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医学圣地的诞生
第一节 院史杂说
邓家栋：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近代西方医学是以传教士为先驱传入我国的。早在19世纪初，就陆续有西洋医生随传教士和商人来到我国最早开放的城市——澳门和广州开业行医。先有英国人莫里森（1807年），随后有科里奇（1828年）、约翰·利文斯通（1829年）等。美国人帕克于1835年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1866年约翰·格拉斯格继承其业，并开始传授徒弟。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取得了通商和传教自由的权利。从此，就有更多的商人、传教士和医生蜂拥而来，在我国各地经商、建教堂、设学校、开诊所及医院，传教行医，以扩大西方文化的影响。到20世纪初期，已有英、美、德、法、日等国的许多传教士和医生在我国各地开办了不少医院和医学校。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广州的夏葛女子医校，天津的马大夫医院和北洋海军医学堂，沈阳的盛京医学堂，上海的哈佛医学校和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的医学院，山东的齐鲁大学医学院，湖南的湘雅医学院和成都的华西医学院等等。其他城市，如武汉、福州等地，也都有教会办的医院和规模较小的医学校。
最早来北京行医的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于1861年开设诊所。伦敦会的另一名医生科克伦，于1897年在朝阳（当时属于内蒙古）开设诊所。义和团动乱中他逃到北京继续开业。通过行医的关系，他博得慈禧太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好感，得到了慈禧捐助的白银1万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它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洛克菲勒的投资
19世纪末期，美国商人洛克菲勒已成为腰缠万贯的煤油大王。由其谋士们建议，他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作为慈善投资。1901年，他出资于纽约建立罗氏医学研究所。1909年，他出资在美国南方及中美洲开展黄热病和钩虫病的防治工作，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在美国国内，他资助过芝加哥、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罗氏也对中国这个最后向世界开放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发生了兴趣，愿意投资于传教、慈善事业和医学教育。那时，西方对中国的普遍看法是贫穷、落后、文盲众多，是“异教徒”之国，同时又是疾疫流行的“东亚病夫”之国。
1909年、1914年和1915年，罗氏三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1909年派出的考察团，叫“东方教育考察团”，也到过日本和印度），进行广泛的考察，其考察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和医院。第二次考察时，他们到过北京、沈阳、济南、成都、汉口、南京、杭州、上海、福州、长沙等地，对公、私立医学教育机构和医院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最后他们建议在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罗氏根据这一建议于1914年末拨款设中华医学基金会全力支持这一事业。在此之前，罗氏已于1913年拨款设罗氏基金会于纽约。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张复合：协和医学院的开办
1913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其董事会于1914年1月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中国教育问题。
在此之前，洛氏曾于1909年派“东方教育考察团”到日本、印度，并以中国为重点进行了六个月的考察。该考察团的报告突出提到中国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
根据该团报告，洛氏基金会决定对中国医学教育进行投资，并派“第一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来华广泛考察。此团于1914年4月到北京，以四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对医学校和医院进行了解。他们的报告明确提出应在北京建一所新的、高水平的医学院。
洛氏基金会接受了此建议，于1914年11月专设“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又译“罗氏驻华医社”），主持在华事务。后决定在北京新建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并与英国伦敦会等协商购买协和医学堂的资产。
1915年6月，双方达成协议，中华医学基金会以美金20万元购得协和医学堂全部房地产，开始接办，改名为“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当时中文译名为“北京协和医学校”）；又以美金12.5万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约10公顷），决定在此地面建新校舍。并于同年8月派“第二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再次来华深入考察。
1917年9月，新校舍奠基式举行（奠基石在解剖学楼）。1917年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年。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园建筑》
胡传揆：1921年的开幕典礼
在新校建筑完成之年，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开幕典礼。
来宾中有欧、美、亚洲（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国的大学校长或教授、团体负责人（美国医学会会长、国际卫生组织和教会的代表等），洛氏驻华医社代表、洛氏基金会会长，中国的著名医学科学家及中国政府的代表（总统、内政部、教育部）和洛氏第二（洛克菲勒二世）。后者既代表他的父亲，又是以洛氏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来出席和讲话的。除中国政府官员外，教育和科学界的贵宾共有50名。另外，还收到了洛氏本人和欧美及国内的贺电。
洛氏基金会会长文森特在移交新校和医院给新校长的仪式上说，这些房屋和设备是洛氏基金会通过洛氏驻华医社建筑和置备的，现在可供北京协和医学院使用和管理，但目前这些财产仍属于洛氏基金会。
新校长胡恒德在致词中指出，新建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同时也要进行科学研究；要把这件事做好，必须有高标准的专业训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爱科学的热情和精神鼓舞力——求知欲和友谊协作精神。另外，他也希望日后与代表们的单位建立国际性的友谊联系。
洛氏第二叙述了筹办这个学校的经过和目的。他说，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做领导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但同时也要给来自教会的医师和来自全国的中国医师以短期进修机会。他特别指出，虽然教学是主要任务，但实验室的设备足供基础和临床研究之用。他强调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一个医学校应怀有科学研究精神，为提高医学知识做好准备，讲究教育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教师和医学事业的领导骨干，解决许多疾病的问题，这将对中国做出难以估计的贡献。他说，有充分的经验和事实证明，有了有兴趣和有能力做出科学研究成果的教师，不仅能够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且能够进行并促进科学研究，在他们周围还会有深造的学生和专门人才，通过他们所做出来的贡献，反过来又为教师、科学和学校增加了名誉。另外，他也提出这个学校要逐步地发展，不可操之过急。应该注意控制经常费用在较低水平线上，若是过高则将妨碍中国再建类似的学校，反而达不到原来的这个重要目的。
开幕仪式之隆重还表现在学术活动方面。参加学术活动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包括56名校内的科学家，其他工作人员未计算在内）达280名之多。从9月15日到22日，每天（包括星期日）都有学术报告或讨论，而且差不多（除了参观外）每天都有三次（即上午、下午和晚上，晚上都在9—10点）；报告内容都纳入了开幕典礼专集。
《从旧协和到新协和》
邓家栋：以美国最先进的医学院为榜样
早在1869年，美国哈佛医学院已开始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1893年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教育改革方面又进了一步。但美国更大范围的医学教育改革，则是在1910年弗莱克斯纳等的调查报告发表之后。弗氏等对当时美国全国医学教育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之后指出：全国医学校太多、太滥，学制参差不齐；多数学校缺乏师资、教学设备和实习基地；学生入学水平普遍太低，多数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毕业生的水平一般都很低。因此他们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主要有：医学校要与综合大学结合，以提供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环境和条件；学生入学要先有两年的大学基础，要学习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要有良好的专职的师资，要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要有附属教学医院和必要的教学设备条件。该调查报告发表之后，要求改革医学教育的呼声即遍及美国全国，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一时风气，条件较差的学校纷纷关闭。美国全国医学校从1907年的160所减至1914年的100所，毕业生从1900年的5700人减至1919年的2300人。该报告的建议也为许多学校所接受。率先付诸实施的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哈佛和芝加哥等校，而协和医学院正是在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潮流影响下，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而创办的。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临床教学的基地——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是协和医学院的直属教学医院，是临床教学的基地。学校开办时，医院床位仅250张，后期增至350张左右，可以满足临床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人员编制基本固定，各级各类人员职责明确，纪律严格。门诊、病房工作井井有条。医院的一整套的科学管理制度和规章条例，比之于当前国外最先进的现代化医院实无逊色。
医院设营养部，有营养专家主持工作，掌管病人和职工的膳食，并曾培养出不少医院营养的专业人才。医院病案的管理井然有序，管理人员训练有素。从开院时起及其后70余年所有病人的病案，均根据病人的姓名和所患疾病等进行分类，做成索引，随诊及统计分析均十分方便。
图书馆有十分丰富的书刊杂志，在全国解放前居全国之首，使用效率很高，服务范围不限于本校和医院。它是和高级教学科研机构的要求相适应的。为了管好图书馆，专设一委员会，委员和馆长均由科学家兼任。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雷洁琼：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的渊源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协和很多医生和护士先在燕大读了三年医预系或护预系，然后升入协和的。
燕大规定医预系和护预系的学生选修课程中必须要修一门社会科学。医护预系主任博林女士很重视社会学，她提倡学生选修社会学的课程，这样由燕大升入协和读书的医生和护士，不少人都学过社会学。我从1931年起到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教过一年级的社会学概论，所以认识了不少协和的医生和护士。
协和医学院还有个特点，它从1921年起，就建立了社会服务部的组织，这是一个使医院和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组织。病人到医院来看病后不是简单地看完病就走了，医院应该了解病人家庭经济状况有没有困难？能不能交费？病人能不能和医生配合好？他相信不相信医生？吃不吃药？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医院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不然有些病人由于不信任医生，给他药，也许扔掉不吃，也就治不好病。医院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后，对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病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免一些费用。对有疑虑的病人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这种沟通医院和病人家庭关系的做法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一大特点，进行这项工作的就是社会服务部。由于社会服务部发挥了作用，病人一般都和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协和社会服务部里工作的成员不少人是燕京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每年燕京社会学系至少要送一两名毕业生到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去工作，像当过社会服务部副主任和主任的于汝麒和张中堂就是燕大社会学系毕业的，于汝麒由于工作努力，在协和医学院同仁的心目中还很有威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每年还请协和社会服务部的主任浦爱德女士教授个案调查的课程，使学生了解如何进行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每年也都派学生到协和社会服务部去实习，以便他们从实践中了解协和医学院的情况。
《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
李懿秀：学校被强制关闭
我来北平上大学那一年，北平已被日寇占领，成为沦陷区，人们过的是亡国奴生活。出入城门，要被搜身检查，在马路上，日本兵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天刚黑，街上的行人就慌忙回家。当时日美关系尚未破裂，因此，在燕大和协和这两所属于美国人势力范围的院校内，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平静。1941年12月8日清晨，我照常到产科病房实习。上班不久，就听到“咯、咯”的皮靴声自远而近，只见来了一个枪上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脸横肉，紧绷着脸，东窜西走。看这架势，大家心知有异，但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产科病房在三楼，窗户正对着医院大门，我偷眼望去，只见大门口也站着日本兵，整个医院已被包围了。大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闷头工作。下班回到宿舍（宿舍大门也有日本兵把守），才听说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美已经开战。
协和这个孤岛上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
护校校长聂毓禅是个非常能干而有魄力的人。她稳住了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抓紧学习。我们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仍然天天上班、上课。出入医院大门都要接受检查，回到宿舍里要反锁房门，门窗的玻璃要用厚毯子蒙上，不使其透光，听到鬼子兵的皮靴声或工友的喊声，就马上熄灯息声。宿舍的工友都是好样的，他们手里有能开各个房门的总钥匙，日本兵索取，他们不给；日本兵要上楼，他们就叫喊。为此，他们还挨了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读一阵书，抹一阵眼泪。亡国奴的滋味比什么都难受。
很快地日本人就下令停止收病人，病房里的病人一天天地少下去。圣诞节时我调到儿科病房实习。我们虽然和往年一样为孩子们准备圣诞树和礼物，但是看到那些不能完成治疗就要被迫出院的患儿，心里十分难受。小病人中有几个是科研对象，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恶性贫血患儿，医生正想方设法把他的血红蛋白保持在一定高度，一个是患过黑热病走马疳的患儿，半边脸烂成一个大窟窿，医生已为他做了几次修补手术，还没有获得满意结果，一个是患了严重的糖尿病、每顿饭前都要注射大量胰岛素的患儿。他们小的只有四五岁，大的十来岁，已在医院里住了一两年之久，和医护人员亲如家人，甚至在父母探视时躲起来，怕把他们带回家。当他们知道日军要关闭医院，自己不能再留下来时，都哭了。医生为救治他们，只好大胆地采取了最后的办法，例如，为贫血的患儿做了脾脏切除手术，以减少血红细胞的破坏；为脸上有大窟窿的孩子做了最后一次面颊修补手术；而那个患严重糖尿病的孩子，我真不敢想象他被赶出医院后能活多久！
医院被勒令关闭的那天——1942年1月31日，是大家分手的日子。大家抱头痛哭了一场，离开了培育我们的母校和师长，离开了已经熟悉的医院和病人。
《从护士生到教师》
聂毓禅：迁回北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迁各大学纷纷返回原先所在的城市。协和护校根据医学院董事会的决定，计划于1946年暑假前迁回北平。因交通运输上的困难，动身之前，学校举办了一次大“甩卖”，凡可带可不带回的东西统统廉价出售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1946年5月，我率领全校60多名师生分乘三辆大卡车，告别了成都，踏上返回北平的征途。到陕西换乘火车，经河南、安徽、江苏到上海，又改乘海轮到天津，最后再换火车到达北平。路上走了两个月，换了六次交通工具。归途虽然劳顿，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
一回到北平，我们立即投入复校、开学的紧张工作。医学院和医院已被日军糟蹋得面目全非，大部分房舍在战后又借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使用。我们在原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美国人鲍恩的协助下，才弄到一些房子，解决了师生的食宿问题，安排了教室和实验室。因当时医学院和医院尚未恢复，护校各科的医学课程和实习场地这两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课程就先请留京的原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专家们担任，学生的实习场地，经与道济、妇婴、同仁和中央等几所医院联系，分别到那里的病房去实习。教学和实习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接着又着手筹备1946年秋季的扩大招生。除原来几所有协作关系的大学外，我又和辅仁、北师大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等取得联系，保证了学生的来源。
1948年协和医院正式恢复，我又被聘为护理部主任。我将护理部重新组织起来，做好各科病房收病人的准备工作，尽量招聘原协和医院的护理人员任职。同年5月1日，病房开始收住病人。同年10月27日，医学院正式开学，李宗恩任院长。随着医学院和医院的恢复，协和高级护士学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医学院的专家们担任了护校的部分课程，学院的实验室为护校的学生开放，护理师资队伍得到充实壮大，学生可以全部在本院完成各科实习。这一切使教学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为了培养更多的护理人才，除本校学生外，我们又开办了公共卫生护理进修班、医院管理和护理教育进修班，以及营养护士进修班等等。此外，还接受外地护士到本院各临床科室进行专科护理的短期培训。这些进修护士结业后，全部回到原单位工作，为提高当地医院的护理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邓家栋：重建协和内科
日寇投降后，从日寇手中收回的校舍曾被军事调处执行部借用，至1947年5月底，其全部人员已经撤走。李宗恩于同年3月间被任命为校长后即着手重建协和。当年9月，从上海和北平共招收新生22名，10月27日正式开学。护校教职员及学生从成都风尘仆仆于9月中旬回到北平。10月1日又招收新生16名。医院于次年（1948年）5月1日开始接收病人。
医院最先启用16楼，即原传染病房，门诊、外科手术室都在第一层，二、三层为病房，内外各占一层，各设25张病床，总共50张床。门诊人数最先限每日15人。这就是重建协和医院的最早规模。这规模很快即陆续扩大，至1948年10月的返校日（10月10日），病床总数已增至95张，以后又逐次增加，直至全部启用（1948年底—1949年初）。
我从南京学习班回来到医院开始工作时，内科有张安任住院总医师（他已在中和医院担任过住院总医师），方圻、李邦祺、丘福禧等任住院医师。当时我是内科襄教授、副主任，负责领导内科工作。不久，张孝骞教授兼主任从美国回来主持全科业务，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我曾协助他从医院各处仓库，包括各楼顶层中众多零乱杂物堆里查找到原属各研究室的仪器设备，如原属生化研究室的精密天秤、离心机，胃肠组研究室的基础代谢测试设备，血液组的血液涂片柜及沸水消毒锅等，还有许多零星分散各处的各种仪器设备，为各专业组的研究实验室的重建做准备，使各研究室得以早日恢复工作。每找到一项仪器设备都使我们感到高兴。
《重建协和内科》
第二节 漫谈院风与制度
裘祖源：协和的办学原则
协和的办学取法于美国的霍普金斯医学院。霍普金斯成立于1893年，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医学院。在它的教员中，有四位教授被称为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台柱。那时，美国的医学教育机构繁多，水平良莠不齐。这四位教授与教育家弗莱克斯纳于1901年在欧洲各国进行了广泛的医学调查后在学校推行五条办学原则：
德国的病理、临床联合讨论法；
法国的尽早让学生接触病人的做法；
英国的住院医生制度及住院总医师制度；
医学前的教育（采取医预科）制度；
临床、教学和科研三位一体。
协和医学院是一个不大的学校，但由于它有“示范”的性质，特别是着重要保证临床、教学和科研的三位一体，所以强调配套——有足够的研究场所，大量的医学信息（图书馆），各种供研究实验的动物以及适量的病床。学生人数每年级约30人，病床总数360张，每个实习医生至少可以管理5—10张病床。这个经验比什么都宝贵。
《协医旧事琐谈》
何观清：系主任负责制
协和的教学体系是以系作为最基层的、最有权威的教学单位的。我是1929年考入协和的。我在协和念书时，协和设有10个系：解剖学系（包括组织学在内）、生化学系、生理系、药理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病理系（包括寄生虫学在内）、内科系（包括小儿科、皮肤科、神经科、精神心理科及放射科在内）、外科系（包括骨科、泌尿科、眼科、耳鼻喉科及口腔科在内）、妇产科系及公共卫生系。实行系主任负责制，系主任拥有三大权：一是人事权，在经批准的系人员编制范围内，系主任可全权聘请和罢免本系的教学人员和其他人员，并有权评定他们的职位及工资；二是业务权，系主任负责（也就是有权）制订和落实教学、科研规划，确定教学目标和开设相应的课程，结合本系的发展规划选派各级教学人员出国深造、进修或考察；三是财务权，在年度经费预算范围内，系主任可全权支配系的人事费、业务费及其他杂费。总而言之，系主任统管全系一切，说话算数。但他必须保证出成果出人才。在任期（按聘任合同，一般是三至五年）内，他若做不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则必遭到解聘、免职的下场。
系主任统管全系，乍听起来，可能想象他一定很忙，没有时间做教学和科研工作及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系里有中英文秘书、事务员，校部还有总务科直接管理的清洁工及其他技术工人，负责做教学科研以外的工作。
协和很注意教师队伍的质量，把此质量关的主要靠系主任。系主任若不称职就要鞠躬下台。
《我在协医及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工作经过》
周华康：24小时负责制
实习医生的工作采取24小时负责制。一个病房有三十几个病人，在一个住院医师领导下，分由两个实习医生负责。实习医生必须熟悉病人情况，完成医疗任务，白天晚上都值班。每两个星期可以休息一个白天，由病房另一个实习医生代替处理临时发生的问题，但例行的工作还是要自己完成。休息日晚上上班后，要弄清自己主管的病人的白天情况，第二天主治医师查病人时，不能说因为自己休息，不了解情况。如果医疗任务较多，就主动放弃例行休息，并不补休。
实习医生一清早就到病房，将自己的病人看一遍，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并抽空腹血做化验。在主治医生每天查病房时，要简要地报告病历及病情，说明自己对诊断治疗的看法，解答主治医师提出的问题，并听取意见。查病房结束后，即修改医嘱，填写特殊检查、化验及会诊单，并进行较急的治疗。午饭后，在病人午休时，自己也争取做短时间休息。下午继续进行诊断治疗操作及化验，收新病人，并观察原有病人。白天有空时，还参加一些业务学习活动。晚饭后，先抽些时间看看报纸，再去病房将所有的病人都看一遍，并给一些对症治疗，如镇静安眠药等。然后，写病历及病程记录，并阅读有关书籍。夜间，按病人情况需要，护士打电话到宿舍通知。
实习医生除了负责做自己所管病人的全部血、尿及粪便常规化验外，还要做一些特殊化验，如脑脊液等体液检查，血液及骨髓涂片，查细胞形态或寄生虫等。实习医生的技术和经验都不如熟练的专业技术员，但化验质量并不一定差。技术员每天需要做很多化验，对所有标本都平均对待，不可能在任何一项标本的检查上多花时间。而实习医生却不是这样，例如，我有一个长期发热、肝脾肿大的病人，从临床表现看像黑热病，但化验室在骨髓涂片中查不到寄生虫。我了解病人情况，知道临床资料说明他患黑热病的可能性很大，而骨髓检查又是确诊必不可少的关键。因此，在完成了当天工作之后，我又用了两个小时耐心地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了典型的利杜氏体，也就是黑热病的原虫。第二天请寄生虫专家冯兰洲教授复核无误。确诊以后，即对这位病人进行特效治疗，终于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24小时实习医生制》
叶恭绍：严格的值班制度
我最后一年的医院病房临床实习，除1个月休假外，11个月中有6个月的儿科实习和1个月的传染病房的实习，另外4个月则在内科。11个月的病房临床实习，是不分日夜的24小时值班。
在协和医学院，值班制度非常严格，实习大夫受住院医师的直接领导。当我在儿科病房完成6个月的实习时，“顶头上司”是当今全国闻名的儿科专家范权教授和吴瑞萍教授，科主任是儿科权威诸福棠教授。这6个月深入细致的儿科实习，为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王琇瑛：以教学为中心的组织管理体制
在医学院院长主持下，设立教育、医院和总务三个行政管理委员会。医学院和医、护两校的校长以及临床各科主任教授，为当然委员，医学院院长定期召集会议，听取各部门事前准备好的年度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包括人员编制、工资、图书、科研设备、出国进修、人事安排）等方面的汇报，并分别在有关委员会议上讨论。遇有争议的问题，在经费限额的前提下，通过董事会讨论调整平衡，做出决议执行。通过这样的会议，统一认识，增进各部门领导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合作与支持，使各部门的领导有职、有责、有权，也确立了教学在全院工作的中心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总务部在经济管理上起到很大作用。在总务长下设总会计师，每年定期用表格的形式，分别向各部门提供有关本部门的经费开支情况，避免超支。遇有必要的补充即增加预算时，必须经过有关部门讨论、批准。在财会方面总务部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制度，便于行政委员会检查。
《我的母校——协和护校》
胡传揆：三年预科
关于医预科的问题：学生入本科以前必须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语文（特别是英语）的基础；中学毕业之后尚需进一步学习化学、物理、生物、英文和中文。这些主要课程（另有一门第二外语——德文或法文）的学习，共需三年时间。基础不打好，自然会降低本科毕业生的质量，这个问题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同时也是这个新校的特点之一。这些课程可以在综合大学学习（如后来将预科转到燕京大学办理）或学习一部分（创办初期也有少数学生在综合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考入本校办的预科二年级），也可以在自办的三年预科中学习（1919年以后，新生基本上都是从第一年级开始）。由于当时的综合大学的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课程质量不够理想（有一两门课强，而在其他方面太弱），因此决定自办三年预科。但是，与此同时，又对某些学校进行了帮助。既便于扩大招生来源，又为将来停办预科打下了基础。为此，驻华医社直接给予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和长沙雅礼大学以经济援助，以加强这些学校与医预科有关的课程的教学。另外还援助了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办医预科的经费。
《从旧协和到新协和》
严镜清：八年制
对协和谈论最多的是它的八年制。这八年制真是太长，比起别的学科和别的大学是加倍长，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这八年更是一个大的负担。我是宁波人。宁波的社会风俗是儿童十几岁小学毕业后，就跟着亲友或稍有瓜葛的人出门学徒，口头上叫“学生意”，实际是内外杂勤无所不为，三年出师，才有工薪。对已在洋学堂（指中学）毕了业还要再去读八年书的人，人们认为，那简直是疯狂。可以说，宁波人这样的社会风俗是落后的，是旧社会穷困愚昧的反映，是应当改变的，实际上也早在改变之中。不过从常识来说，一个学制，小学6年，中学6年，再加上大学8年，共20年，也未免太长。
另外，必须指出，协和毕业前是不分科的，学生毕业时还只是一个普通医师，必须在毕业后按自己的兴趣、志愿，再在选定的专科作为科的助教或住院医师，进修三五年，才能成为专家。协和出来的人，很少毕业后就出去开业或就业，大多数都留校再待上若干年。这也是别的医学院校毕业学生及由国外回来在协和进修或继续工作者所采取的办法。这实际上是美国培养专家的办法，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为数很少的。这样，医学从预科算起到医科毕业，再加上进修或专业化培训，每段暂以4年计算，一共12年，真比“十年寒窗”还长，这也是普通所谓“协和毕业的”和“协和出来的”之间的微妙区别。要作为专家、专科医师、教授等，协和毕业的还只是“初级产品”，而“协和出来的”方是“成品”。当然学无止境，“成品”也须继续学习。
协和是极重视培养专家、专科医生和医学院校的师资的，并鼓励其人员进修，出国深造某一新兴专业，鼓励提倡科学研究和发表科学论文。这可以说是协和学风的组成部分。
关于八年制的具体安排，头三年是预科，后五年是医本科。三年预科主要是学数理化和生物学，还有人文科，包括文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医本科的头两年是基础科，后三年是临床科，末了一年是住院实习。如果去掉预科三年（这三年学的从表面看来都与医学无关），再去掉住院实习一年，只剩下四年，学习时间实际上跟专科制一样或相差很少。
《纪念我的母校——协和医学院》
王季午：临床医师的等级
协和临床医师的等级亦很严明，分为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总医师、第一助理住院医师、助理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六级。医学生在协和读完四年后做一年实习医师，如果在校期间每年考试及格并且毕业论文审查及格，即能参加毕业典礼，并被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所承认的博士学位。毕业生中有少数留校，大多数则离校到其他单位工作或开业行医。被挑选留校者，可被聘为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根据工作成绩，可被推荐担任第二年助理住院医师，如能继续留校，第三年即被聘任为第一助理住院医师兼助教，如工作成绩优良，将留任为住院总医师兼助教。全医院内、外、妇产三大科每年各有一名住院总医师，其他各科有的亦设。住院总医师一般在毕业后第四年担任，根据实际情况，有时提前一年担任，亦有在同一年级毕业生内先后两人相继担任此职，亦有不在本校毕业生中挑选，由外来进修生中选聘。1939—1940年间，全院各级住院医师包括实习医师共约50名，其中内科有18名，外科15名，妇产科8名。各科住院总医师需要熟悉科内所有病人的病情，经常向科主任请示汇报，并协助挑选适合用于教学的病例，作为教授查房或课堂示教之用。
《协医特点之我见》
须毓筹：严格的逐级负责制
协和医院实行逐级负责制，各科有主任（由教授或副教授担任）、主治医师（由讲师或助教担任）、住院医师（由总住院医师或高、低年资的住院医师担任）和实习医师，分工明确，各级医师对其上级负责，对其下级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尤其是住院医师，对实习医师更是有问必答，有错必纠，手把手地教。倘有工作上的错误，就要逐级追究责任，及时纠正错误，同时严肃批评失误者。同学们私下称受批评是“挨剋”。谁都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敢稍有疏忽，以免“挨剋”；更不希望由于自己的疏忽或失误而连累上级医师，使他们挨教授的“剋”。偶然挨了“剋”，也没有埋怨情绪，因为大家共同的责任是为病人治病，共同的目标是提高医疗质量。
一次，内科女病房收了一位营养性巨赤血球贫血的患者，她的心前区有Ⅱ级收缩期杂音，被认为是继发于贫血。斯乃博教授同意这样的诊断，并确定用大量干酵母片口服的治疗方案。病人服用干酵母片后，血色素很快上升，一般情况也大有好转，斯乃博教授甚为满意。几周后，斯乃博教授决定进行示教性大查房。在查房时，他发现那个患者心前区的杂音毫无减轻，这就不好以贫血来解释心脏的问题了。他翻阅了全部化验单，发现没有做华、康氏反应（检验有无梅毒性心脏病的两种反应）。这其实是实习医师的疏忽，但是教授却当众批评了负责该病区的讲师，认为他教育不严，检查下级的工作不仔细。这使实习医师倍加惭愧。从此以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一丝不苟的医疗作风。
《难忘的教诲》
邓家栋：办进修教育
除培养本科学生之外，进修教育（医生和护士）也是本校的一个重要的教育任务。从学校开办至被日寇侵占时为止的20余年间，曾在协和进修学习和工作过的有2000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医学院、医院和卫生部门，少数来自国外。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在临床前期各基础学科或临床各科、各部门进修学习，时间长短不一，数月或一年。他们进修后多数回原单位工作，少数被本校留为正式工作人员或教学人员。有不少人员成为我国很有成就的医学家或医学教育家，为发展我国的医学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聘请客座教授
协和的另一重要制度为客座教授制度。每年从欧美各国聘请几位国际上有威望的权威学者来校担任客座教授，一般为期一年。从开办之日起直到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一制度一直连续执行。这些学者所讲授的内容包括临床前期基础各科和临床各科。他们不仅加强了教学力量，同时也介绍各科的新进展，传授新技术，培养青年教师并开展新领域的科学研究。这对于提高和保持学校的学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全英文教学
协和从开办之初即明确要用英文教学，其理由是英文可以直接吸收世界医学知识，也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必要工具。学生所用参考书主要亦为英文，早期在学校中占多数的外籍教师不可能用中文，而只能用英文教学。病人的病案、处方、化验报告等亦用英文。因此学生必须能听、讲、读、写英文。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高水平的师资
学校对教师的选择是很严格的，他们都是本国和欧美各国的学者专家。他们除教学医疗工作之外，还要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研究主要结合教学、医疗和我国当时常见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等实际问题。例如，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麻黄素、软骨病和钙磷代谢、营养问题、疟疾、血吸虫病、斑疹伤寒、黑热病等科研成果，不仅对我国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医学也有重要贡献。有数以千计的科学论文在国内外的许多杂志上发表。我国的主要学术杂志，如《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生理学杂志》的许多重要论文多来自协和。这些学术团体和刊物的主要组织者和支持者中，有不少是协和的专家学者。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从开办时就立起的宏大志向
协和非常重视我国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使学生学习公共卫生的知识和工作方法并初步取得一些实践经验，在城市卫生方面，有与政府合办（协和出资出人）的卫生事务所为教学基地（北京市内一区）；在农村卫生方面，则以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为教学基地。医学生和护士学生要在这两个基地实习一段时间，以便了解城市和农村的卫生问题，学习关于基层卫生工作的知识和工作方法。这也为本校一部分毕业生在抗战时期参加到国防医学事业和农村卫生事业中去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基础。
本来协和从开办时起，就有一个指导思想，即要解决广大人口（当时估计全国人口约4亿）的医疗问题，要达到每1000人就有1名医生的要求，绝不能单纯依靠各医学院校培养的毕业生，而必须依靠一整套良好的基层卫生组织在城市和广大农村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医学院校的任务应是培养各级的骨干人才。即使全国医学院校扩大招生名额，大大增加每年毕业生的人数，也不能在几十年以至百年内达到所需的医生人数的要求（吴宪教授于1932年估计需80年；国民政府卫生署副署长沈克非1946年估计可能需1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氏基金会三人考察团估计，医生人数需一个世纪才能达到22.5万——当时全国人口估计约4.5亿）。这也是协和一直坚持每每招收较少学生，重质量而不是重数量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协和又很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并培养了一批高级公共卫生人才。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叶惠方：近乎严苛的制度与规矩
协和的一切管理都是制度化的。记得我们入学报到后，便拿到一张表，按图索骥，就可以找到该去的各处的办事人员。例如先去营房处拿宿舍住房的钥匙，再到被服处量试自己衣服的尺寸，定出被服的号码；再到图书馆领借书证……按各处规定，都要签字。不到一天功夫，一切与学习和生活有关的手续就全办好了。
离开协和到另处工作时，又拿着一张相似的表，到各处签字，证明你并没损坏公物、欠款或丢失图书，然后才可以离开协和大门。总之，在协和，什么事情都有人管，既管就管得很严。例如，每人衣服上都有一个号码，按时送洗。衣服洗完以后，还要先送被服处检查，扣子掉了给补上，有小破处补好，破得太大的就换新的。从来没有破破烂烂的衣服回到我们手中。到换季时，所有病人和住院工作人员的被服自然要按时换上。管被服的并不用亲自到每个病房或宿舍，却对使用情况和供应情况了如指掌。医学生楼、护士楼都有专人管理，除负责打扫卫生外，哪一个人何时外出，何时进入，都有人知道；来访人留下的字条、信件，或打来的电话也有专人负责传达；哪位同学病了，当时就有人给他找医生、送饭、安排他的护理。夜班下来的医生护士，都有很好的地方休息，熟睡时，厨房给留饭。总之，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让你学习和工作无后顾之忧。全院的房屋水电管理和清洁卫生工作更是出色。从没有过“长流水”和“长明灯”的情况，校舍和病房总是显得那么新。记得1948年协和复校，我一进校门就有这个感觉。总之，在协和学习和工作的年月里，除了学习医学技术外，脑子里还深深刻下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一切按规定办事才能有效率，不致白费精力。正因为有这么多人按制度办事，协和的学生、医生和老师们才能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中去。
《无限依恋忆协和》
周璇：医院总是干干净净
厨房的卫生标准要求较高，校医处每年至少两次给营养部职工检查身体，查得非常仔细。炊事员如检查出是带菌者，就有被解雇之忧。食品的卫生标准要求也很严，水果是这样消毒的：将鲜水果洗净后浸于炉灶上正在沸腾的开水中，消毒10—30秒钟，取出后立即放入冷藏室。这种办法有时影响某些水果表皮的颜色，即使这样，也在所不惜。厨房的环境卫生如顶、地、墙、窗等，是由清洁班的清洁工人打扫的，厨师、炊事员只负责炊具和设备的清洁工作。清洁班由美国人海丝典女士管理。她负责全院的清洁卫生，有一套非常科学而严格的清洁制度，她随时抽查某处的卫生，医院内不存在要查卫生才突击打扫的现象。因此，医院内总是干干净净，我们厨房各处也总显得明亮清洁。医院还有个技术和效率较高的洗衣房，使得每个医务人员的服装保持着整洁。营养师单有一种白制服，与医生护士的不同。
《我对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回忆》
张承平：夜间的门卫制度
协和的门禁很严，共有门卫人员二十余人，有正副监工各一人，直接由斋务处领导。门卫人员分别在全院各个门口及院内的外籍人员宿舍担负防火、防盗任务。夜间值勤门卫巡逻时，必须身带巡更表，该表内放有一片特别印制的记录纸，外附有十把不同印记的钥匙，用这些钥匙插入表孔内，即在记录纸上记录下不同的钥匙印记和插入的时间。门卫监工每天晚间将这些钥匙分别锁在院围墙内人员少经过的各个阴暗角落里，夜间值勤门卫身配此表按照监工安放的钥匙位置路线巡逻，每到一处就用该处钥匙插入表孔内打印一次，此时表内记录纸盘上就印有该钥匙的印记和时间。如巡逻时少到一处，表内记录纸上就少一处的印记，用这种方法来检查夜间门卫值勤巡逻的情况。如发现夜间门卫未按钥匙路线巡逻，就要被扣薪或开除。
《机房旧事及其他》
荣独山：放射科的规章制度
协和放射科规定，医师参加工作要先当两年住院医师，第三年升为主治医师和助教。我自动要求当了三年住院医师，第三年兼任主治医师和助教。协和医学院对住院医师的培养极其重视，要求十分严格，但对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则非常关注。各科住院医师，包括内、外、妇产科总住院医师，都住在一个楼内，宿舍环境良好，大家同在一个食堂就餐，伙食丰裕。放射科住院医师的日常工作，包括透视、摄片、各种造影检查，参加每天科主任读片讨论和自己口述报告。摄片和技士共同进行或单独操作。晚间值班常需单独做透视、摄片、洗片并作出诊断。急症病人常由各科住院医师陪同到放射科，两科人员共同商量诊疗意见。因各科住院医师时常见面，有关病人的诊疗问题随时可以互商。因为住在医院内，有较多的机会去看手术和尸体解剖，阅读参考书刊亦甚便利。
协和放射科对X线诊断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要求。首先要求临床各科填写X线检查会诊单时，必须逐项注明，对临床病史、重要体检和检验资料、临床拟诊、检查部位和检查目的要求均须写清楚，如由实习或住院医师填写，则需由主治医师副签。会诊检查只有提供必要的临床资料并将目的写明，放射科才能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和作出相应的答复。协和放射科对临床各科填写会诊单的要求既高，对写X线报告的要求自然必须严格。在报告上除注明检查方法和摄片部位外，对X线表现需要如实描述，经全面观察、系统分析、指出要点，从而作出定位、定性的诊断。诊断意见必须明确，但需符合X线表现的依据和与临床结合。简单的只写一个，较困难的可写两个，至多不得超过三个，但均需按可能性顺序排列。随访病人，必须先看老片和报告，然后作相应的对比检查，在写随访报告时，必须将所见的X线表现，特别是列出的要点详细与前比较，根据演变情况，指出病变有否好转、恶化或无明显改变。不论肺结核、胃或十二指肠溃疡、骨结核、骨髓炎等，在随访检查中，都需这样比较，因为这是医师和病人都想了解的情况。然而只有在每次写报告时将X线表现详细描述，经过比较才能达到。写报告的要求虽然很高，照采用英语口述，由打字员作速记，然后打出报告，再行签发。所以，即使有一二十份报告，仅需一小时左右就可口述完毕，非常省事。
《协和医学院放射科》
荣独山：专人负责X线片的保管
协和放射科对X线片的登记和保管有专人负责和严密的制度。每份X线片连同X线检查申请会诊单和X线报告，都装在一个封套里，封套上有印好的X线号码，写有病人姓名、检查日期、检查部位和顺序片号。每份X线片于初次检查后，都须做好病人姓名、X线号码交叉查阅索引卡两张，一张以X线号为首，姓名（按英文罗马拼音）为次，另一张则以姓名为首，X线号为次，以下都写有性别、病房号、门诊号、检查日期、检查部位、复查日期和附注。然后将这两张索引卡分别按X线号和姓名顺序归档，便于查阅校对。所以凡来协和放射科检查的病人，不论门诊和病房，即使多次来科复查，也只有一个X线号和一个片袋。病人每次到放射科复查时，都需将老封袋找出，供检查人员参考。读片时可观察病变的全部过程和演变，经过比较作出相应的结论。
《协和医学院放射科》
林必锦、吴阶平：外科住院总医师
在协和住院医师制度中，总医师的职位不论在业务成长上或是个人前途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医学生阶段，竞争已很激烈，到了住院医师阶段则更为激烈，逐年淘汰，最后只一人达到总医师的地位，所谓“宝塔尖”。做一年住院医师被淘汰者，基本都离开协和，转到其他医疗教学单位。能做到两年住院医师者则一般可到本科的其他专业继续发展。住院总医师是直接向科主任负责的，协助科主任处理一般日常事务，安排住院医师甚至主治医师的医疗教学工作，负责普通外科的会诊等。夜间的业务工作完全由总医师负责，一般只在十分必要时才向主任电话请示。外科医生的培养训练中，手术占有重要位置，外科住院总医师由于有处理急症、特别是夜间急症的权力，所以总医师这一年是锻炼手术的最好机会。可以说在协和外科担任过住院总医师的，后来无一不是专业中的佼佼者。
《记协和外科》
林必锦、吴阶平：外国医师占优势
1917年协和医学院开始招收医预科第一班学生，并在同年为新校建筑奠基。次年，外科和其他主要临床科在旧协和医学堂的医院中应诊。当时外科不分专业，人数也较少，但已有主任教授泰勒和耳科襄教授邓勒普。1921年医院新建筑落成后，耳鼻喉科即分出成为独立科。这显然不是业务上的原因，而是由于邓勒普的个人威望较高，当他1930年转到上海开业后，耳科又归入外科。在外科中最早确立的专业是骨科和泌尿外科，从1921年到1941年，这两个专业都包括在外科之中。放射科在1921年亦列在外科之中，第二年起即成为独立科。20世纪30年代起，在外科临床工作中逐渐形成神经外科、肿瘤外科、胸外科等专业。各专业都有专门的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但在职衔上仍直接称为外科教授、襄教授、助教授、教员或助教，而不像骨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等那样，职衔上附有专业的名称，如骨科教授、泌尿外科教授等。牙科则和骨科等一样，也是一个正式专业。
外科医师中，中国人逐年增多。刘瑞恒于1913年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毕业，1919年在协和外科任讲师，后到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进行肿瘤移植的研究，两年之后又回到协和外科，1922年提升为外科襄教授。刘在提倡尸体解剖上曾做过不少努力。刘1928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任职。1929年教育部规定高等学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院长，刘瑞恒于1929年春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院长，原院长格林退居为副院长。但刘在1929至1938年的9年任期中始终不在任，所以名义上是中国人任院长，实际行政领导权仍在美国人手中。牛惠生于1919年在协和外科任助教一年。在协和任职时间长，达到教授衔的则是谢元甫（泌尿外科教授）和刘瑞华（耳鼻喉科教授）。两人都以助教身份于1920年进协和，至1922年提升为讲师，1928年为助教授，1930年为教授。
一般说来，美国人的提升较中国人为快。最突出的是后来担任外科主任的娄克斯。他在美国西备医学院毕业，1922年到协和任内科助理住院医师，1923—1924年任外科住院总医师，1925年任讲师，1927年任助教授，1928年任襄教授，1930年任教授兼主任。
《记协和外科》
李懿秀：新生要试读
协和护校的新生要试读六个星期。试读期从各大学放暑假后即开始。课程有解剖学及生理学、生物化学、营养学及饮食学、个人卫生学和基础护理学。学习两周，懂得一些护理的基本理论，并学会一些简单的护理操作方法以后，从第三周开始，每周早晨或晚间到病房实习两三次，每次两小时，以接触病人，体会护理工作。试读后，学生如果发现自己不适于护理专业，或觉得功课太重，可以提出退学，校方对成绩不佳，或认为不适于做护理工作的学生，也可劝其退学。退学后还可回到原大学继续学习，因为试读期结束时，大学的暑假尚未结束。
试读期一过，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学习到毕业吗？不是。协和是采取淘汰制的。学习成绩不好的，掌握护理技术操作不好的，对病人缺乏同情心和爱心的，工作责任心不强的……总之，凡校方认为不适于从事护理工作的学生，都可以令其退学，加以淘汰；而“好”的标准又定得很高。所以，上协和护校，没有一点拼搏精神，是不容易学到毕业的。
《从护士生到教师》
吴阶平：学生司仪
协和医学院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和荣誉感。设“学生司仪”就是学院独树一帜的创举。
协和的毕业典礼庄严而隆重。典礼之前，在毕业班的下一届，即四年级中选拔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任毕业式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学生司仪手持纪念牌，身着学士礼服，依次带领医学生毕业班和护士毕业班，穿过参加典礼的师生和来宾，进入礼堂就座。举行毕业式并颁发毕业证书后，再带领毕业生退出礼堂，完成仪式。纪念牌上套有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各刻一届学生司仪的姓名。我的姐夫陈舜名曾任学生司仪，他的姓名刻在第二道金箍上；我也被选为学生司仪，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院方原准备当纪念牌上套满金箍，成为一块金牌时，留在学院作永久性纪念。学生司仪是极高的荣誉，为众人所瞩目。记得当我被选为学生司仪和学生会主席时，许多教师和同学纷纷向我祝贺，为我高兴。遗憾的是，当抗日战争胜利，协和医学院复校后，那块套有九个金箍的纪念牌却再也没有找到。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梅祖懿：随时准备考试
我们的及格分数线较高，以75分为及格。如果门门功课都是75分，这样的学生也很难站得住脚。学习的压力变成动力，使学生们比赛着读书与学习，成绩一个比一个好，形成了一个“学习好是光荣”的好风气。课堂上经常有小测验。考试或测验事先都不通知，学生要随时准备着。讲课也没有详细的讲义，凭着自己听课时记笔记，课后看参考书，以掌握授课内容。临床实习时，要结合临床观察与护理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写出护理个案研究和护理研究文章。有时要看很多书，护理、观察很多病例，才能写出一篇文章来。这样就促使学生要密切观察病人，认真进行护理，大量地看参考书，打下总结工作经验的写作基础。记得我二年级在小儿科病房实习时，老师给我一个护理研究课题是：“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包括卫生习惯、饮食习惯以及一些不良习惯的纠正等。从一进小儿科病房到离开病房的三个月里，我一面进行实习，一面进行观察、研究、总结。老师给我指定了18本英文参考书，最后我用英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其印象是深刻的，收益是多方面的，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重视在实习中对学生的教育》
施锡恩：自由的学术空气
协和的学术空气浓厚而且活跃。学院对于学术活动、学术贡献都极为重视。协和教授医学会、实验生物与医学会和中国生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保持着经常化。以协和作为主力编辑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生理学报》，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在国际医学行列中，协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学校规定，每周三下午为教授会固定的学术活动时间，由教授和讲师们宣读学术论文，作专题报告，全院师生都可参加。每周一下午是外科病理讨论会，每周五下午是临床病理讨论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五晚间的讲座，请名家教授们作报告，其内容不局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在这些讲座中，我聆听过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和我国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讲演、诗朗诵，还听过马寅初先生的演说。最有意思的是信奉基督教的协和，也为无神论者提供讲坛，还有过有关宇宙、地球形成，乃至从猿到人的进化发展的报告。所以我认为协和的学术空气也是比较自由的。当初，像协和这样的学院，每逢星期日上午有宗教活动，听牧师传道，但不强求全体师生员工都去参加。有一些神学家讲道，往往有很深的哲理，而不是随意捧出上帝来做愚昧的迷信宣传，因此这样的宗教活动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学生们去做礼拜，往往还有另外一种目的，那就是学、听英语，因为所有的节目都用英语，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从协和到恩光》
邓家栋：重视实验室和临床实践
协和强调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课堂讲授的时间较少，着重在实验室和临床实践。
基础各科之间，临床各科之间，以及基础和临床各科之间，均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和综合。每周一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有临床前期和临床各科的教师和各年级学生一起参加讨论，这一制度历久不变。通过参加这种活动，学生学到了知识，也增强了辩证思维的能力。
学生从本科一年级起，就有机会得到关于科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训练，如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科，均安排学生做一些实验室研究和动物试验。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学习查阅文献、写综述、独立设计实验、收集和分析资料，写出英文论文，目的是使学生对科学研究工作有初步的认识。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林必锦、吴阶平：外科疗效统计会
外科疗效统计会是统计各个病种、各种治疗效果及并发症等的会议，每月开一次，全体参加。审查各专业组各病种出入院数字，并登记做了多少手术。更主要的是分析各种手术治疗的效果、治疗经过和并发症产生的原因。对出现的并发症，主割者要说明原因和经过，并接受批评建议。对某些差错，毫不留情地给予严肃批评。有时激烈争论，声色俱变，甚至脸红脖子粗。出现严重事故时，责任者如任期已满，则令其离职不再聘任，纪律可谓森严。
《记协和外科》
诸福棠、吴瑞萍：小而人才辈出的儿科
协和儿科科室虽小，但富有团结精神，在业务、交谊、生活上互相帮助，联成一体，几十年来人才辈出。科内每人都做临床工作，门诊与病房都由医护人员轮换值班，亲密无间。每个人都负责一定的科研任务，把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不分轩轾，从无医疗人员与教学、科研人员互相妒忌、互相埋怨的陋习。每逢春秋佳日，有计划地外出郊游，往往由科室负责人作东道主，可以说，医护技工之间没有隔膜，宛若一家。业务常规，井然有序。病史书写，务求勤恳翔实，不但住院医生每日进行记录，主治医甚至教授级医生也往往在病案上发表诊治意见，文词整洁简明，一目了然，上行下效，相沿成风。病案归档，住院医生在病人出院后48小时内完成出院小结，由病案室限时收集，汇装成册。包括门诊记载、住院诊疗，各样化验、X线检查报告及病人照片，以至死亡病人的病理检查等全部资料，依次装订，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完全档案。从未出现病案遗失情况，这是由于住院医生和病案室管理员悉照院内常规办事，故能有条不紊。依照科内常规，每周则要召开病案总结讨论会，把出院病人的医病要点及有教育意义之处简明列出，打印多份，分发有关医生，作为长久参考之用。因此病人虽然不很多，各位医生都能仔细分析，对诊疗的各个方面均能一观全貌。同时科内还举行读书报告会，交流演讲有关文献，使医师们对文献了解入微，取得较深印象，不易遗忘。协和儿科还特别重视临床经验，对临床中出现的疑难及错误之处，注意温习其解决方法，颇能切合实际，提高医学科学水平。此类优良传统大可提高诊疗能力，值得后来借鉴。
《回忆协和医学院儿科往事》
荣独山：高水平的放射治疗
协和放射科对放射治疗亦颇重视。除早已设有200千伏深度X线治疗机外，还于1932年安装了一个500毫克镭的氡气系统，并配备有放射性生物和放射物理实验室，从事射线的剂量测定和防护，以及射线对生物的影响的研究。在人员方面，除放射科较年高医师和技士兼做诊断和治疗外，还聘请美国著名放射物理专家马文·威廉斯博士来科，创设放射物理实验室，并从国内大学招聘了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培养他们成为我国最早的放射物理专家，如知名的丁德泮和徐海超等。
在放射治疗的日常临床工作中，亦有严格的制度和详细的记录。科内备有一套人体各部的横断面解剖图片，可根据病变的部位和病人的体积，选择相应的层面图片，将其放大和绘成与病人相应的横断面图纸及病变所在，于体面勾划出所用的放射野，参考所绘的皮肤剂量和深度剂量，计算出病变所获得的放射总量。每夜每天所给的皮肤剂量，都有详细的记录。氡“种子”由肿瘤外科医师放置，当时的斯皮斯教授和金显宅医师，常与放射科医师讨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问题。
放射治疗亦非常重视随访工作，非但在治疗过程中定期检查病人，对病人有无不良反应以及有无疗效亦有详细记录。疗程完毕后亦有定期约病人随访的制度。协和医院设有社会服务部门，能联系放疗病人如期随访，或探听病人的情况。
《协和医学院放射科》
王季午：教师多、病床多、学生少
协和医学院每年的在校生并不多，例如，1937-1939年，全校五个年级在校生每年约108人。每届毕业人数亦极少，1924年毕业的第一班学生仅3人，自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间，共毕业311人，平均每届毕业15.5人。毕业生数量虽少，质量却很高。
协和教师职称等级严明，分教授、襄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六级。全校16个科室内，助教以上的教师约130名，平均每个科室8名。其中外籍教师在1939—1940年间为18名，担任科室主任的为9名。各科室中，教师最多的为外科，计22名，最少的为药理，仅2名。
附属医院共有350张病床。内科包括普内、儿科、皮肤性病、神经精神病、传染病、内分泌代谢病等，约有180张床位（其中特别病房约20个床位），分散在六七个病区、四五个建筑物中。外科、妇产科等亦有类似情况。病区虽然分散，但全校全院，基础和临床均可不经过露天而由地下道沟通，所以相互联系、工作配合极为方便。医院内的350张病床，除去特别病房的60张外，可供100个学生教学用的约300张，每个学生可有3张病床供实习之用，是富富有余的。
教师多、病床多、学生少，可说是协和医学院优越之处，当时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
《协医特点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