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宇宙模式及盖天说

我国古代人民对于宇宙结构体系的构思，是非常美妙的。最早出现的是天圆地方说，而后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都经历过最直观、最朴实的天圆地方说的阶段。如古印度人认为天是一个半圆形的罩子，大地由四头象驮着，四头象立在一头大鲸鱼背上，鲸鱼则在汪洋大海中遨游。古埃及人认为天像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天是盒子的顶，撑在大地四角升起的四座大山顶上。

天圆地方

为什么叫天圆地方呢？它的较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季春纪》：“天道圆，地道方。”而西汉戴德的《大戴礼记·天员》中也有“天圆地方”的记载。按照东汉时的《周髀算经》的观点认为，人们所居住的大地是方方正正的，并且是静止不动的。仰望天弯，就像一个倒扣着的锅，日、月、星辰在上面不停地运行。《晋书·天文志》中说得最明白：“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便是天圆地方说的产生情形和主要观点。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着一个神奇的传说：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这个神话的背景便是天圆地方说。这座位于西北方的不周山原来是一根撑天的巨柱，天穹便由几根这样的大柱子支撑着。暴怒的共工，一头撞在天柱上，天的一角便塌了下来。

为什么我国古代会产生这样的神话呢？因为我国古代人民主要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而且大多是平原，西北方是高山，东南方地势低洼，无数的江河都流向东方。在这里观测的日、月、星辰，都是东升西落的。因此古人便猜想，西北方天空不倒塌，星辰怎么会跑向那儿去呢？我国古人便根据这些自然现象，创造出“共工触不周山”的故事。这种神话古朴而壮美，虽不符合今天的科学实际，但是比起“上帝造物”说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淮南子·览冥训》中“女娲补天”的神话，也是“天圆地方”理论指导下的产物：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善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

古代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仗，破坏了人世间的安宁。宇宙崩摧，天塌地陷。烈焰不息，洪水洪流。猛兽猖獗，毒虫遍地。女娲斩断巨鳌的四条腿，作为撑天的柱子，把破烂不堪的“天”用神奇的五彩石补缀起来。这就是非常标准的“天圆地方”说。圆天有九重，方州有九个，四边有四极。这便是我国流传最早的宇宙结构模式。

盖天说

“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大约产生在远古时期，到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完成。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有战国时阴阳学说代表人物邹衍（？前324—？前250年）关于“地方”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大戴礼记·天员》中记载，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参，就提出过疑问：“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半球形的天和方形的地，如何能吻合在一起呢？其他的问题还有：天盖上缀着的星星，它们转到地平线下以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又会从东边升起来？

这样，古人针对这些难解的问题，又提出了盖天说的观点。这种看法集中地记载在东汉时成书的《周髀算经》之中。书中认为，天就像一个盖笠，大地像是一个倒扣着的盘子，大地是静止不动的，而日、月、星辰都镶嵌在天弯上，围绕北极而转动。《晋书·天文志》中记载说，天是一个弯形，地也是一个弯形，而两个弯形的间距是八万里。这种观点，比认为大地是平正的看法又前进了一步。在对宇宙的认识上，有一定的价值。

在《淮南子》中，已由天圆地方说转向盖天说（有人认为是浑天说）。主要体现在它的许多关于天体运行规律的记载，都是用盖天说的理论来解释的，而且有一定的科学性。

关于天体运行方面，《淮南子·天文训》中这样说：

紫宫执斗而左旋。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

月从右行四仲。

这里指出，以北极为中心，以北斗斗柄旋转为准的全部天体周日、周年视运动，是自东向南向西，即“左旋”。而岁星（相当于雌的北斗）和日、月、五星的周年视运动，是自西向南向东，即“右旋”。这里的紫宫，是北斗七星中第一颗星所贴近的地方。北极是“天”的轴心，“天”一直在绕中心旋转，“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昆仑是相对的，五星、二十八宿都围绕着北极而转动。而《淮南子·天文训》中，正是用斗柄所指的不同方位来定一年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的。

盖天说与天圆地方说相比，其可取之处，是它的理论有部分是正确的，而且可以通过仪器的实际测量来得到一些数据，它反映了某些天体的演变规律。例如用圭表测量来定方向、测时间、求回归年的长度等，便是其中的内容。

这种仪器的功用记载在公元前2—4世纪的《周礼》之中。土圭一般是用玉石做的，平放在地的南北方向。而“表”立在“圭”的南端，二者互相垂直，组成了最简单的天文仪器，以用来测量每天中午日影的长度。《周礼·考工记·玉人》中说：“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意思是说，土圭长一点五尺，可以用来推算节气的日期，量度土地远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周礼·地官·司徒》）。意思说，夏至时土圭的影子有一点五尺长。太阳照到直立的杆子（“表”）上，杆影就可以投到土圭上。杆影长短与太阳距离赤道南北的距离有关。

《淮南子·天文训》中说，立八尺高的表，冬至日中午的影长为一丈三尺，而夏至日中午的影长为一尺五寸。根据现代天文仪器测量，从《淮南子》中的这两个数据可以知道，观测地点的纬度是34°48′，这就和陇海线一带的纬度很相似，可能就是在洛阳观测的结果。按照这两个数据，可以算出当时的黄赤交角为23°54′。用近代天文推算的结果为23°44′，相差也只有10′，可见《淮南子·天文训》中是实测记录。这就有力地说明，《淮南子》的作者对地球与太阳的观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淮南子》中对“盖天”的宇宙模式是这样描绘的：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万里。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天阿。

“九野”，也即九天。它的记载较早见于屈原《离骚》和《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天文训》把九野与二十八宿结合起来：

何谓九野？

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

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

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

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

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

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

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

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这种把九天与二十八宿对应起来的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九天、二十八宿以后，接着又详细记述了五星的运行。其次是八风，它指的是四季之风。每季有两风，随着季节的变化，每隔45天便有一种主要之风。八风分别是：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淮南子》中还把天上的五方区域，仿照人间官制，设置官长来进行统治。这个观点也被司马迁接受，所以他把天文一章取名为《史记·天官书》。这五方官长是：

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

这样天空中主农、主兵、主狱、主土以及四方总管等各种官职便齐备了。还有六府，是天上的藏谷之所。除此之外，还有五垣，它是上天的最高神天帝发号司令、居住、游乐的宫阙，统称五垣，它们是：

太微，位于北斗之南，也就是天极星，今叫北极星，它是天上最尊贵的神太一办公的宫殿。《史记·天官书》中列为开篇之首。北极星距地球约400亿光年。它是目前距离北天极最亮的星，距极点不足1°，因此对于地球上的观测者来说，它好像不参与周日运动，总是位于北天极处，因而称为北极星。正是这个特点，使它成为天空中的重要恒星之一。所以古人把天上最高的地位赋予它。

紫宫，又叫紫微，位于北斗之北。《史记·天官书》谓有十二个星座，举其大者。《晋书·天文志》认为有十五个星座。《淮南子·天文训》中把它比为太一的居住之室。

轩辕，也叫轩宫。《史记·天官书》中说：“轩辕，黄龙体。”《史记·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淮南子·天文训》中称为帝妃居住的地方。

咸池，《史记·天官书》：“西宫咸池。”《史记·正义》：“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鱼鸟之所托也。”

天阿，《淮南子·天文训》：“群神之阙也。”也就是把守天庭的门户。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考证说“天阿”应为“天河”，可供参考。这样就把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空区域进行了划分。到了《史记·天官书》中，变成五宫，即中宫加四方之宫。后代又减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

这便是《淮南子·天文训》中关于“盖天”的模式。除了五官、六府缺乏科学性，八风属于气象问题之外，其余的内容便是对整个天际星空的区域划分，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天象体系。这是为了观测天象和认识星辰而研究出来的。从五垣开始，便是九野及二十八宿、五星和五象。这些内容，乃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精华所在。它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基础。从《史记·天官书》开始，历代正史中的天象系统，几乎无一不是按着这个体系和思想方法延续下去的，可见《淮南子·天文训》的天文学理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大地模式

那么大地的模式又是怎样的呢？《淮南子·地形训》中说：

天地之间，九州八极。

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士，正东阳州曰申土。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诸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

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

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

这便是《淮南子·地形训》中设计的大地模式。这个设计充满了想象的成分。这个模式，来源于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邹衍地理观的要点是“大九州”的思想。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按照邹衍的叙述设计，大地为一正方形，中国位于正中，为八十一分之一。环绕中国而如中国的州有八个，连同中国合称为九州。九州的外面由小海环绕着；小海之外，更有像九州的地区八个，这便是大九州。大九州的外面更有大瀛海包围着，于是便和天、地的边缘接近了。

《淮南子·地形训》中的观点与邹衍相似，只有两点稍有不同：其一，邹衍的大地设计是一个正方形，《地形训》中的是一长方形。南北长，为“三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为“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其二，《地形训》中把“大九州”定为八殥，又增加了八纮、八极，以及环绕的海泽名称，并且使之具体化。总的来说，两者的内容是基本相似的。

从《淮南子》中记述的这个宇宙模式来看，它确实是按照盖天说的理论来规划设计的。这里面既有科学的探索，更有许多虚构的记载和荒诞的附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确实说明了我国古代人民具有敢于探索的精神，并把自己从封闭的小圈子束缚中解脱出来，去揭开整个地球及宇宙的奥秘。在《淮南子》宇宙模式中，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五星、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五垣等内容，都作为珍贵的科研成果而载入史册。而所谓九州、九野、八殥、八纮、八极、五官、六府等等，事实证明都是杜撰的，根本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造成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盖天说的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们没有认识到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球体，还有公转、自转一套道理，而认为大地是平的，这就陷入立论错误之中。

测量天高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存在着盖天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错误，就是测量天的高度，得出了“千里差一寸”，“天高十万里”的结论。《淮南子·天文训》中说：

欲知天之高，树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阴。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阴短寸。南二万里则无景，是直日下也。阴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则置从此南至日下里数，因而五之，为十万里，则天高也。

这是使用勾股定理而造成的一条错误假设，“凡日影投于地，千里差一寸”。这个数据不是通过实际测量得到的，而是通过推导产生的。这个影响很大的命题，经过比《淮南子》之后的《周髀算经》的论证，以讹传讹，致使错误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一直到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和尚（683—727）亲自主持一班人，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才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数据。

盖天说的理论本身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天”是如何悬在十万里的高空？天和地又是怎样连接的？这些问题它是无法回答的。可见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完美模式。战国时代的屈原曾在《天问》中对当时流行的盖天说提出怀疑和质问：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天宇有九重之高，什么人营造了它？）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运转的轴心系在何处？天的顶端安放在哪儿？）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八根柱子在哪儿抵挡？东南方为什么短了一截？）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九天的边际，在何处安排连接？）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日月在哪儿相会？二十八宿在何处陈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上天运行在什么地方与地重合？十二辰把什么划分？）

《天问》中提出的问题，好像是责难《淮南子·天文训》一样。屈子抓住盖天说的关键问题，像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穷追不舍。这些问题中确实有些是盖天说的理论所没有办法解释的。因此促使人们向新的领域进行探索，于是一个新的宇宙模式浑天说便在战国时代应运而生了。

在《淮南子》还有宇宙无限的观点。宇宙的无限或有限，是哲学宇宙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继承了古代朴素的唯物的宇宙无限观，给“宇宙”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淮南子·齐俗训》中说：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这样，“宇”包括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向的三维空间；“宙”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宇宙”相当于现代科学的四维时空。它是时间和空间的有机统一。时间是永恒的，空间是无限的。世界上一切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内才能运动。这个正确的宇宙观，体现在《淮南子》的天体演化学说之中。在2200多年前的时代，《淮南子》的作者，就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无疑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