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在汉口

我们一行——史东山、舒绣文、王士珍、高占非、黎莉莉、陈晨夫妇、钱江等九人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抵达汉口，住在大和街杨森花园内。这个私人花园此时已改建成电影摄影棚，其中一间仓库似的敞房，里面堆放着一些铺板，这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女宿舍。我们从上海动身时，郑用之一再强调行李要从简，所以多数人只带了一条被子，没有垫被和枕头。头几天，我们只能睡在光板上，把大衣当枕头。这时日本飞机不时空袭武汉，夜袭时我们抱起“枕头”就跑，在黑夜中我和绣文总是互相提醒不要忘了抱枕头（大衣）。每次我们都往钟家花园跑，到那里只有六百米，史东山、王士珍等住在那里。花园里树木比较多，目标较小，有利于隐蔽。有一次，敌我空军在汉口上空发生遭遇战，机枪打得很激烈，我们突然看到空中坠下一团火。大家很兴奋，绣文高喊：“准是把敌人打下来了！”我们不顾一切朝着坠机的方向跑去，一口气跑了五六里，没想到是我国的飞行员牺牲了，满身的弹孔，血肉模糊，我们不禁哭了起来。和我们一起跑去的人都很难过，围着尸体默哀致敬。我们乘兴而去，哀伤地回来，拖着沉重的脚步，五六里沙石路是那么艰难。回来后才发现我们脚底上都磨出了血泡。

通过这件事，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心里真像冒火似的，一心要为抗战出点力。

我们到汉口后不久，绣文就病倒了，她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躺在大敞房里，过堂风吹得她缩成一团。我从食堂给她带的饭菜也是凉的。我想尽办法给她弄点热汤，她抓住我的手，眼眶里滚出了泪珠，对我讲到她的身世，她生性好强，平时很少谈及。绣文在家里是长女，父亲早年失业，母亲多病，所以她很早就要赡养父母和妹妹。她的妹妹舒锦文比她小四五岁，是她一手培养教育的。因此，她习惯照料别人、关心别人，当别人给她哪怕是一点点友情，她也特别容易激动。

她病刚好，便投入了工作。南京剧校的同学们叶子、凌子风、张树帆夫妇、辛子平等五人先我们到汉口，他们参加了怒潮剧社，正在排演《前夜》（阳翰笙编剧），王瑞麟（南京剧校的老师）是导演。《前夜》一个不重要的角色缺少一个演员扮演，绣文乐于在剧中扮演这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女佣人。她不顾病后体弱，反复练习出场，说好这仅有的一句台词。并且把幕后所发生的事件带到了舞台上来了。她对戏剧艺术的酷爱、忠诚和那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夜》演出后不久，赵丹领导的“剧人协会”到了汉口，上演《夜光杯》。绣文参加了演出，效果很好。此后，洪深、金山等到汉口演出《飞将军》，水平也很高。当时内地的话剧尚不甚普及，水平不高，他们这几个戏演出后，开拓了武汉话剧界发展的道路。如果说绣文在汉口演的《夜光杯》称得上炉火纯青的话，那么，一九四五年间，她在《天国春秋》中扮演的洪宣娇，《蜕变》中的丁大夫可以说登峰造极了。绣文在表演上的趋于成熟，是和抗战剧运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武汉摄影场筹备就绪，开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史东山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这是第一部正面宣传抗战的影片。以前我们在半殖民地的上海拍国防电影，受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制和阻挠，不能正面揭露敌人的残暴和侵略。抗日战争初期，大家一致对日，就可以不再用影射、暗示、寓意和象征的手法，直截了当地演出，我们感到痛快多了。绣文在影片中饰一农妇，演得真挚朴素，公映后很受欢迎。她在话剧中、在电影中都能演出真情实感，固然是她在表演上下功夫深，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她抗日救国的心情真挚而迫切。

我们在武汉摄影场，每月拿四五十元津贴。不久绣文的妹妹舒锦文来到汉口，四五十元还要抚养妹妹，生活够苦的。但是绣文很节约，从不叫苦。当时我们的思想比较单纯，只要能为抗日战争尽力就心满意足了。

一九三八年武汉吃紧，我们只得撤离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