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春秋剧社和舒大姐
一九三二年夏，唐槐秋应左联的邀请来找我和刘郁民，一同去参加杭州五月花剧社第一次正式公演。我们赶排了两个戏《蠢货》和《买卖》。
五月花正式公演的剧目，第一天有田汉先生的剧作《洪水》、《战友》，还有唐槐秋和我及刘郁民合演的《蠢货》，都很受观众欢迎，尤其是演《战友》时，刘保罗和刘亚伟台上喊口号，台下跟着喊起来，台上台下一片沸腾。五月花在左联刘保罗、辛汉文、田洪领导下，差不多每天都在学校或西子湖边和观众见面。在刘保罗帮助下，学校剧团如雨后春笋不断建立，杭州戏剧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我就是初到五月花时认识舒绣文大姐的，那时她也才十七八岁，在《战友》中扮演女护士。她待人热情开朗，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演出了《名优之死》等剧。
由于五月花很活跃，促进了杭州的革命形势，激怒了把持杭州党政大权的黄绍竑，在五月花第一次正式公演的第二天就派了武装军警把演出场所团团包围住，当场逮捕了刘保罗、桂公创、农卓三位同志。五月花剧社花开花落只有短短的四十七天，就被反动派摧残了。我们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上海。
一九三二年秋，在左联的领导下，田汉、辛汉文、田洪、赵铭彝会同集美剧社的社长王惕禹把原五月花剧社的人员重新组织起来。由田汉先生定名为春秋剧社，表示继承五月花的精神，基本人员有舒绣文、洪逗、赵湘林、刘亚伟、易洁、魏鹤龄、李也非、刘郁民、宋小江、凌波等。由王惕禹筹款，在上海西爱威斯路（现建国西路）租了一间不满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这就是春秋剧社社址，这个房子白天是我们的排练场、课堂、客厅，夜晚打开被褥又成了大家的宿舍。
记得是这样分工的：研究——辛汉文；剧务——田洪；组织联系——赵铭彝；总务——王惕禹。
我们的宗旨是：不放弃任何演出机会，不讲条件，不计名利和报酬。
那时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更谈不上政治水平了。田汉先生给我们上时事讲座课；辛汉文教我们化装；赵铭彝对外联系演出。我们既无固定收入，也无演出场所，排戏连个固定一点的指导都没有，赵铭彝经常请些知名人士来辅导，安娥、任光、聂耳、郑君里、陈白尘、唐槐秋、应云卫、张曙、阳翰笙、胡萍、谢韵心等都来过。舒大姐和我都未进过专门的艺术学校，春秋剧社就成了我们学习的最好课堂。
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田汉先生教导我们：要吸取五月花的教训，演出活动尽量采取突击和公开的方式，平时先排好几个独幕剧，做好准备随时参加演出。《梅雨》、《江村小景》、《活路》、《生之意志》、《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就是这样排出来的。他还要我们深入到农村、工厂、大专院校、工人补习班、游艺会、小码头等地方去演出，在演出实践中充实自己。绣文在我们之中总是领会最深刻的一个，也是胆子最大的一个。每次到农村、工厂去演出她总是抢着去，她说：“只有多演才能学会演戏的本领，只有和他们（指反动统治者）斗，才能对得起被捕的同志们！”虽然年代久远了，但她讲的话仍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间。
我们当时生活工作都十分艰苦，吃的是大锅饭，睡后台，风餐露宿，但不觉苦，更不懂得怕。尤其是舒大姐，她并不比我大几岁，但处处以大姐的样子吃苦在前，她从未有半点不爽之感。我们不断在斗争中成长，经常到大专院校去敲起救亡图存的《乱钟》。我们还为支援东北义勇军募寒衣而义演，印象最深的演出有这样几次：
一九三二年冬，春秋剧社在左联的安排下为支援东北义勇军募寒衣在“新世界”游艺场举行义演，由全市各团体轮流演出。春秋剧社是组织者，将一切演出任务包了下来，由田汉先生编导，舞台监督田洪，对外联系赵铭彝，总指挥兼造型指导是辛汉文，舞台装置由徐渠、徐秉铎、张谔负责，宣传由阳翰笙负责，总务王惕禹，化装宋小江、李也非，服装易洁，道具朱星南，灯光郑山尊、凌波，效果魏征。参加演出的共有五十几个团体（包括大专院校学生剧团）。
这次演出的主要演员有舒绣文、洪逗、易洁、刘亚伟、赵一山（湘村）、刘郁民、刘琼、刘尚文、李涤之、袁牧之、王莹、田烈、王庭树、魏鹤龄、刘丽影、朱铭仙、王为一、徐韬、金山、李也非、陈白尘、应云卫、侯枫、聂耳、徐秉铎、赵曼娜、冷波、张谔、张继材等。
演出的剧目：《暴风雨中七个女性》、《乱钟》、《活路》、《SOS》、《婴儿杀戮》，其中由舒大姐主演的《婴儿杀戮》尤其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喜爱，不少人看后落下了同情的眼泪。此外还有许多临时由田汉先生编写的活报剧等，至今记忆犹新。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田先生亲自到后台来编写活报剧《一九三三年前奏曲》。他在后台一边写，我们一面排一面演，使我叹服的是舒大姐的惊人的记忆力，她只读了两遍剧本就能流畅地将台词背出，保证了演出，这真是别开生面的舞台斗争。演出效果很好，女作家白薇还到后台来慰问。我们一共演出了一个多月。这是上海影剧界一次大会演、大教育。捐了不少钱，给东北义勇军以有力的支援。
然而，春秋剧社在这次演出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有包打听（特务）前来捣乱，并威胁讲：“叫田汉当心点！”他们要采取行动了。正在“新世界”义演的武术大力士查瑞龙、魏鹏飞二人听到后，就赶来对特务说：“谁敢动田汉一根汗毛，我们就对他不客气。”一时场子里大乱，这两位武术家武艺高强，包打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只得认输退出剧场。从此以后，查瑞龙、魏鹏飞每天保护田汉先生送他回家。
春秋剧社这次义演的影响很广，上海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三三”、“新地”、“大路”、“骆驼”、“光光”等，这时上海剧运相当活跃。
一九三三年春夏之间，民权保障大同盟借泉漳中学广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演出，参加这次演出的除春秋剧社外还有光光剧社。这次演出不但观众人数多，发动的面也广，其主要对象是工人、附近的农民和院校的学生。可是那天晚上，我们的戏尚未上演，学校就被大批军警包围起来了。
我们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一面阻止军警入内，一面演出。由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出面交涉，拖延时间。本来打算春秋的《活路》演完后，接着上光光的《工厂夜景》。《活路》还未演完群情已异常激动。当台上喊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时，观众也跟着喊起来，于是台上台下一片沸腾。口号声连门外的军警都听见了，他们着了慌立刻朝天鸣枪，并警告说：如果再不停演，就要冲进来抓人。这时辛汉文、田汉通知我们撤退，光光剧社的负责人姚时晓见宣传目的已经达到，就没有再演下去，免受损失。当即对观众宣布被迫停演，等我们走出会场时观众还在台前不愿离去。
一九三三年夏季，春秋剧社参加南市敬业中学演出《雷雨》、《放下你的鞭子》、《婴儿杀戮》等剧。演到一半，田洪来通知我们：有特务进场，要注意。不一会儿，台下就有人喊：“不许演下去！”同时又见许多观众怒吼：“演下去！”我们在两种不同的呼喊声中坚持把戏演完。辛汉文在后台早已做好准备，每人发点纸和凡士林，告诉我们，闭幕后擦掉脸上的油彩，夹在观众中混出去。等特务跑到后台，我们早已撤退了。
又有一次，我们奉命到常州、无锡一带乡镇去演出，白天演戏，夜晚正睡得香甜时，忽然接到通知要我们马上出发。我和舒大姐一同背起行装，像夜行军一样跑步赶到码头。舒大姐一直大步走在前面，我们上船时天已亮了。开船后，辛汉文才对我们讲，这是游击式的演剧方法，免受损失，保证继续演出。
这时左联已扩大组织，我们也参加为盟员，各小组经常开会，由田汉先生作时事报告，阳翰笙、赵铭彝、辛汉文、田洪等经常讲革命道理，我们也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教育。
一九三三年夏季，田汉先生把舒绣文、易洁和我三人都叫到他家中去，周道也在场。起初谈了些国内外形势，又谈到以上我们在演戏中遇到的阻力。然后，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虽然不是党员，但也不能随便暴露身份。”田先生讲：“在目前情况下，被捕是不可避免的，今后你们三个人一个小组，由周道领导，以后就叫她周大姐，叫我大先生。”
又有一次到上海郊区大场陶行知办的小学去演出，由田先生亲自率领。我们的阵营不断扩大，增加了好些人员：有舒绣文、胡梦月、刘丽影、洪逗、露茜、赵曼娜、燕群、梁笃星、魏鹤龄、刘亚伟、李也非、田洪、佟保、宋小江、凌波、朱星南、张继才、王惕禹等人。女同志分住在农民家中，我们清早起来帮农民拎水、洗菜。白天到田野里去锄草，在田先生指挥下，一面锄草，一面唱锄头歌。晚上就演方言剧，农民看戏的劲头就更足。我们吃的是麦米饭，菜是用盐拌辣椒香菜，生活比较艰苦，精神上的收获要胜过物质上的享受。临走那天上午，我们都到田野去锄草，大家又唱锄头歌，农民也跟着歌唱起来，真是歌声震天响，心中喜洋洋，第一次享受着和农民打成一片的幸福。舒大姐也兴奋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幸福的一天。”这次活动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一九三三年秋，春秋剧社参加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电影。田汉化名陈瑜编导《民族生存》，这部影片是描写九一八至一·二八时期一对兄妹家破人亡逃到上海谋生的故事。这是我和舒大姐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其他演员还有查瑞龙、魏鹏飞等。电影拍好后审查通不过，国民党反动派还派了特务来砸摄影厂，以后我们就随同田先生退出艺华剧社。
一九三三年冬春秋剧社筹备首次公演，由王惕禹出面，借宁波同乡会的场子，剧目选定田先生的《梅雨》、《名优之死》。《梅雨》由魏鹤龄饰贫病交迫的老贫农，洪逗饰女儿，刘亚伟饰阿毛。《名优之死》由舒绣文饰刘凤仙，我饰其妹，魏鹤龄饰名优刘振声，并特请唐槐秋饰杨大爷，田烈饰琴师左宝奎，王庭树、李也非饰新闻记者。春秋虽然初次在上海正式公演，但这个剧社早就给市民、学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广告才贴出不久，就有许多人来预定票子，尤其是学生。演出时很受观众欢迎。这引起国民党及上海巡捕房注意。演出后的第二天，王惕禹就在南市民立女中被捕（当时王是民立女中校长秘书），他母亲为了营救儿子，把用一生的心血创办起来的民立女子中学全部财产交给国民党作为释放条件。从此春秋暂时停止活动。
一九三四年春，王惕禹释放后，仍然在吕班路德丰西菜馆楼上租了间房，田汉先生在这里为王惕禹开了个庆祝会。
在春秋剧社一年多的时间，数次被军警包围。总结斗争经验，使我认识到，戏剧这一武器锐不可当，它必然会使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感到害怕，可是他们始终不能阻挡戏剧运动的洪流向前发展。相反，我们在跟敌人进行斗争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更有智慧了。
我在这次战斗中，和舒大姐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共同的战斗经历，共同的志向，共同的命运将我们培育成了革命的文艺战士。每当我回顾当年的战斗历程时，舒大姐那亲切的话语，爽朗的笑声，总是浮现眼前。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