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前期，江淮之间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文化学术中心，数千名“俊伟之士”，云集古都寿春，探讨天下兴亡，研究学术方技，创作歌诗辞赋，而它的倡导者，就是被南宋史学家高似孙（1158—1231）在《子略》中称为“天下奇才”的淮南王刘安。

《淮南子》成书

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年）博学多才，一生著述宏富，硕果累累。在自然科学、文学、哲学、音乐等众多的领域，卓有建树。可以说，淮南王刘安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座知识的宝库。

淮南王刘安的志趣和一般的王室贵胄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在《汉书·艺文志》“乐六家”注中，还保留着淮南王刘安所作《琴颂》的篇名。就是说，刘安不光爱好弹琴，而且还写有咏“琴”的文章，可惜已经失传。淮南王刘安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是赋体和歌诗。《汉书·艺文志》中载有：“淮南王赋八十三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梁代萧统所编《文选》中，收有题为刘安所作《招隐士》。宋代章樵注《古文苑》中，收有一首刘安所作的《屏风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还有《颂》体两篇文章，即《颂德》和《长安都国颂》。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朝见武帝时，受命写了评论文章《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本传），可见其才思之敏捷。对《易》学的研究，有《淮南九师道训》两篇。淮南王刘安研究《庄子》的著作有《庄子要略》、《庄子后解》，在《文选》李善注文中，还保留几段佚文。淮南王刘安的上书，有《谏伐闽越文》，见于《汉书·严助传》之中。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汉书·艺文志》中收有《淮南中篇》，二十余万言，“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楚元王传》中还记载：“上（即汉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黄白，就是用化学方法，从矿物中提炼黄金白银。此外，还有《淮南万毕术》一书，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还有《淮南外》；“天文类”中有《淮南杂子星》十九卷；载于《隋书·经籍志》的，还有《汉淮南王集》一卷、《淮南记》一卷、《淮南变化术》一卷、《淮南中经》四篇、《淮南八公相鹤经》二卷。淮南王刘安的著述，主要的就有二十多种。由此可知，淮南王刘安著述之多、涉猎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

而这样一位饱学的知识分子，在58岁之时，因为淮南王室内部儿孙之间、淮南王与门客之间、淮南国与中央政权之间、淮南王与父辈宿敌之间、黄老道家学派与儒家之间的内外矛盾的总爆发，致使这位一代“奇才”，也步其祖母、父亲的后尘，饮恨含冤自杀了。

这位为王42年的王爷，为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绝代奇书”（胡适《淮南鸿烈集解·序》）《淮南子》。它那“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刘知几《史通》）的思想体系和精深的内涵，成为先秦及西汉黄老道家学派唯一不朽的殿后之作。

《淮南子》成书于汉景帝中、后期和汉武帝即位之初。《汉书·淮南王传》记载：

“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

“初”，指的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记载：“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既然是“新出”，当是近期内才完成的。不过像《淮南子》这样的鸿篇巨制，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其酝酿创作当于汉景帝之时。

《淮南子》立意高远，结构谨严。文章大气磅礴，妙语连珠，实现了汉赋与政论的有机结合。对全书的主旨，东汉高诱指出：“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对其著述目的，淮南王刘安自己说：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也就是说，它要为黄老道家治政进行科学的总结，从哲学的高度，确立“天道、地道、人道”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从谋篇布局上，也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首篇《原道》，专论“道”的真义和精髓；次篇《俶真》，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第三篇《天文》，论述天道及天体规律；其四《地形》，论大地模式及地学；其五《时则》，综论天象、地象及万物、人类活动；第六至第十九篇，分论人事及治国方略；第二十篇《泰族》，为全书的总结。

《淮南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论，直接开启和影响了王充（27—？97）的唯物主义元气的自然论和王弼（226—249）的本体论思想。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宇宙生成论及其范式，并影响中国学术史达两千年之久；它吸取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的精华，总结了秦汉黄老“无为而治”的历史经验，构建了一种倡扬主体意识、肯定主体地位和作用、与董仲舒（前179—前104年）的君主专制理论不同的政治哲学；它尊重人格独立，阐述一种兼容豁达，既务实而又超脱的人生哲学；它克服了《老子》对直觉的偏执，重视理性思辨与感情直观的统一的思维方式；它以唯物的发展的眼光考察历史，得出了许多接近于唯物史观的朴素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经济之策；它总结了先秦科学思想与科技成果，在天文、历法、音律、地理、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养生学等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在军事科学方面，则继承和丰富了先秦兵家的军事辩证法。总之，《淮南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著，它比《老子》更系统，比《语》、《孟》更深刻，比《墨子》更全面，比《庄子》更现实。无怪乎胡适（1891—1962）的《淮南王书》中说它“集道家之大成”。

研究蜂起

《淮南子》问世以后，以其博大的体系、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哲理、灿烂的文采，引起了高层统治者及同朝代学者的注意，并且开始了对它的研究，这在中华学术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淮南子》的第一位读者是汉武帝（前156—前87年）。淮南王刘安在建元二年（前139年），把《淮南子》作为最尊贵的礼品，奉献给汉武帝，“上爱秘之”。年方十七的皇帝“方好艺文”，很是尊重这位博学的叔父，对他所献的《内篇》（即《淮南子》），不仅特别喜爱，而且作为珍品收藏了起来。

东汉之时，首先对《淮南子》倾注巨大精力的，是被称为“五经无双”的文字学巨擘许慎（？58—149）。依张震泽编《许慎年谱》记载，许氏大约在42岁作《淮南子注》，其书名今存于《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及《宋史》的《艺文志》。许慎所注之书称为《淮南间诂》。清孙诒让（1848—1908）《墨子间诂》自序中说：“间者，发其疑牾；诂者，正其训释。”这部开其先河的研究《淮南子》的专著，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北宋时代，仅存八篇，并与高诱《淮南子注》十三篇合于一帙。许慎注释《淮南子》之文，在他晚年手订《说文》十五卷时，采撷其注文数百条，用来训释字义。比如：

《说文》“芸”字注：“艸也，似目宿。《淮南子》说：‘芸艸可以死复生’。”

《淮南子·原道训》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许慎注：“八尺曰仞。”《说文》“仞”字解释说：“伸臂一寻，八尺。”而高诱注则为“七尺”。

可知许慎研究《淮南子》的重要价值，不光第一次留下《淮南子》注本，而且为《说文》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资料。

而比许慎年轻20余岁的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马融（79—166），有弟子千余，他曾遍注群经，并注过《老子》、《淮南子》。南朝宋代史学家范晔（398—445）撰写的《后汉书·马融传》中载：“融注《淮南子》。”其书已经失传。

马融的弟子延笃（？—167），“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后汉书·延笃传》）。他也有《淮南子注》，今仅存一条，见于《文选·嵇康〈养生论〉》的李善注文之中，可知其书唐时犹存。

马融的另一高足弟子卢植（139—192），“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不守章句”，汉灵帝中平元年，“拜北中郎将”（《后汉书·卢植传》）。卢植注《淮南子》之文，可考者四条，均见于高诱注之中。如《淮南子·天文训》中高诱注：“先师说然也。”《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师说如是也。”这里的“师”，即指卢植。

卢植的学生高诱，继承前贤成果，撰有《淮南子注》，流传至今。他在《淮南鸿烈解·叙》中说：

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建安十年（205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于是以朝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

高诱博学多才，另有《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与《淮南子注》今并流行于世。

由以上引述可以知道，东汉一代，许慎首开《淮南子》研究之风，而一批古文经学家紧随其后，从而使《淮南子》大行于世。《淮南子》能够吸引同时代众多学者的注目，这正说明了《淮南子》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

宋代以后对许注、高注的研究，也代有其人。首开其端的是北宋学者苏颂（1020—1101）。在《苏魏公集》六十六《校淮南子题序》中，论许慎、高诱之别时说：

是书有后汉太尉祭酒许慎、东郡濮阳令高诱二家之注。隋、唐目录，皆别传行。今校崇文旧书与蜀川印本暨臣某家书凡七部，并题曰《淮南子》，二注相掺，不可复辨。惟集贤本卷末有前贤题载云：许标其首，皆是“间诂”；《鸿烈》之下，谓之“记上”。高题卷首，皆谓之“鸿烈解经”，“解经”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训”，又分篇数为上下。以此为异。

苏颂细致地辨析了许慎、高诱注的标识，把合而为一的两家注本分辨开来。

继苏氏之后，辨析之风甚盛，尤以清代朴学家最为突出。清代学者陶方琦（1845—1884）以毕生之力，从事《淮南子》研究，除《淮南许注异同诂》、《续补》、《补遗》之外，尚有《淮南参正》、《淮南许氏间诂》、《淮南许诂篇徵》、《说文补诂》等数种著述，成就可谓巨大。清代有影响的学者，如劳格《读书杂识》、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易顺鼎《淮南许注钩沉》、叶德辉《淮南鸿烈间诂》、王仁俊《淮南许注异同诂校补》、孙冯翼《许慎淮南子注》、蒋曰豫《许叔重淮南子注》，今人刘盼遂《淮南子许注汉语考》、马宗霍《淮南高注参正》等，都是研究许注、高注的力作。

在版本、校勘、辨音、释义、订误等方面，许多学者不遗余力。如清代傅山（1607—1684）有《淮南存隽》、《读淮南子》、《淮南子评注》三书，王夫之（1619—1692）有《淮南子注》，陈昌齐著有《淮南子正误》，刘台拱撰有《淮南子补校》，汪文台有《淮南子校勘记》，俞樾（1821—1907）有《淮南内篇评议》，王仁俊有《读淮南子扬榷》，孙诒让作《札迻》，洪颐煊撰《读淮南子丛录》等。而其中对版本考校功绩最大的，当数有“乾嘉学派泰斗”之称的王念孙（1744—1832）。王氏以72岁之高龄，九校《淮南子》，剖析毫厘，匡正旧注，凡所订正，九百余条，实为《淮南子》考释的第一功臣。其书今存《读书杂志》之内。

近现代学者也效法前贤，各抒才智，著作篇章，版本考释成果突出。主要有陶鸿庆《读淮南子札记》、吴承仕《淮南子旧注校理》、吕传元《淮南子补》、胡怀琛《淮南集解补正》、于省吾《淮南子新证》、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台）王叔岷《淮南子斠证》、（马来西亚）郑良树《淮南子斠理》、（台）于大成《淮南子校释》、吴则虞《淮南子书录》等。而现代学者合肥人刘文典（1889—1958）《淮南鸿烈集解》，河北宛平人刘家立的《淮南内篇集证》，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较有影响的校勘本。刘文典之《集解》，胡适曾为之作序，认为“最精严有法”，故其书影响面颇大。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淮南王刘安和他的著作进行的专题研究，则逐渐增多。胡适1930年写成的《淮南王书》，较早的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他认为：

道家集古代思想之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

淮南之书编制更精审，文字也更用气力。

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辟有《淮南鸿烈的美学思想》专章，认为《淮南子》的美学，“对气象宏伟博大、质朴雄强的汉代艺术的一般特征作了美学的概括，很好地反映了汉代艺术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淮南鸿烈》美学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环节”。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思想研究》，对两部性质相近的学术巨著进行了比较研究，对秦汉黄老道家学派的哲学、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对《淮南子·天文训》的研究，首推清代学者钱塘的《淮南子天文训补注》。《淮南子·天文训》为先秦、两汉第一部天书，内容艰深，涉及广泛。高诱作注时就留下“诱不敏也”之语，因而此“训”注文很少。钱氏通晓天文律历，注疏采摘丰富，搜罗详尽，补正前人之说，发表己之新意，两千年来无过其右者。今人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吕子方《淮南子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对其中的天地形象、二十四节气、干支纪年、二十八宿、五星行度等卓绝的天文学成就，进行了发掘和研究。

对汉代音韵的研究，《淮南子》是一部绝好的语言资料。以散文为主，韵、骈、散结合的创作手法，乃是汉人著述的一大时尚。《淮南子》所代表的南方语言系统，与《老子》、屈赋、《庄子》相近，而与代表北方音系的《史记》等著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许多学者曾致力于其音韵的研究。《隋书·经籍志》杂家类有“《淮南鸿烈音》一卷，何诱撰”。而《新唐书·艺文志》载：“高诱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鸿烈音》二卷。”高诱、何诱，应该是两个人。当代语言学家罗常培（1899—1958）、周祖谟（1914—1995）曾作《淮南子韵谱》和发表《淮南子音韵研究》的专文，按照二十一卷的顺序，考察了《淮南子》中的入韵字。这是第一次用音韵学理论对《淮南子》用韵规律进行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作《淮南子韵读》。陈广忠作《〈淮南子〉楚语考》、《〈淮南子〉楚语的汉语史价值》，对《淮南子》的楚语遗存以及在汉语史上的价值，进行了详细考证。

至于其他的如从哲学史、文学、伦理、认识论、逻辑学、教育思想、医学、法律、版本、地理、农学、物理、五行等方面进行的专题研究，而发表的论著、论文，逐年增多。《〈淮南子〉研究书目》（陈广忠主编，黄山书社，2011年），就是古今中外研究《淮南子》专书目录的著作。

版本流传

《淮南子》有二十一卷本和二十八卷本之别，这是当今的两种流行本。

《淮南子》二十一卷本，见于《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与此相同。淮南王刘安在《要略》中说：“故著二十篇。”不含序言性质的《要略》。以后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历代正史，都有二十一卷的版本记录。

《淮南子》二十一卷本流传久远，目前保存最早的是北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陈广忠校点的《淮南子》，这是第一次出版的北宋本精校本。本书底本为《四部丛刊·子部》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刘泖生（1827—1879）影写北宋本。端识题写“太尉祭酒臣许慎记上”。正文前载有“淮南鸿烈解叙”。虽未署名，实为高诱所作。其中十九篇题写《淮南鸿烈解》卷第×。但有《缪称训》、《要略》两卷题写：“淮南鸿烈间诂第十”、“淮南鸿烈间诂第二十一”字样。这就说明，北宋本是许慎、高诱两家注本相掺而成。

宋代苏颂曾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调升国史馆集贤院校理，任职九年。经过他校定的《淮南子》，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八篇。《淮南子》原文二十余万言，宋本仅存131300多字，就是说，残失了八万多字（参见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

判定《淮南子》为北宋本，是通过避讳而得到确认的。经过详细考证，避讳者共有六人。

①避“圣祖名”。圣祖赵玄朗，即赵公明，民间尊为财神爷，赵氏先祖。

玄（缺笔）：

《地形训》：“湿玄生羽风。”

《时则训》：“朝于玄堂太庙。”

弦（缺笔）：

《俶真训》：“弦歌鼓舞。”

《道应训》：“郑贾人弦高。”

眩（缺笔）：

《主术训》：“心有目则眩。”

《齐俗训》：“则百姓眩矣。”

炫（缺笔）：

《脩务训》注：“燿，炫也。”

《俶真训》注：“炫煌，采色貌。”

朗（缺笔）：

《原道训》：“新而不朗。”注：“朗，明也。朗，读汝南朗陵之朗。”

②避“翼祖祧庙”。翼祖，即赵匡胤的祖父赵敬。

敬（缺笔）：

《齐俗训》注：“曾子事亲，其敬多。”

《氾论训》注：“敬至也。”

擏（缺笔）：

《脩务训》：“弓待擏而后能调。”

镜（缺笔）：

《俶真训》：“镜太清者视大明。”

《览冥训》：“故圣若镜。”

境（缺笔）：

《时则训》：“边境不宁。”

《原道训》：“驰骋于是非之境。”

③避“宣祖祧庙”。宣祖，即赵匡胤之父赵弘殷。

殷（缺笔）：

《齐俗训》：“殷民叛之。”

《齐俗训》：“克殷残商。”

④避“庙讳太祖”。太祖，即赵匡胤（在位：960—976），宋朝的开创者。

匡（缺笔）：

《主术训》：“匡床蒻席。”注：“不安其匡床蒻席也。”

筐（缺笔）：

《齐俗训》：“筐不可以持屋。”

《诠言训》：“筐床袵席。”

⑤避“庙讳真宗”。真宗，即赵恒（在位：997—1022）

恒（缺笔）：

《时则训》：“东绝两恒山。”

《泰族训》：“事之恒常。”

⑥避“庙讳仁宗”。仁宗，即赵祯（在位：1022—1063）

贞（缺笔）：

《原道训》：“蚑蛲贞虫。”

《说山训》注：“而行贞正。”

徵（缺笔）：

《览冥训》：“手徵忽怳。”

苏颂生活在宋仁宗时代，可知宋本《淮南子》，最后成书于宋仁宗时期，当出于苏颂之手。

对于北宋本在南宋、元、明时期的流传，尚无记载。有清一代，最初为曹雪芹祖父曹寅（1658—1712）所藏。曹寅私家书目《楝亭书目》卷三“子集”记载：“《淮南子》，旧本一函十二册，汉淮南［王］刘安著二十一卷。”此后《淮南子》多次易手。

清代陈奂（1786—1863）曾经写下“题识”：“此北宋本。旧藏吴县黃荛圃（1763—1823）百宋一廛，后归同邑汪阆源（1786—？）家。高邮王怀祖（1744—1832）先生属余借录至都中。遂倩金君友梅景抄一部，藏之于三百书舍。顾涧苹（1770—1839）景抄豫大其贾四十金者，即此本也。道光四年陈奂识。”

《四部丛刊》的题识是：“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泖生影写北宋本，原书叶心高营造尺五寸三分，宽三寸六分。”

可知北宋本在清代顾氏（1820年）、陈氏（金抄本，1823年）皆有抄本，但已散失。所幸浙江江山刘履芬（号泖生）1872年从陈氏影抄一部，后入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涵芬楼。1920年，收入《四部丛刊》初编。

北宋本《淮南子》，清代学者顾广圻曾经抄录和校勘，他认为是当时“最善之本”，远出于《道藏》本之上。北宋本与诸本多有不同，其中不乏精到之处，且保留宋代以前旧貌。

比如：《原道训》：“源流泉滂，冲而徐盈。”高诱注：“浡，涌也。”正文中的“滂”字，《道藏》本、《道藏辑要》本、刘绩《补注》本、《汉魏丛书》本、庄逵吉本正文及注文皆作“浡”。浡，《广韵》“没”韵：“浡然兴作。”《尔雅·释诂下》：“浡，作也。”即“兴起”义，与文义不合。滂，《说文》：“沛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水广及皃。”指水盛涌出。《玉篇》：“滂，滂沱也。”知以“滂”字为胜。

明代《淮南子》二十一卷本较多，有明刊花口九行本，前除有高诱序文外，又有《淮南总评》一文。集中扬子《法言》、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高似孙《子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黄震《黄氏日抄》、孙鑛等十余家评论而成。其次还有明万历八年茅一桂刻本，收入《广汉魏丛书》、《四库全书》等之中；明茅坤批评本、明末闵氏刊朱黄刻印本；明万历十八年汪一鸾本；明崇祯间姚江张斌如刻本，并有著、注、评、榷、订等体例。

清代《淮南子》二十一卷本中，流传时间很长的是乾隆乾五十三年（1788年）、江苏武进庄逵吉（1760—1813）的《淮南子注》。庄本影响甚大。后代诸多丛书如《四部备要》、《子书二十五种汇函》、《二十二子》、《诸子集成》、《子书四十八种》、《十子全书》等，皆有收入。

对于庄本的评价，差别很大。近代大学者梁启超（1872—1929）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

《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清儒首治此书者为庄伯鸿（逵吉），当乾隆末，用《道藏》本校俗本，而以案语申己见，虽名校实兼注也。自庄书出，而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

梁大师对庄本的评价，后代学者看法多有不同。于大成《淮南王书考》列举五家评议，云：黄丕烈斥庄逵吉为“庸妄人”。顾广圻谓其书“全无一是”。王念孙谓其“未晓文义，而辄行删改，妄生异说”。吴则虞以为其大耑有五：“一曰底本不明也。二曰误从俗本。三曰注文与正文间隔。四曰引类书之不备。五曰校字疏失，更仆难数。”郑良树谓其过尚不止此，更有三耑：“六曰改今从古。七曰妄言曲说。八曰删省注文。”而于大成的看法是：“庄氏所校，固不得谓之善本，然在晚明清初缪本充斥之际，得此本出而矫之，亦足以一清学者耳目。”但他认为庄本不是“善本”。

《淮南子》二十八卷本，是把《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氾论》七篇分为上下，成二十八之数。此本最早为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刊刻《道藏》本，入《道藏·太清部》八百六十三册至八百六十七册。

《道藏）本翻刻较多，如明万历叶近山、明万历刘氏安正堂、明代王元宾；明江夏刘绩补注、明弘治王溥校刊本；明嘉靖九年王蓥等刻本；明万历临川朱东光刻《中都四子》本；明嘉靖吴仲刻本；明刘莲台刊小字本；清嘉庆所刻《道藏辑要》本等。而其中以刘绩补注本和朱东光中都四子本为最佳。

黄山书社2012年12月出版陈广忠校点的刘绩补注本《淮南鸿烈解》。刘绩是明代著名学者，江夏芦泉（今武汉市江夏区）人。生卒年不详。明弘治三年（1490年）进士，官至镇江知府。刘绩学识渊博，精于考据，著述宏富。据清代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记载，著有《礼记正则》、《三礼图》、《六乐图》、《太玄经注》、《补注管子》、《补注淮南子》、《芦泉集》等。其中有三部著作收入《四库全书》。

刘绩补注本《淮南鸿烈解》，成书于明孝宗弘治辛酉（1501年）。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二十二中说：“余未得见宋本，所见诸本中，唯《道藏》本为优，明刘绩本次之，其余各本，皆出二本之下。”

刘绩补注本的跋文中说：“据他书补数千字，改正数百字，删去百字。难释者，草草数语释之。”刘绩补注的主要内容有：

一、用直音法和反切法，标示音读。如：

《原道训》下：“先者隤陷。”刘绩注：“隤，音颓。”

《天文训》下：“秋分蔈定。”刘绩注：“蔈，芳烧切。”

《淮南子》的语音，属于上古音系统，并有楚语方言。

而刘绩所处的明代，属于近古音系统。时代相距一千六百余年，语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人已经不能准确读音和释义，标举音读，当然非常必要。

二、对许慎、高诱注文进行补注，尤其是对《天文训》、《地形训》等篇，做了大量的增补。这是刘绩补注本的最佳之处。如：

《地形训》上：“有角者脂而无后。”刘绩按：“《大戴礼》作‘无后齿’。”

同时，也纠正了高诱、许慎注文中的失误。如：

《原道训》上：“劲策利。”刘绩按：，旧作“锻”，非。

三、对于刘绩补注二十八卷本的底本来源，有与北宋本相同者。如：

《原道训》上：“恬愉无矝，而得于和。”矝，《道藏》本作“矜”。

也有与北宋本不同者。如：

《原道训》上：“宇宙而章三光。”，刘绩补注本作“紘”。

四、刘绩补注本二十八卷本与《道藏》二十八卷本，有一定联系。刘本与《道藏》相同者，如：

《览冥训》：“平公癃病。”注：“无灾耳。平公德使薄。”《道藏》本同。北宋本“使”字在“无”字上。刘本与《道藏》本同误。

刘本与《道藏》本不同者。如：

《天文训》上：“嵗名曰执除。”除，《道藏》本作“徐”。北宋本作“除”，与刘本相同。

对于刘绩补注本底本的来源，时下有三说：其一，“别一宋本”说。郑良树《刘绩本〈淮南子〉校记》云：“其底本实本于北宋、《道藏》而外之别一宋本。”其发轫者当为吴则虞《淮南子书录》。其二，出自《道藏》本说。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于大成《淮南王书考》等，主张刘绩本“翻刻《道藏》本”。其三，“混合本”说。陈静先生《淮南子的版本系统》引罗浩《淮南子版本史》认为：“刘绩本的祖本不止一个，而是旧本、一本和别本的混合物。”

我的考察结果是：刘绩本的底本，主要采自《道藏》本，并参照北宋本、旧本、一本、别本，精心校勘而成。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刘绩本与《道藏》本共同失误的次数，远远超过刘绩本与北宋本共同失误的次数。

五、刘绩本胜于北宋本、《道藏》本者。如：

《天文训》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十七万，北宋本、《道藏》本作“七十万”。皆误。

六、刘绩本失误者。分为五类：

沿袭北宋本、《道藏》本失误者。如：

《主术训》上：“横局四方而不穷。”局，北宋本、《道藏》本同误。庄逵吉本作“扃”。当是。

正文增字失误者。如：

《本经训》：“帝者不体阴阳则侵。”○绩按：旧本无“不”字，下皆然，非。陈广忠按：刘绩本三句中增加了三个“不”字，皆误。

注文失误者。如：

《天文训》下：“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绩按：“每终二十年，三终共六十年。”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盖一终而建甲戌，积千五百二十岁；二终而建甲午，积三千四十岁；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积四千五百六十岁。”刘注误。

脱文例。如：

《时则训》下：“命有司大傩，磔。”北宋本、《道藏》本“磔”上有“旁”字。当脱。

形误例。如：

《主术训》下：“势不反君。”“反”字形误。北宋本、《道藏》本作“及”。

《时则训》下：“命曰畅月。”北宋本、《道藏》本作“畼”。《说文·田部》：“畼，不生也。从田，昜声。”《大戴礼记·夏小正》旧注：“畅，一作畼。”畅、畼虽然可以通假，但本字当作“畼”。

七、刘绩补注本的参照版本。刘绩补注本的参照本，主要来自《道藏》本，其次是北宋本，同时还参考了多种版本。

参考“旧本”例。如：《地形训》下：“煖湿生。”○旧本“”作“容”。

陈广忠案：刘绩本是。北宋本、《道藏》本作“容”。形误。

《原道训》上：“而无所私。”○绩按：“所私”，旧本作“好憎”，非。陈广忠按：北宋本、《道藏》本作“好憎”。

参考“别本”例。如：

《地形训》下：“青土树木之野。榑木，榑桑。”○绩按：别本注皆“日所出之地”。陈广忠按：北宋本、《道藏》本无此注。

参考“一本”例。如：

《缪称训》：“而不可以昭誋。”○绩按：一作“昭志”。非。陈广忠按：北宋本、《道藏》本作“照志”。

明万历年间临川朱东光（1532—1618）刊刻《中都四子》本，1579年刻于凤阳。其中的《淮南子》，为二十八卷本。《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云：

《中都四子集》六十四卷。

明朱东光编。东光字元曦，浦城人。隆庆戊辰进士，官分巡淮徐道。以老子在亳，庄子在濠梁，管子在颍，淮南子在寿春，皆中都所辖地，因与凤阳府知府张云登（当作张登云）裒而刊之。《老子》二卷，用河上公注。《庄子》十卷，用郭象注。《管子》二十四卷，用房玄龄注及刘绩增注。《淮南子》二十六卷，用高诱注。时郭子章奉使凤阳，每书各为之题词。其书刊版颇拙，校雠亦略，又于古注之后时时妄有附益，殆类续貂。遂全失古本之面目，书帕本之最下者也。

本书卷端题“汉汝南许慎记上，涿郡高诱注释，明临川朱东光辑订，宁阳张登云参补，休宁吴子玉繙校”。其书后有万历己卯（1579年）李太和跋曰：“张君乃求得高注本于郭工部相奎，遂汇为中都四子集。”知底本出自郭相奎之家。中都四子本刻成，风行学界。

《道藏辑要》本《淮南子》二十八卷，较早的有清嘉庆间蒋元庭翻刻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本，题名“许慎记上”，内容也有所修正。这是当前流行的版本。

《淮南子》节本中也有影响较大的，如初唐魏徵（580—643）、褚遂良（596—659）等编辑的《群书治要》，节录《淮南子》的内容就有《原道》、《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说山》、《人间》、《泰族》等有关篇章的精粹部分。明代昆山归有光（1507—1571）等辑有《淮南子》七卷，收入《诸子汇函》本之中，每卷卷末附有评语，分析段落气势及大旨。明张榜芟辑有《淮南鸿烈辑略》，明代汪明际有《淮南子删评》二卷，明代焦竑注释有《淮南子》二卷，存于注释《九子全书》内。

国外对《淮南子》的版本、注疏、考释、检索、哲理等方面的研究，也日渐增多。《淮南子》作为道家学派西汉时期的代表作，同整个中国道家思想体系一起，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淮南子》传入日本很早，日本今存的《淮南子》版本较多，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据藤原佐世（829—898）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所载，约在我国唐代时，日本就有：《淮南子》二十一卷，汉淮南王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二十一卷，许慎注。《淮南略》一卷。

日本还发现唐抄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二十卷的残卷，为日本荻秋歌卷背唐抄本，字迹与敦煌卷子本略近。此卷与今本颇多出人，注文尤盛。如《淮南子·兵略训》高诱注中“有毒者螫”之句，抄本“螫”作“”，“”即《说文》之“”（螫也，从虫若省声）。《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四引作“蠚”，今本作“螫”者，为形近而讹。由此可知，日本唐抄本《兵略间诂》残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对《淮南子》版本源流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日人仓启武四郎的《淮南子考》。全文对许慎注、高诱注及北宋、明、清及近代的《淮南子》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脉络清楚，颇有影响。至于在各个学术领域对《淮南子》进行的专题研究，日本近百年来发表的论文、论著也有数百种。

西方学者对《淮南子》的兴趣极大。1944年，由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编印的《淮南子通检》，与多部通检一起，正式刊行。《通检》以《四部丛刊》本为准，并参考192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而编成。1968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这是《淮南子》研究唯一的供检索用的工具书。

现代西方学术界主要精力集中在《淮南子》的哲学和文化思想领域。比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Roger·T·Ames（安乐哲），长期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化的研究，成绩卓著。其研究《淮南子》的代表作《中国政治艺术之一环—主术》，对《淮南子·主术训》中所倡导的黄老道家统治术“无为”、“法”、“术”、“势”、“用众”等范畴进行了研究，并同先秦儒、法、道各家的统治术进行了对比，益见淮南王思想之卓越。

美国布朗大学宗教及东亚研究所教授罗斯（Harold D·Roth）的《淮南子的文献源流》一书，对《淮南子》进行详尽的文献分析，成为英语系统中论述《淮南子》版本系统的佳作。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Charles le Blanc（白光华）教授，对研究东方文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的《汉代早期哲学思想的综合——〈淮南子〉》，也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专著，显示了他的深厚功力。

奇才奇书

《淮南子》行世以后，影响至为深远。两千多年来，许多学者对其人其书进行评论，或褒或贬，界域分明。

汉代较早给以评说的，是东汉著名学者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其中说：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人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

高诱少读《淮南），注疏又花了七年时间，对《淮南子》二十万言下过硬功夫。他在《叙》文中，对《淮南子》的主旨、特点、价值，第一次做了切合实际的评价。

盛唐时期著名史论家刘知几（661—721）在《史通·自叙》中说：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书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刘知几不愧是史论之英，他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语。

对《淮南子》风格之源流，南宋史学家高似孙《子略》中写道：

少爱读《楚辞》“淮南小山”篇，耸峻環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离骚》有《传》，窈窕多思，致每曰：“天下奇才也！”又读其书二十一篇，篇中文章，无所不有。《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

淮南王刘安的写景、抒情小赋《招隐士》，评论《离骚》的专论，以及大作《淮南子》，都令高似孙喜爱、羡慕和惊叹。淮南王刘安之为文，汲取屈子、列子、庄子、吕不韦诸家之长，熔雄奇、豪放、宏论于一炉，可谓是“天下奇才！”

明代嘉靖“后七子”之首领王世贞（1526—1590）在《读淮南子》中认为，《淮南子》“成一家之言”。他说：

淮南王之才甚高，其笔甚劲，是以能成一家之言。盖自先秦以后之文，未有过《淮南子》者也。

明际郭子章（1543—1618）在《中都四子》本之《淮南子题序》中这样评价：

自有子部以来，未有若是书有理而且备者。岂史称淮南好读书，无声色犬马嗜欲他好，专精于是书？

清代词人谭献（1832—1901）在《复堂类稿》中说：

《淮南子》为九流之钤钥。欲求百家之学者，当以此为权与。

他认为，《淮南子》是打开儒、道、墨、法、阴阳、名、兵、农等九家学说的钥匙；研究诸子百家的学说，应当把《淮南子》作为起点。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这样评论：

《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他又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写道：

《淮南鸿烈》实可谓集道家学说之大成。

当代学者刘文典在他的《淮南鸿烈集解·序》中赞道：

淮南王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诚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

他的安徽友好胡适在其书《序》中也说：

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迄乎近世，经师旁求故训，博览者始稍稍整治秦汉诸子，而淮南王书，治之者尤众。

胡适“奇书”之誉，真乃一语中的。

对历史人物及学术思想的评价不可能千部一腔。东汉学者扬雄（前53—18年）在《法言·君子》说：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

他认为《淮南子》无所取。看来，这位多才的川学大家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书解》中说：

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

他认为淮南王刘安不是因为招致门客著书而致祸，实际上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也并未贬低此书。

当代有些学者的评论则走得很远。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中国哲学史》中说：

《淮南鸿烈》为汉淮南王宾客所共著之书，杂取各家言，无中心思想。

冯氏所言非也。高诱、梁启超、胡适等都明言《淮南子》属“道家”；倡扬“天人合一”，就是其思想主旨。不知冯氏所言“中心思想”为哪般？

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在《中国通史》中说：

《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

王世贞早就言明《淮南子》“成一家之言”，胡适誉为“绝代奇书”，范氏的评价有失公道。

思想史家侯外庐（1903—1987）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也说：

这部杂家之言，间有儒者六艺与法家术势诸说，而主要篇幅则为阴阳五行家与老庄道家的混血种。

侯氏的《淮南子》“混血种”之说，竟出自思想家之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无中心思想”、“不成一家言”、“混血种”，诸多学者，皆如是言，是欤？非欤？时代、先贤早已做出论断。

在儒学独尊的中国文化史上，《淮南子》的博大精深，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可以说，《淮南子》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遭不幸的学术著作之一。它的不幸，乃是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所造成的恶果。现在，污水已经擦去，迷雾已经拨开，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得到恢复，“奇才”、“奇书”，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