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沦陷

赵毅

抗日派与投降派的斗争

吉林省的军政人员，在吉林沦陷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分化成两派——抗日派与投降派。一方面，以熙洽、孙其昌等为首的投降派，早在日军卵翼下组织了傀儡政权；另一方面，以若干爱国军政人员为中心的抗日派，也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宾县建立起抗日救国政权。

在投降派方面：吉林伪组织成立以后，熙洽、郭恩霖、孙其昌、于琛澂等分别向各地驻军将领进行拉拢，威胁利诱，冀使与之同流合污。熙洽首先派吉海路总办李书铭偕同少校副官刘宝元到哈长路线和哈尔滨一带向各旅团长“慰问”，并声言只要服从熙的命令，关于个人地位和军队饷糈等都不成问题。郭则派其参谋处长佟衡及其胞弟郭雨霖，孙则派袁庆濂（袁金铠之侄），分头以私人名义向有关系的将领进行拉拢活动。于则派阿城电灯厂长张星桥等持其亲笔信深入部队策动合作。他们都是一方面宣传日本已动员几个师团，兵力强大，难以抵抗；另一方面就鼓吹团结，充实自己力量，消灭异己，然后待机“抗日”。当时坠入他们的圈套起了动摇的大有人在（如驻哈的第二十八旅团长白文清、第二十六旅团长宋文俊等）。

我也是汉奸们拉拢的对象之一。我原是驻双城的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二团团长，因旅长苏德臣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去吉林投靠熙洽，张作相命我接任旅长职务。那时候，张作舟的第二十五旅、冯占海的卫队团以及在长春遭到日军袭击的炮兵团、辎重营等都先后集结于松花江以南地区。我指挥的第二十二旅，除第六六一团驻在敦化外，第六六二团和第六六三团都驻在双城及哈长铁路沿线。哈长路因有国际关系，在事变后始终畅通无阻。在吉林、哈尔滨两方对立的情况下，双城便成为哈尔滨的门户，我旅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宾县抗日政权成立后，吉林伪组织要想统一全省，就必须经过双城夺取哈尔滨。因我和他们都有悠久历史关系，所以他们竭力对我威胁利诱，企图使我软化，跟他们同流合污。熙洽、于琛澂先后派车玉堂（双城商会会长）、张星桥、李书铭、刘宝元等人到双城找我会谈，并送到“委任状”任命我为“剿匪副司令兼参谋长”，附送大洋三万五千元。我当时把钱收下作为军饷，伪委任状和命令原封退回，并分别函复熙、于，责以大义。后来，孙其昌、郭恩霖两人又以和我师生、同学的关系，分派袁庆濂、郭雨霖、佟衡等分头向我进行游说，均被我严词拒绝。

吉林群奸在向各方面拉拢活动的同时，并抓紧时机利用省军械厂储存的武器（步枪两万多支、子弹约五千万发），以附逆的各部为基干，在日军直接扶持下，很快就编成了五个旅。熙洽为了统一军事、“扫荡”未附逆的军队起见，于十月底委派前被张作相撤职的骑兵师长于琛澂为“吉林省剿匪司令”（“匪”是指未附逆的军队），委派李文炳、刘宝林、马锡麟、王澍堂、李毓玖等为旅长。当时附逆的各部队下级官兵，都为那些大小汉奸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一时认不清他们的卖国伎俩，故而蜂拥蚁附地做了他们的爪牙，成为汉奸组织的有力工具。

与此同时，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态度，已由暧昧而明朗化。哈埠系哈满、哈绥两线的国际交通中枢，更为南、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张景惠的职权虽只限东铁特别区，与地方军政素无关系，但因他是张作霖当年的伙伴，资格最老，地位高而且重要，所以他的动向，影响很大。在事变以前，他早已成为日酋心目中的宠儿。板垣退之助不断与张有联系，汉奸谢介石（早已入日本籍）和张的干儿子日人义田经常包围他并为之奔走。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已由日军的宠儿变成了日军的代理人。

原来日军在扶植吉林群奸的同时，就着手在暗中扶植张景惠的工作了。他经日军由沈阳兵工厂拨给步枪三千支和一部分重武器，以扩充警察队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大事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企图等待时机，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哈埠原驻有丁超和邢占清两个旅，张景惠名头虽高，武装力量甚小，所以他虽然亲日，暂时还不敢公开反对抗日。但到日军侵占了哈尔滨的时候，他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无遗了。

在抗日派方面：初时，人们对熙洽等的认识还很模糊，因熙标榜着“忍辱负重”等谎言以淆惑视听，欺骗群众；及至十月初清朝遗孽罗振玉、金璧东等潜入吉林后，熙洽的汉奸面目始完全暴露，张作相对他也很绝望。但张始终遥领吉林军政长官名义，对熙的投敌卖国，并未下令撤职，亦从未通电声讨。迟至十一月间，张作相才电令吉林部分军政人员不要听从熙洽的伪命，委派诚允到宾县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的汉奸组织相对抗；同时委派原吉林省陆军整理处副监李振声（后来附逆了）到哈尔滨代行边防副司令长官的职权，希望他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结果，因诚允与李振声两人意见不合，互相倾轧，以致数月之间，一事未办。

最明显的是哈尔滨竟成了“三不管”的地区。张景惠虽尚未打起投降的旗帜，却公开进行卖国活动，无人过问。镇守使丁超负有地方绥靖责任，但一则对同时驻哈的邢占清旅无权直接指挥，军事行动不免有所掣肘；二则丁并无抗日决心，虽宣称绝不与熙洽同流合污，暗中却派参谋长孙武忱等去给日酋本庄繁送礼物，妄想与日方合作，在哈独树一帜；李振声虽为张作相所委派的全省军政大员，但系只身到哈，又不孚众望，因之一筹莫展。这三个势力各自为谋，互相猜忌，形成谁也不管谁的局面。这种情况，使投降派势力日渐扩大。

约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间（旧历腊月中旬），于琛澂的“剿匪部队”五个旅，已编制装备齐全，为了消灭不肯附逆的抗日力量，在日军的主使下开始了军事行动。于亲率李毓玖、马锡麟、刘宝林等旅由舒兰经榆树大举向北推进，一月十六日在榆树先把张作舟部（第二十五旅）击溃，并俘虏了张作舟本人和团长任玉山等。同时，于为了进军哈尔滨，要假道双城，一再派人到双城跟我商谈，并直接跟我通几次电话，都被我拒绝。他们看到我的部队是以逸待劳，而且严阵以待，乃绕道拉林，于一月二十三日在拉林把冯占海部击溃。这是抗日派和投降派武装冲突的开始。

于逆占拉林，曾约我去面谈，我劝他早日悬崖勒马，一致对外。于很不入耳，但因我系哈长护路部队，他既顾虑国际关系，又怕糜烂其双城家乡，故不敢扣留我。最后表示要我相信他，同他合作，将来他另有主张，并频嘱我于日军经过双城时，切勿冲突，我漫应之。

熙洽等汉奸准备就绪后，即下令撤免丁超、邢占清等的职务，并调动伪军节节向哈埠进逼。但不愿做亡国奴的军人们在这种形势下，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哈埠人心惶惶、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亲率步兵一团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星夜赶到哈尔滨（道外），混乱局面，开始澄清。他首先会同丁超、王之佑在江北呼海铁路车站约马占山会面，痛陈抗日和保卫哈尔滨的利害。马表示赞成在哈成立统一军事机构，允予派队过江增援，并补助枪弹五十万发（实际上他正在做降日的活动）。丁超为了保持地盘，也极力表示合作。遂即由丁、李等召集所有抗日派军政人员在哈开会，决定保卫哈尔滨，并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战军事，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同时由李、丁和王之佑、冯占海及我等会衔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军民一体奋起抗战。地方团体和银行界拨哈洋五十万元支援粮饷，哈埠人心为之大振。至此，哈尔滨便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心，同时也更成为敌伪所要“扫荡”的主要目标。

遗憾的是，李、丁等并未能以斩钉截铁的手段把张景惠消灭，对其卖国活动，竟仍听之任之，不加制止；而张作相对李、丁等在哈的抗日组织，始终未予以正式名义和鼓励，对其成败也是不加闻问。自卫军抗战所以失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双城阻击战

吉林于琛澂部先后在榆树、拉林击溃张作舟旅和冯占海部以后，接着就把矛头指向哈尔滨，而双城位处要冲，他们为了配合长春日军的北进，就非控制这个地方不可。

当时汉奸熙洽、孙其昌和郭恩霖等都妄想把我拉过去，但我和部队内的基干却有一个共同信念——不当汉奸，打日本。不过，我们在当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可能跟他们硬碰。因此，我不能不对他们虚与委蛇，以期能在有利时机发挥更大的力量。同时，我也曾对那些汉奸们存着一定程度的幻想，就是希望他们“猛醒”和“回头”。但是，幻想毕竟是幻想，形势逼着我们非同他们决裂不可。

于琛澂一面率领他的主力北上，向哈尔滨进逼，一面派刘宝林旅开到双城东十里铺附近，对我部进行监视和威胁，其目的仍在逼我跟他们合作。我因与刘是熟人，为使其对我不怀疑、不戒备，也曾虚与周旋。同时在吉林省城的孙其昌、郭恩霖也都和我通电话，告我以日军天野旅团兵车即将北开，路过双城，要我表示合作，不可冲突。

我是早已有了作战准备的，除已把所属部队作了适当的部署以外，还控制了三列装甲车。当得到日军将由长春出发的情报时，我看到形势已急，不容再事迁延，遂下了打的决心。二月一日拂晓，我亲率约五个营的兵力，轻装急进，把尚在睡梦中的刘宝林旅包围起来，一举击溃，伪军官兵纷纷缴械投降。除刘宝林率领一部脱逃外，被我虏获大小枪五六百支，官兵七百多人。这一胜利给官兵以很大鼓舞。

我本来只想打日本侵略军，并不想打伪军，但在当时情况下，如不先解除刘宝林旅对我们的威胁，则不但无从实现消灭日军的愿望，反而还有被他们所消灭的危险，更谈不上保卫哈尔滨了。因此，我们决心先给伪军一个“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之后，马不停蹄地驰返双城，再作第二个“出敌不意”的部署，等待日军的到来。

我们解决了刘宝林旅以后，在赶返双城途中，于兰旗屯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我首先发问：“我们已经把卖国的汉奸部队刘旅打垮，今后还应当打什么人？”官兵们异口同声地高喊：“打日本！”真有声动天地、气吞河岳之概。我被士兵们这种爱国热情感动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激动地说：“你们真是爱祖国的好男儿呀，我代表东北老百姓欢迎你们抗日救国，感谢你们抗日救国！”这时候，全体官兵沸腾起来了，弟兄们个个摩拳擦掌，高呼“打日本”、“打汉奸”，情绪激昂，士气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痛击日军天野旅团的计划，已经胜算在握了。

然而，事实上双城战役形成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取得了胜利，后一阶段则遭到惨重的损失。

（一）第一阶段：痛击日军天野旅团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一面令第六六三团陈德才部在兰陵河岸老少沟隘路内布置埋伏，把铁道拆毁，以颠覆日军兵车，然后相机予以阻击；一面在双城车站布置埋伏，等待日军兵车开到后，相机予以歼灭。同时把这种计划报告给甫经在哈成立的自卫军总司令部，并要求他们派兵增援。

不料陈德才团（后来他投降伪组织，当了旅长）并未执行命令，不但未能给日军以袭击，连铁道也并未破坏，因之未能达到迟滞敌人前进的目的。二月一日（旧历腊月二十三日）午后，侦悉敌人的兵车已经安然经过老少沟，并且渡过了松花江桥，恰巧这时候我们在双城车站的伏击部署已经完毕。在晚八时左右，北上的天野旅团两列兵车先后开进双城车站，拟在双城集合，然后展开部署向哈尔滨进攻。因事先熙洽、郭恩霖等都认为我们一定默许日军由双城通过，甚至还认为我们也绝不敢触犯“皇军”，所以预向日方提出双城驻军已撤离铁道线的保证。日军也竟信以为真，未做任何战斗准备。那时正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冬，日军兵车两列相继进站以后，立即整队下车，架枪、吃饭，同时拢火取暖。当此稍纵即逝的时机，我们官兵在一声号令之下，以猛虎搏兔之势，三面发起突击，先用猛烈而集中的炮火和机枪火力把敌人压倒在站台上下，继以刺刀、手榴弹发起白刃战。日军措手不及，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拥作一团，有的钻在车下，有的跳墙爬入附近院落内希图逃命。我们这次奇袭，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天野旅团的主力遭受严重打击。

我们在老少沟的阻敌计划虽未实现，在双城车站的战斗，却完全实现了预期的计划，并且获得相当的战果（据当时估计，打死打伤的日军约计数百名）。这在当时的确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一场激战。这是正规军队抗战继江桥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胜利，对北犯的日本侵略军，确是一个迎头痛击，对熙、郭、于等汉奸更是一个当头棒喝——警告他们：绝大多数官兵是爱国的，是抗战的。

双城老百姓的帮助，也是令人难忘的。他们不仅在战斗前在人力物力上给了我们很多方便和援助，还在战斗开始后给我们运弹药、抬担架，甚至还有一些青年人投身到队伍中参加杀敌。至于烧水送饭，更属余事。

（二）第二阶段：部队遭受惨重牺牲

双城战役，前一阶段是胜利了，可是接着就遭到日军陆空增援部队的突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当我们在双城车站给天野旅团以奇袭时，日军闻讯，立即由长春派出陆空部队驰赴双城应援，除装甲车、坦克以外，还有飞机二十多架配合作战。而我们在奇袭得手以后，未能机动灵活地及时撤出战场保持有生力量。同时，由哈派来增援的王孝芝团赶到双城近郊，看到战事仍在继续，日军飞机已来增援，因而畏缩不前，望风逃去，致使我旅陷于孤立。而且双城地形开阔，目标暴露，我旅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猛烈轰炸之下，遭到惨重的损失。壮烈牺牲的，计有第六六一团团长吴永和、第六六二团营长苏成翙和连长金永山、张金城、李振海、张宝库，排长刘金胜、何万厚等校尉官二十余人，士兵伤亡约六七百人（多在车站左右和韩光第坟附近）。

我旅脱离战场向哈尔滨方向撤退后，哈尔滨的门户双城即于二月二日被日军占领。

日军天野旅团由于遭受我旅的严重打击，引为奇耻大辱，当我军撤退后，立即施行残酷的报复，以图泄愤。他们不但将我遗留在战场上的受伤官兵用刺刀刺死，就连已经阵亡的官兵尸体，亦多被剖腹，有的甚至挖心挖眼，并严令地方百姓不准收埋，暴尸达六七日之久，狼噬狗啮，惨绝人寰，直到过旧历年关后（正月初一）才许可地方收尸埋葬。双城人民钦敬这些烈士们为国捐躯，自动捐献棺木，将此数百忠骸排葬于双城西门外十里铺，并树立忠勇墓的标志，以资永垂不朽。

哈尔滨的沦陷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于琛澂部伪军经榆树向哈埠挺进后，在榆树的张作舟旅和在拉林的冯占海部，先后战斗失利，于逆遂得北上至阿城，逼近哈埠近郊。此时哈埠无人负责主持，而形势又日趋紧张，一月下旬李杜由依兰来到后，才扭转了混乱的局面。经过大家集议，决定保卫哈尔滨，并积极准备作战。

一月二十七日，于琛澂伪军向哈市的上号、南岗、三棵树进攻，但因伪军人心涣散，并无斗志，在李杜、丁超和冯占海等部队猛烈反击下，纷纷溃退。从此，我军军心大振，哈尔滨局势也趋稳定。

哈埠在击退于逆伪军的进攻后，即于一月三十一日正式组成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丁超任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冯占海、邢占清、王瑞华（后来附逆）和我都分别率领所属部队担任作战指挥。

双城失守，哈尔滨的门户已经洞开。日军掌握了哈长铁路线，利用火车增调大批军队，配合飞机、坦克、装甲车，节节北进，于二月二日迫近哈埠南郊地区。哈尔滨外围保卫战遂于二月三日在吉林自卫军总部的指挥下展开。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有邢占清第二十六旅的两个团、王瑞华第二十八旅的一部、李杜第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和冯占海的部队。我部第二十二旅由双城退出后，也立即重加整顿，参加了战斗。当时我方的部署是：王之佑率部队布防于顾乡屯方面，指挥邢占清、王瑞华两部分别防守三棵树、南岗等地；我率第二十二旅（不足两团）防守上号地区；冯占海则率部向敌后迂回。日军于四日开始总攻，展开了激烈战斗。我军官兵都奋不顾身，争先杀敌，确曾给日军以很大打击。

但是，驻哈埠的丁超、邢占清等由于在事变后的四个月间，一贯存着“依靠国联调停”的幻想，观望徘徊，事先对军事毫无措施；及至于琛澂伪军和日军向哈埠进逼，他们才于惊慌失措中策划抵抗。李杜由依兰到哈，才仓促组成自卫军指挥机构。所以战事发生时，连极简单的防御工事都未构成，只好利用民房、围墙与敌人作战。在敌机轮番轰炸、坦克横冲直撞的强大攻势下，这些素无训练的军队自然不易支撑，然而竟能苦战两日之久，亦不能不算难能可贵了。李杜曾亲临前线指挥，曾把嗓子急哑，说不出话，要以身殉国，但已不能挽救战局。北满重镇哈尔滨遂于二月六日陷于敌手。

哈尔滨保卫战的失败，使当时吉、黑两省的抗战局势发生急剧的变化。马占山不但未履行其诺言派一兵、援一弹，而且哈埠沦陷不久就公开投降了日军；李杜、丁超、邢占清率部退往江北巴彦，然后又转进到依兰、密山一带；冯占海部曾活动于团山子，然后转进到方正一带；我率第二十二旅退到延寿一带。至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东北各地义勇军代之而起，展开了以义勇军为主体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