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纪实

何基沣 邓哲熙 戈定远 王式九 吴锡祺

一 七七事变前的形势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第二十九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我军据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为敌人所占，北平则变成一座孤立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必然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这时，第二十九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还有两个保安旅，总兵力不下十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驻防的位置是：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河北省境内）。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南苑。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师部驻西苑；何基沣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陈春荣旅驻保定、大名等地。第二十九军特务旅孙玉田部驻南苑，以一团驻城内。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分驻固安、易县等地。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分驻于黄寺和北苑。

由于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本人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且于一九三六年八月间，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作“基本国策”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并且很快地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日本对冀察的压迫，一天比一天加紧。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以后，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冀察形势的严重，对第二十九军中上层也积极进行抗日争取工作。当时第二十九军内有不少人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工作联系，如第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均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积极推动第二十九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宋哲元这时的处境，一方面是日本人对他施加种种压力，一方面是人民以民族大义促他觉醒，虽然他对抗战并没有决心，但形势逼着他不能不做抗战的准备。有一天（时间约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宋召集幕僚研究对日的对策，并要参谋人员提出方案。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根据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副参谋长张克侠即将此事向中共组织报告，中共组织决定由张克侠出名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进占华北，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国策，早已确定，现正大量调集军队，准备向华北进军。我们除了抗战而外，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我军之危机，应付只能是暂时的，绝无法满足日军之欲望。

（二）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日本侵略军进逼，中央（指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下同）不管。蒋介石并令关麟征、黄杰等部集结新乡一带，扼守黄河北岸，意在与日本侵略军夹击，消灭我军。如果我们撤退，将退到哪里去呢？黄河以北既由中央军驻守，不会叫我军退到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向来闭关自守，也不会让退到山西；绥远的傅作义也是如此。我军如果撤出平津，只有在保定、石家庄平原地区挨打受气，军民怨恨，后援不济，我军将不打自溃，这是最危险不过的。

（三）我军爱国教育，素不后人，抗日士气，极为高涨。喜峰口之役，痛击日军，被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现平津各界及全国军民，均希望我们能奋起抗战，为国争光，此我军报国立功之良机，绝不可失。为今之计，不妨暂与日军委婉应付，但必须做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中央在全国军民愤激情况之下，绝不敢袖手旁观，不予支援，其夹击消灭我们之企图，必将不售。在我们发动抗战后，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最后就是失败了也是我们的胜利。如马占山在东北之抗战，十九路军之淞沪战役，虽败犹荣。在全国人民支援之下，我们还有重整旗鼓之可能，如不此之图，不战而退，必为全国军民所痛骂。将士离心，军心涣散，群情激愤，后援无济，我军此时将退无可退，守无可守，战不能战，和不能和，他人乘我之危，分化瓦解，将何以自存。

宋对此方案极表赞成，命张克侠本此方案积极做抗战的准备工作。张即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第一，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当时第二十九军在南苑的军官教导团还讲授“四书”、“五经”一类的课程，张建议在此非常时期，应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国际时事教育。经宋同意，即聘张友渔（中共地下党员）和温健公（进步教授）担任教导团教官，他们的讲课，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同时，教导团内还有冯洪国、朱军（中共地下党员）等做组织工作，所以当时南苑的抗日空气极为浓厚。此外，中共组织还发动了一批进步的大学生（包括共产党员和党领导的民先队员）参加了在西苑举办的军事集训。大学生军事集训由何基沣负责。何对学生讲话时表示抗战决心，有时讲得声泪俱下，全体学生抗战情绪极为高涨。第二，加强情报工作。当时宋对敌情了解很少，张建议成立情报处，深入敌后，到东北、热河等地了解敌人兵力的部署及其动向。经宋同意后，即派靖任秋（中共地下党员）任情报处长，积极进行情报人员的派遣工作。第三，争取伪军反正。当时辽西、冀东、热河及察、绥等地，有不少伪军到处活动，有的还想乘机反正，应派人联系，积极争取。此项建议，亦得到宋的同意。

所有以上这些措施，还是宋到冀察后第一次采取的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积极作用的活动。后来，宋在一个座谈会上，曾对他的将领和幕僚表示：“我们要好好地训练队伍，充实力量，加强装备，等到国际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支兵力由察省向热河出击，拊敌侧背，以主力从正面打出山海关，收复东北失地。我们要在那里竖起一座高高的纪念碑。”

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争取第二十九军积极抗战的活动，除了通过第二十九军内部人员直接地影响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的抗战情绪外，并且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时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响亮地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对第二十九军表示大力的支持。他们还经常乘着第二十九军部队演习的机会（当时日军驻东交民巷的部队经常出城进行示威性的演习。第二十九军部队亦不示弱，就在日兵演习的第二天在原地演习），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讲述抗日的重要意义，这就更加激发了第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热情。

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国内部和平统一的实现，我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绝不容许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仍实行其侵华的既定“国策”，迅速地发动对我国的全面的军事进攻。特别是当它得到了德、意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以后，就越加暴露了它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

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十九军官兵的奋勇抵抗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

卢沟桥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时，第二十九军驻卢沟桥的部队为第三十七师何基沣第一一〇旅的吉星文团，另一团驻八宝山一带，旅长何基沣的指挥所设在西苑。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军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县城在卢沟桥东端）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七日，我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配备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报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冯立即赶回北平，与何商议后，布置了应战的准备。是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宛平县城东方忽有枪声数响，我城内守军当即严密警戒。夜十二时，日使馆武官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我方因其所称各点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少顷，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彼将以武力保卫前进。我方不为要挟所惧，又拒绝了。同时得报：日军对宛平县已取包围形势。我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当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调查阻止。我方所派为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等三人，日方所派为冀察绥署顾问日人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等三人。于八日晨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军入城搜索失兵，我方不许。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军为正当防卫，乃奋起抵抗。我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等语。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八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敌进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第二十九军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他们深刻地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这个敌人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北平各界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益加增强了他们至死不退的决心。因此，我军官兵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某天夜间，敌人以坦克向我阵地冲来，我军以一连的兵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锋前进，终将敌人的九辆坦克全部打退。附近居民看到自己的军队英勇杀敌，在中共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的发动下，纷纷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救护工作，把受伤官兵送到医院，送水、送饭、搬运弹药的群众，络绎于途。有的群众视我军伤兵为亲人，为英雄，使大家感动得落下眼泪。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协助军队作战和固守宛平县城，很快地在城墙做好防空洞和枪眼。所有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益加振奋了前线的士气。

我军对日军的坚决回击，是出乎日军意料之外的。他们见势不妙，乃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寻获，向我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实际是缓兵之计）。经双方谈判，于十一日商定停战办法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我方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但在协议成立之后，日军并未撤退，仍不时以炮兵轰击宛平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城内居民伤亡颇重，团长吉星文亦负伤。敌人并于是日占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截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

为了加强卢沟桥一带的兵力，我军于九、十两日先后将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之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开到长辛店一带，计划在十日夜间袭击丰台之敌。

本来何基沣已经商得冯治安的同意，决定乘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其不意，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但军部命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使这一计划未能实行，卢沟桥的战事遂陷于被动。

三 中共中央的抗日号召和各救亡团体的活动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共中央的这些号召，大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敌忾同仇、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的进攻。从抗战开始的第二天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动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组织劳军团，携带大批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麻袋供作防御工事等等。在这一时期，冀察军政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一批批的款项，作为支援抗战和慰劳前线作战官兵之用；有不少国民党的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卢沟桥的炮声，已经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

四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被迫抗战

七月十五日，中共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庐山会议，蒋介石于十七日发表了对日态度比较强硬的谈话。但是他仍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并没有真正树立抗战决心。他在谈话中还表明了和平解决需要固守的四点最低限度的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就是在这几点最低限度立场的含义中，也仍为和平谈判留有余地。

蒋在庐山发表谈话之后，先派熊斌到北平见宋哲元，说明他的意图，随后又召戈定远传达命令给宋，内容以蒋在庐山谈话为宗旨，表示了对宋的信任和支持。至于是否准备抗战，在军事上应作如何布置，特别是对于正向保定方面开动的孙连仲与原驻保定的万福麟两部应如何与第二十九军配合作战等具体问题，却只字未提。他依然抱着屈辱求和的幻想，一直到了非应战不可的时候，才被迫抗战。

五 宋哲元由鲁返平主持一切

当时宋哲元的态度，同样也是由乞求“和平”而发展到被迫抗战的。当他在山东乐陵原籍接到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第二十九军总参议）、秦德纯等报告事变发生情况的电报时，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宋对邓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这时，南京方面主张宋应先赴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平。但是，宋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偕同邓哲熙等先到了天津。当然，他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七月十一日，宋到达天津。这时，日军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了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一）华军撤离卢沟桥；（二）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三）取缔抗日活动；（四）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宋在乞求“和平”的思想支配下，于十二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宋到天津后，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接到何应钦自南京给宋打来的电话，说“日方增兵，我方应有准备，现在已命令孙连仲、万福麟率部北开”等语。张克侠向宋报告并建议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的攻势作战，宋同意，张即将作战计划拟出。后因故张克侠所拟计划未能下达实行。这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已去职，接田代的香月清司于十二日到津。宋为了对香月进行一些“摸底工作”，于是派张自忠偕邓哲熙往见香月。会面时，香月对当时华北的问题不表示意见，只是由他的高级参谋和知以傲慢的态度对张等说：“看看你们的历史，北平从来没有驻过兵。”意在威吓我方撤退北平的军队，以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十八日，宋偕张自忠与香月初次会面，归后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实际上宋的“摸底工作”失败了，他受了日军的愚弄。日军真正的“底”是等待援军开到，部署就绪后，即大举进攻，以武力迫使宋哲元离开冀察，并排除冀察内部一切不肯当汉奸的爱国分子，然后把冀察政委会改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组织。但是，宋哲元却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他认为既然香月已经表示了态度，和平解决总不会有问题。在他离津回平之前，叫张留在天津。

十九日，宋回平后，看到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均设有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即命令立予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打开。次日，他又发表了书面谈话，其内容是：“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绝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这时，各方已陆续汇来大批的抗战劳军捐款，由于宋认为和平解决已有可能，竟通电表示谢绝。

宋回北平后的头几天，尽量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制造缓和的气氛，似乎战事不会再起。实际上，情况却在急剧地向恶化的方面发展。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况是：七月十一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了日皇，并且举行了紧急阁议；十六日，派遣陆军十万人来华；十七日，东京五相会议，决议动员侵华日军四十万人。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确定了迅速灭亡整个中国的“国策”，一时的所谓和平谈判，不过是掩护军事行动的烟幕。因此，在中国方面，纵然不惜以重大的牺牲条件，来换取所谓和平的解决，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六 宋哲元发出抗战通电

从事变发生起，北宁铁路每天都有络绎不断的日兵车自东北开进关内（北宁路局长是汉奸陈觉生，唯日军之命是从），大批敌军海运塘沽登陆，热河敌军由古北口进至北平近郊。敌空军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还在塘沽附近修筑空军基地。这期间，每日派飞机多架，轮番在北平和平汉路沿线进行侦察。日援军调齐之后，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二十五日晚间，廊坊敌人以修理军用电话为借口，与我军发生冲突，随即向我军射击，我军立即予以还击。二十六日晨，敌军以飞机十余架和猛烈的炮火向我廊坊驻军轰炸。二十六日晚，在北平广安门外有三十余辆汽车满载敌军，企图冲进城内，因我军奋勇抵抗，敌入城企图未逞。二十七日，冀东伪组织的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率部反正，并将汉奸殷汝耕捉获，于是立即遭到敌军大部兵力的围攻。是日，敌军向我南苑、北苑进攻。上午，敌既以军事进攻，又向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我第三十七师（即冯治安师）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尽撤出北平地区。当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持通牒往见宋哲元时，宋派张维藩代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后，宋命张维藩向松井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给他。宋将此报告南京，表示“誓与北平城共存亡”。随即发出自卫守土通电。电文是：“自哲元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的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协议双方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推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宋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在这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七 佟麟阁、赵登禹南苑殉国

二十八日，敌军大举向我南苑进攻。当时，第二十九军军部已移驻北平城内，驻在南苑的部队共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兵力约七千人。这时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已由河间、任丘北调，向北平增援。二十七日，宋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的指挥官。是日傍晚，赵到南苑指挥部，以第一三二师后续部队已过永定河，拟俟全部到达后再变更部署。不料敌军于二十八日拂晓，从西、南两面向南苑进攻，另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南苑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下，部队受钳制不能活动，通讯设备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联络断绝，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敌人从营围东面冲入，南苑遂告失守。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

八 天津守军向敌进攻

驻天津附近的第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旅长黄维纲等的策划下，进行了作战部署（师长张自忠在北平）。二十八日，得到日军大举进攻南苑的消息，看到报纸刊登第二十九军克复丰台和通州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两部反正的号外，接到宋哲元守土自卫的通电，于是，李文田、刘家鸾（天津警备司令）和马彦翀（天津市府秘书长）等，一面发出通电响应宋的号召，一面调集天津保安队配合第三十八师各路部队分别向海光寺日军兵营、北宁路天津总站和东站、东局子飞机场等处日军进攻。我军包围了海光寺，克复了天津总站。在天津东站，将敌人包围在一个仓库中，将东局子飞机场攻占一部分。指挥部在二十八日夜间接到北平来的消息后，即命停止军事进攻。至二十九日晨，各方面进攻部队均纷纷撤退。敌军开始反攻，海光寺之敌炮轰河东，敌骑兵闯进南开大学，将校舍全部焚毁。是役，我军死伤极众，至午后战事始停。

九 第二十九军各部南撤

七月二十八日夜，宋哲元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

张自忠在宋离平的第二天，即到冀察政委会就职，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并用冀察政委会名义派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就职后，日军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紧接着，张得到第三十八师在天津与日军作战的消息，立即隐匿于东交民巷，化装逃出北平。

第二十九军驻平各部队及保安部队，在宋离平之后，均陆续经门头沟向南撤退。驻在宛平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三十日晚间与当地人民群众洒泪而别，撤退到长辛店。是日北平和天津沦陷。

卢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全面的抗日战争便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