19日 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在抗大要学到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灵活的战略战术。
3月20日 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进一步阐述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
3月21日 再次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讲团结问题、调查工作和战地工作。关于调查工作，他说：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再说话，再定方针。
3月22日 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等并转各省委、特委，指出：在华北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向敌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为在政治上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友军，各部队、各地党部及群众团体应用中、蒙、日三种文字大量书写对日军及伪蒙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和材料。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华北工作问题。毛泽东指出：对日本应有正确的估计，日本是一个强大、精明的帝国主义，日本民族是强悍的，武器是先进的。日军的进攻在占领西安、武汉、广州后将要告一段落，将在华北修路筑堡，使游击队不能有大部队的活动，抗日根据地可能缩小，但能支持。坚持抗战必须有广泛的民主，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将来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
3月24日 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朱瑞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任务，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宋时轮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20师雁北支队。宋时轮于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人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同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并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因此，该区共产党与八路军的任务是：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及地方游击队；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争取使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逐渐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渐求得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采取必要过渡办法，以准备将来召集冀晋豫边区政府代表大会，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在统一战线方针下，坚决执行动员武装群众及肃清汉奸的政策；设法召集全边区或若干县联合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动员群众参战及建立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满足人民一些迫切要求；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电报还指出，朱瑞准备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
同日 晚上，会见记者邓静溪（邓静溪在毛泽东会见他的第二天（1938年3月25日），写了《毛泽东先生会见记》。其中说：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记者被一位科长引进毛先生住的那间窑洞似的屋子”。“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他谈起话来，老是那样的不慌不忙，沉着持重，随时带着征询对方意见的语调。用语很通俗，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谈话结束，“他持着洋烛送我出门”。），回答了他提出的中国抗战前途、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八路军的情形等问题。关于八路军，毛泽东说，每月由国民党政府拨给几十万元的经费，枪支装备都是由日本的“义务输送队”给我们送来，现在差不多有一师人的装备都完全像日本军队了，只有臂章不同。
3月25日 和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指出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目前急需建立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除建立武装外，并应建立与改造地方政权，组织民众，但武装以精干为原则。由朱瑞负责组织冀鲁豫边区省委，管辖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黄河以北及鲁西鲁北地区工作。
同日 开始读潘梓年（潘梓年，当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寄来的新著《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写道：本日看到九十三页，“颇为新鲜”。二十六日继续阅读，二十七日读完全书。
3月29日 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第二十队演讲时说：有了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进步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敌人占去，即使抗战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小块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同日 关于刘伯承师、徐海东旅的位置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依此时敌情，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日军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的计划，因此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路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群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彪、贺龙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同日 和滕代远电询贺龙、萧克、关向应：能否沿大青山脉创造一个游牧性质的骑兵支队？
3月30日 对抗大干部讲话，强调办学校是组织和增大抗日力量的有效方法，希望他们下决心在抗大做教学工作。他说：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四个月办一期。每期三千人，加上陕北公学和党校，每年训练三万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
3月底 一天晚上，十一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百分之七十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二时。
4月1日 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共产党之所以被人们信仰，是由于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它的工作作风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他送给陕公同学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4月2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陈光、罗荣桓（陈光，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代理师长。罗荣桓，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师工作。1938年12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并杨尚昆，部署第一一五师建立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
同日 对即将从延安迁到瓦窑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说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就可以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4月5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的讲演。对两党为什么能够第二次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和国共两党应当互相尊重等问题作了说明。驳斥有的人借口“统一”而要取消共产党的谬论，阐明共产党的存在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中国现在有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等，因此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存在，目前谁也不能吞并谁，国民党要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指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是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
同日 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二百人、八百支枪。除决定罗炳辉（罗炳辉，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进行统战工作。1939年1月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
4月9日 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要求学员们在抗大期间学到抗日救国这样一个宗旨。他说：为了实现这一宗旨，第一，要学到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便能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要学做干部，干部要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这样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第三，要有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懦弱的人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
4月10日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4月上旬 从三月下旬开始的台儿庄战役至此结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
4月11日 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会上讲话，指出：战争规定一切和改变一切，目前的战争是打日本，教育的方针也是打日本，教育方针是根据政治方针而转变的。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教育和训练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求得民族解放。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贾拓夫（贾拓夫，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汇报和张闻天关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的说明。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可以派一批陕西学生和进步分子到陕公、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培养大批干部，并指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抗战与民主两点上有进步。
同日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纪念题词在《新中华报》发表。题词是：“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上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4月16日 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他翻然悔悟，早日归来（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乘到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祭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随后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曾多次与张国焘谈话，中央亦从延安发电报给张国焘，劝其改正错误回党工作。张拒绝对他的挽救，于4月17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于4月18日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7日 上午，会见途经延安的国民党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交谈中，毛泽东分析了日军的动向，指出目前山西抗战很重要，拖住了日军的“尾巴”；还说明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及反对投降主义问题。谈话后毛泽东设午宴款待卫立煌。晚上，陪同卫立煌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晚会，并致欢迎词。十八日，卫立煌离开延安。
4月18日 和滕代远致电贺龙、关向应、萧克：平绥线以北广大地区，能否建立游击根据地，请你们调查见告，并请转告宋时轮调查见告。
4月20日 关于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彭真、聂荣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告朱德、彭德怀，秦邦宪，指出晋察冀根据地已大体建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和继续发展。电报并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应当进行的工作和采取的政策，提出意见。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晚会，作题为“结团体，打日本”的讲话。他说，中国有一个大团体，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也有一个大团体，就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只有团结，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月21日 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等，指出：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和群众工作正在深入这两个条件下，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因此，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域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
4月24日 复电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4月28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他说：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意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4月30日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八路军都应当成为全国的模范。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山统统移掉。
5月3日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作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讲话。他说：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明了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本质上是三民主义的。中共愿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5月4日 关于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复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现在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进行。
同日 下午，在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讲话。他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合作的条件是反帝反封建。张国焘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私自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并声明脱离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
同日 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
5月5日 晚上，会见卡尔逊，谈话继续到次日凌晨。谈话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关于抗日战争，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他说：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卡尔逊认为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认为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打仗。
5月7日 对陕北公学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员讲话，讲关于张国焘叛党及被开除党籍问题。讲话中他列举了张国焘所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他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5月8日 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讲话。他说，现在全国团结抗日，工农是其中的大多数，担负着艰苦的工作，责任很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希望工农迅速组织起来，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讲话前，他还会见这个大队的领队，询问了该队的情况。
5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并讲话，祝贺他们在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各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5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说：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1938年四、五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即徐州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3阶段，同年4月25日《大公报》社评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社评又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会议听取关于国民党“蚕食”陕甘宁边区的政策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有警觉性，并提出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破坏陕甘宁边区的反动活动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由边区政府出一布告，以表示政府的力量。
同日 电贺第一二○师在同蒲路北段袭敌取得的胜利。
5月11日 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九个问题作了回答。关于抗战胜利的把握如何的问题，毛泽东说：抗战的必胜是确有把握的。关于中国是不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关于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二日，为施方白题写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十三日，赠送一张自己签名的照片给施方白。
5月12日 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对三青团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等（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6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同年5月6日，陈绍禹、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指出：我们首先应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复电中提出的目的后来没有实现，三青团成为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
同日 在修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稿的过程中，本日告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
5月13日 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部长。）：“《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4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第一二○师并总部，北方局等，指出：目前山西日军被击退，阎锡山的旧势力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均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起见，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萧克、关向应（关向应，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用适当的措词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将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并请阎对这类破坏行为加以制止。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同日 就林彪五月二日在抗大所作《抗大的教育方针》讲话的记录稿，晚上写信给林彪，信中说：“已经看过，很好。但有些不适合的地方，已为改了，请你再看。‘无条件的进攻’一语不妥（林彪1938年5月2日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中关于进攻战法问题说：“我们要无条件的进攻，有条件的防守”。毛泽东在林彪讲话记录稿上改为：“我们作战要以进攻为主，防守为辅”。），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
5月15日 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本日发布。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坚定表示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将严惩不贷。这个布告纠正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种破坏活动采取的软弱退让态度。这个布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19日 徐州失陷。
5月20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那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第一二九、第一一五两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介石等提出这一点，只是自己预作准备。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张经武，原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10月到山东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同年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郭洪涛，原任中共绥德特委书记、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1938年5月到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部长。）率党、政、军干部去。
5月21日 出席抗大对第三期教学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并讲话，讲安心当教员、编教材和军队的民主等问题。他说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他强调要编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教材，并说游击战争教材由他负责，战略教材他负担一部分。他说：十年来的战争经验我们在军事上形成了路线，但见之于文字的却不多。过去对战略比较忽略，现在我们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中央组织部因此也发起抗日战争研究会。军队在军事指挥上应强调单一的指挥，强调服从，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艰苦，这就是民主。
5月24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再次强调抗日战争是艰苦的长期的。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就要增加抗日力量。办学校，办抗大，是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
5月26日—6月3日 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他根据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他还阐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他进一步明确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阐明人民战争思想，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再次强调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他的讲演最后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这篇著作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26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山东省委，指出：“甲、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乙、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重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丙、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丁、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戊、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8日 在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过程中，答复郭化若说：“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
同日 收到孙雪韦（即刘雪苇）转来胡风赠送的《七月》半月刊第三集第一期后，本日复信孙雪韦：“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指刊载在《七月》半月刊第3集第1期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记录。这次座谈会在1938年4月26日举行，参加的人有胡风、聂绀弩、吴组缃、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吴奚如、池田幸子。《七月》半月刊为胡风主编，当时在汉口出版。），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5月30日 所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发表。文章指出：由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由于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近距离地直接地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仍处于辅助地位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文章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曾收入解放社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6月2日 复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6日 和刘少奇致电郭洪涛，同意他关于山东四支队恢复用八路军番号的建议。电报指出：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
同日 在邱琮（邱琮，国民党抗日人士。1938年2月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曾在延安会见他。同年5月邱琮离开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根据自己在延安的观感，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9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管窥谨献》，寄给毛泽东等。）的来信上批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6月7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并朱瑞，刘伯承，聂荣臻、彭真，指出：目前我们在河北应加强武装部队、临时政权及民众组织，并巩固它们在群众中的信仰。这样，对于一切都好应付，可使国民党所委派的人不得不同我们合作。如果他们拒绝与我们合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就应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立他们。
6月8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不致引起国民党误会与磨擦的原则下，河北、山东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和受邻近的友党友军欢迎的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
同日 《新华日报》刊载由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周恩来、张闻天等联名代表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新华日报》1938年6月4日刊载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祝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感谢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帮助。
6月9日 和张闻天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并告项英：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1938年6月7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叶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张云逸、周子昆，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副参谋长。）、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
6月11日 关于开创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并贺龙、萧克、关向应，同意朱、彭十日来电中关于派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考虑，强调派去的部队须选精干的，领导人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胜任，并且机警耐苦和有在该地创立根据地的决心。次日，收到朱德和彭德怀来电，说决定派李井泉（李井泉，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政治委员。1938年7月任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队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6月12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国民党党籍（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14次常委会通过恢复陈独秀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议，其中包括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7人。）一事作了说明。电报指出：“国民党监委会恢复毛、周等党籍的举动，表示国民党在徐州失守武汉紧急的时候，进一步联合我党坚持抗日，将来趋势有恢复十三年办法（指1924年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确定的组织形式。）之可能。但监委会此举尚须执委会通过，并须先征求我们的意见”。
6月14日 晚上，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初，谈话两小时，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参加。毛泽东从平民教育工作谈到政治问题，说：政治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平教工作的大规模发展，必须有为平民的政治，一切推行的方法，还在其次。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关于农民，毛泽东说：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一身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现在边区所实行的，就是这种民主政治。在抗战期中我们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
6月15日 写信给在《解放》周刊编辑部工作的吴亮平，信中说：“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林伯渠1938年6月13日发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西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局面，他建议党似应在陕甘宁边区的某些小问题上作可能的让步，以阻止对日妥协局面的出现。）：“甲、国民党进步中某些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乙、应该在各地利用机会动员群众，给顽固分子以相当打击，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丙、边区最近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的必要。”
同日 鉴于日军又向晋西北进攻，和刘少奇致电第一二○师负责人并告朱德、彭德怀，请他们考虑：目前是否可以向傅作义及其他军政首长提议，召集晋西北及绥东各部队首长（连游击队在内）、各政府与民众团体的领袖开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打退日军进攻、保卫晋西北的作战计划，并相机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某些重要问题。电报指出，只要情况允许，这个会议召集成功，是可能解决许多问题、推进统一战线的。
同日 对周恩来六月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它的增援部队，并夺取附近城市的建议，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反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我上月二十六日电已大体指出，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这也应该注意。”
6月16日 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6月27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事问题的讲演，讲持久战和保卫武汉问题。
同日 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是否可用一次排版印出。
6月30日 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6月 为抗大毕业证书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同月 为《边区儿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同日 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第四十四期合刊的《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7月2日 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回答关于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时说：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在回答关于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持久战的时间时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这是基本的；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援助；三是世界各国的帮助。在回答关于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
7月3日 关于在河南发动敌后游击战争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复电彭雪枫、朱理治（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统战工作委员会主任。朱理治，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指出：一般同意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对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
7月5日 电贺将于七月六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电报说：“寇深祸极，神州有陆沉之忧，然民意发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懈，则胜利属我乃决然无疑。”
7月7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在大雨中领导进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
7月8日 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电报根据天津来电转告日军对冀东游击队的进攻计划后，提出对冀东地区的工作要求：冀东我军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因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力量较大，且能呼应南部暴动冲破敌人包围线。对敌军的交通，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必须要将长城各口放在我们内外控制之下，同时冀东根据地亦开始能确立，敌人的聚歼计划才不能实现。
同日 和林彪、罗瑞卿电告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六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7月9日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1938年6月，抗大在全校掀起迎接“七七”抗战1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提出“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等口号。运动历时1个月，涌现出520名模范突击队员和一批先进单位。）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突击队员是有名英雄，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的，二者不能分离。军队与人民、官长与士兵、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朱德、彭德怀1938年7月3日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准备于8月中旬集中10团以上兵力，消灭正太路沿线敌人。），认为集中兵力攻正太路是否适当还须考虑，目前不必急于集中，看一看情形再决定为宜。
7月10日 和张闻天等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等，请他们考虑在向参政会提出的保卫西北各项条件之中，把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保持边区已有的民主制度及民众已得到的土地、牲畜、房屋，确定疆界，要求经济帮助等，作为重要的一项。
7月16日 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讲话。在讲到抗战的战略方针时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但在部分的时间、地点和军队，如在抗战第一阶段华北的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个方针去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提出来，“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一年来证明，去年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讲到领导方法时说：部队高级干部是发命令的，同时又要团结干部。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7月17日 为巩固吕梁山地区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陈长捷（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第61军军长。）军万余人，此次作战大部逃跑，仅余数千毫无战斗力，王靖国（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2路军司令官兼第19军军长。）军大体相同，要这些军队巩固吕梁山脉各县，完全无望。卫（卫，指卫立煌。）部在乡宁者，亦朝不保夕。我一一五师陈旅（陈旅，指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陈光原任旅长。1938年3月李天佑任代理旅长。）顾此失彼东西奔波，亦未打一个好仗。”“请你们立即考虑徐旅（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西移归还建制，并朱、彭以一个人西移指挥该师问题，我以为应向蒋、白、阎、卫建议，要巩固吕梁山脉于我手中，保障某些渡口，非徐旅西移及朱、彭以一人去指挥，好好打几个胜仗，不能解决问题，否则将贻误大局。”
7月18日 和朱德致电巴黎法国《人道报》转国际和平大会，请求大会号召和组织各国人民，给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有力的援助！
7月22日 和刘少奇复电郭洪涛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对石友三（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鲁中游击部队第69军军长。）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内部磨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的方针。”
7月26日 复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扩大八路军的情况的来电（周恩来1938年7月26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前同林伯渠见蒋介石、何应钦，他们借口200个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我以为可提两个方案：一、仍请编3军6个师或3师9个旅27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宋时轮、邓华，津浦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萧劲光以司令名义，并请发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经费。），指出：“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发表四五个司令部并规定适合现况之部队数目与经费数目为适宜。”
7月31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军区，新四军军部等，下达解决干部家庭困难的决定。决定指出：依据目前的财力，关于干部家庭困难的解决，只能作消极的应付，不作积极的调剂与抚恤。救济的意义在于表示党的共产主义同情和关怀，减除某些干部对家庭问题的顾虑，借以提高其积极性。
7月 在听取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关于抗大一些学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干部对待这些倾向工作方法简单等的汇报后，特对抗大全校教职员和学员作关于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着重指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军事性质。报告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运用民主等问题，作了阐述。报告还指出，应取消斗争会这种粗暴的方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投到意见箱里去，保证大家的意见能到学校最高当局。
8月1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的毕业典礼，作关于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的讲话。他说：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8月2日 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毕业学员讲话。首先讲“战争第一”问题，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这早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其次讲“老老实实”问题，说：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一条是不正当的，明君用人在贤，昏君用人在亲，所以用干部要注意。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所以要讲究老实，有多少讲多少。既反对自大，认为自己盖世无双，又反对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
8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国民参政会会议经过的报告。会议决定九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事项。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集中南面兵力攻正太路有如下缺点：一、不能必胜；二、敌有由道清（道清，即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到博爱县清化镇的一段铁路。）攻洛阳，由临汾攻潼关之势，我军向北不便策应南边，因此仍以现时部署不大变动为宜。”“稼祥同志已回，担任军委工作及总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机关设延安，在前方者改为野战政治部。”
8月5日 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他说：抗大的同学毕业出去后，作什么呢？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第二，当教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第三，当指挥官。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
8月6日 致电陈绍禹、何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同日 关于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等问题，和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8月8日 关于目前冀南工作的意见，和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宋任穷，当时任中共冀南区委员会战时动员部部长、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政治委员。1938年8月14日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转晋冀豫省委等，指出：“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与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最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鹿，指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商讨交涉。为此，有请杨秀林（杨秀林，即杨秀峰，当时任冀西游击总队司令员。1938年8月14日又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工作的必要，请迅速决定行动。”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
8月10日 和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
8月12日 和王稼祥复电贺龙、关向应：“根据井泉真（真，即11日。）电及你们来电，去大青山行动以暂缓执行为宜。”
8月13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彭真，指出：“宋邓纵队（宋邓纵队，指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4纵队。第4纵队由宋时轮率领的雁北支队和邓华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而成。）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但宋、邓有立即派遣一营左右之兵力并带干部东出玉田、丰润、滦县，配合当地暴动起来的游击队行动，并给那些游击队以各种帮助的必要。”
8月15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办的暑期小学教员国防教育研究班毕业典礼，作关于教育与战争的演讲。
8月16日 和张闻天复林伯渠十二日来电（林伯渠1938年8月12日在西安致电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蒋鼎文今日早上说，行政院认为陕甘宁边区问题可由陕西省就近解决，边区至多只能划17个县。我拟根据原来所提的3项条件交涉。），指出：在谈判中请坚持所提三个条件，一、陕甘宁边区区域为二十三个县；二、人员由国民政府正式委任；三、每月津贴十万元。谈判中心是区域问题，各县都须是完全的。此电并发武汉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
8月17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电报还对晋察冀边区发行纸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
8月18日 关于同鹿钟麟谈判晋察冀、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应坚持的原则，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
8月20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冀南新政府（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地方公款）。（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强调冀南新政府要“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同日 和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等，鉴于日军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对抗日军队尤其八路军不断地进行破坏阴谋活动，而我八路军锄奸工作的机关反而零碎不全，中央和军委特决定在八路军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团设特派员。锄奸局的工作在各级军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组织上保持独立系统。
同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等，要求迅速建立与巩固在中共领导下的河北的统一军事行政系统，使鹿钟麟来后不致容易被他拆散。如果在河北形成几个军事行政系统，那将来的困难与磨擦将会更多。
8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进一步阐述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三个问题。他强调说：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8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介绍准备在政治局会议（指1938年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上作报告的大纲，题目是《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
夏秋 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会务工作由艾思奇、何思敬（何思敬，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员。）负责主持。
9月7日 关于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出：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希望你们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对张荫梧（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战区河北民团总指挥。）企图侵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平山、行唐、阜平等县的计划，提出对策意见。
9月10日 复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派曹仲植、郝瑞珍等到陕甘宁边区赈济灾民。郝瑞珍到延安时带来孔祥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这封复信也是托郝瑞珍转交孔祥熙。），信中说：“目前寇患虽深，诚能群策群力，抗战到底，则最后胜利，自属于我。惟战争进至新阶段，困难因之增多。克服困难，鄙意似宜实施新的战时政策，使人力物力能获得广大之发动，则持久作战，庶有巩固之基础”。
9月10日前后 到延安城南门欢迎从武汉归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
9月14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十四日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会议上作长篇发言，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二十七日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6日 和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和冀东特委，指出：根据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目前应以主要力量在白河以东、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在整顿军队方面，目前应注意培养基干兵团与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战斗的纪律的模范，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9月29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程。
同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毛泽东起草的信中说：“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紧张特让周恩来立即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商议一切。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十月四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0月2日 和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聂荣臻，宋时轮、邓华，中共冀热区委：“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
10月12日 下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十三日下午，十四日下午和晚上，继续作报告。报告共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修改，是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改的。），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5日 和朱德等致电中共冀热区委并告宋时轮、邓华，再次指示他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斗争。
10月16日 和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致电周恩来：为着直接有力地配合支持武汉以及武汉失守后滞阻敌人继续前进，以八路军一部进至鄂豫皖地区活动为有利。在朱德到武汉见蒋介石之前，请向陈诚（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透露此意，让蒋知道。
10月21日 广州失陷。
10月24日 关于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和王稼祥、贺龙等致电周士第、甘泗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转李井泉，指出：在大青山建立晋察冀式的根据地在今天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因此，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要处处照顾到同傅作义的统一战线。要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的传统的错误政策，以我们的模范作用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要尊重蒙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并发扬其文化，吸收蒙族知识分子，培养蒙族干部。
10月27日 武汉失陷。
同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等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对鹿钟麟，要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设置。要向他极力解说，广州、武汉失陷，目前形势严重，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
10月30日 复柳夷（柳夷，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干事。）八月关于他申请入党遇到困难的来信。复信说：“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信中并告诉他，可持此信请抗大三大队负责同志或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考虑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11月5日 下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六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结论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经验丰富，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十七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经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毛泽东说：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其战略进攻接近了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毛泽东针对陈绍禹的右倾投降主义，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了论述。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第四，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论述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问题。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五，其他问题。毛泽东讲到过去干部政策上的错误，新老党员的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边区工作等。
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决议案。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本日，全会闭幕。这次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1月8日 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部分的修改稿交给《解放》编辑部负责人徐冰，附信告诉整个政治报告须三四天工夫才能修改完毕，第一部分先付排，请他们校第一、第二遍，他自己校第三、第四遍。
11月10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转周恩来、叶剑英：“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11月13日 出席抗大女生大队（第八大队）成立典礼，并作讲演，指出：妇女同胞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对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得民族平等，而且要求得妇女的地位平等。只有中华民族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
11月20日 日机轰炸延安。当晚毛泽东的住处由延安市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二日，日机又轰炸延安。三次轰炸，造成一部分军民伤亡，一些房屋被毁。
11月24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师，指出：估计到今后华北形势的发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为此，决定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任吕正操纵队（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队的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第一二○师。
同日 关于山东聊城地区抗日领导人范筑先牺牲事，和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朱瑞：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范筑先领导的抗日部队，并实际帮助鲁西北地区抗战。
11月25日 和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转宋时轮、邓华，指出：宋邓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建立了冀东游击区，取得了成绩。但是由于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这一胜利，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为了在冀热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根据地，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去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和政权工作。
同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征求他对以下部署的意见：拟派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两个主力团去山东、淮北，由陈士榘（陈士榘，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参谋长。1938年12月14日任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率第三四三旅的补充团等在晋西南地区坚持抗日战争。二十八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拟让第三四三旅的第六八五团先由山西长治出动。
11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提议：（一）关于抗大、陕公、党校等各学校教育工作应进行一次专门讨论，规定教育行政、教材、教员、经费各方面的统一方针。（二）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会议对上述建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由书记处发一检查工作的通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军事系统的干部会议由毛泽东、王稼祥负责召集。
11月 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关于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他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即敌我相持的阶段，但现在还没有进到相持阶段。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长期作战就依据乡村，乡村同城市作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是中国采取持久战的道理。讲话估计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大多数不会同日本讲和，国民党是有进步的，磨擦是局部现象，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必须看到全局。
同月 与江青结婚。
12月1日 和王稼祥电告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加以教育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实大。武汉失守，西北受日军威胁，钱粮两缺，因此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和晋察冀设立抗大两个分校，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开赴上述两地。延安抗大本校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12月4日 电告秦邦宪（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叶剑英，朱德、杨尚昆，林伯渠等，要八路军总部和驻重庆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桂滋部队到陕北的企图（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南路军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在此以前，高桂滋曾派他的秘书到延安见毛泽东，试探中共对他的部队调陕北一事的态度，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许可任何部队借名进驻实行破坏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12月5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前去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
1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学校教育方针等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王稼祥为副主任。
12月8日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报告。他说：六中全会指出日军还在进攻，我们有许多困难，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但我们能停止日军的进攻。后方工作在六中全会总的指示之下，要克服困难，要增加力量。检查工作，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检查，即工作、学习、生产、统一战线和党的生活。生产，即生产运动。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12月10日 收到彭雪枫（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1940年2月改称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关于他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河南渡过新黄河（蒋介石1938年6月9日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再流入安徽颍河，在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黄河的这一段河道称新黄河。）进至鹿邑等地后部队扩大情况和当地缺少干部等的电报后，本日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议即派八路军的一部并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活动。
12月12日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他说：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在工作方面，六中全会一共说了十五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物质的保证。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他还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抗大成立两个分校的决定。
12月13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等，说明中央决定抗大成立两个分校，是为了准备对付日军进攻西北，减少陕甘宁边区财政粮食的困难，扩大抗大学员人数和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开往晋东南分校人数五千左右，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在内，开往晋察冀分校人数二千左右。准备以陈伯钧、邵式平为晋察冀分校正副校长，以何长工、周纯全为晋东南分校正副校长。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机关及各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代表中央书记处作报告。他号召各机关在抗战新阶段的形势下，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增加新的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以便准备实施我们的反攻。要求后方各工作部门，以战斗的精神深入检查工作，以担负起本部门的工作任务。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的准备问题。
12月15日 对抗大即将分配工作的八大队（女生大队）学员作关于政治上的持久战的讲话。他说：抗日的持久战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我们打日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付各种曲折，准备克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而不是走直线。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12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妇女工作等问题，决定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今后须注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准备收集材料作报告并讨论一次工作。
12月22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实行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项原则，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搞磨擦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顽固派侵吞边区的办法有十余种：一、政府，二、税收，三、邮政，四、军队，五、教育，六、党部，七、缩紧、“蚕食”，八、医务，九、保甲，十、实业，十一、农贷，十二、土匪。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政策予以抵制。对何绍南（何绍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绥德地区专员。）要采用较强硬的政策，对其他方面要采用较温和的政策。检查站要重新建立起来。
12月29日 潜逃到越南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艳电），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近卫声明提出的三原则，对日妥协。
12月30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谭政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陈再道，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司令员。）支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中央和军委为了更深刻了解各部队现状、作战经过和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情形，决定各部队派人到延安来报告工作。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并告：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郭述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