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

洪钫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办公，现将我当时所知关于张学良在事变当时的情况，追记于下。

先是，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彼时日本图谋东北的阴谋，已很为显露，其见之于积极行动的有增兵朝鲜、满洲改置常驻师团、更换南满铁路公司正副总裁与朝鲜总督等等。同时，石友三在华北叛变和阎锡山突然由大连返晋，也都是与日本有勾结的。九月十二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九月十八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湖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条湖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政府。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以上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九月十一日由沈来平的），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逾二日，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所谓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惟德、陈箓、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两次的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的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二十三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在这个时候，平市各界人民、东北籍旅平学生以及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都要求与敌人作战，群情激昂。张学良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们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他又招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们说：“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二事与同学们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乎？矛盾丛生。而在军事上的布置，外须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内又无东北军作战的整个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只有把一切的幻想寄托于国际联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措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