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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台上，在水银灯下，舒绣文以扮演性格泼辣强烈的女子著称。一九四九年，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苏联科学文化艺术代表团里有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来到上海时，孙维世把舒绣文介绍给他说：“这位是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女演员。”后来格拉西莫夫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再看到舒绣文就说：“你是优秀的性格演员，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大家都知道，话剧界也有“四大名旦”。从那时起，全国都传开了。有人说，舒绣文是四大名旦中的“刀马旦”。她并不讨厌这个称呼，但也并不以此自居。她还是竭力想法演一些不同性格的角色。她在舞台上创造过卡彭诺娃（《大雷雨》），洪宣娇（《天国春秋》），也创造过虎妞（《骆驼祥子》）和朱帘秀（《关汉卿》），演过西太后（《清宫外史》）和曾思懿（《北京人》）；但她也演过完全相反的角色，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愫芳（《北京人》）。

在人艺排演时，她曾问《北京人》的作者曹禺说：“我演愫芳，你不吓一跳吗？”

她原来演《北京人》中泼辣的女主人，现在演这个被女主人百般欺侮的善良的愫芳，性格完全相反。舒绣文对曹禺说这句话，是表示她也自认为是一个泼辣的人，演这样一个原作者精心创造的内心柔顺、性格善良，追求新生活的温和女子，是不是太出人意外了。

舒绣文果真是个泼辣的女子吗？

舒绣文在台下确是一个性格很强烈的人，但不能用“泼辣”两字来形容她。她是个表里一致的人，有话当面说清楚，决不遮遮掩掩；对己要求严格，对别人也要求严格；对任何人，包括对初相识的人，对家里朝夕相见的亲人，有什么意见都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迫使别人在她面前也不能躲躲闪闪。她能很快地看准一个人的性情、习惯和性格，抓住那个人的特点，从而对那个人采取恰如其分的态度，说出针对性很强的话。她不盛气凌人，更不有意揶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人愿意和她交朋友，打交道，因为人们和她交往，都觉得很痛快，可以推心置腹，可以肝胆相照。有些演员或朋友，愿意和她谈心，把心里话告诉她，和她商量解决难题的办法。

她对人坦白，对人信任，在生活里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全心全意帮助别人的人。

她对待家人的态度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作为长女，舒绣文从幼就帮助母亲挑起家务重担。由于家务忙，她上学，时辍时续（她后来能读书写东西是在上海演戏拍电影时用许慎、苏谦的假名进补习学校学来的）。由于家计困难，她才在十六七岁时学舞伴舞帮衬父母。等到她在上海能维持生活时，先把母亲许佩兰接去，后来又把父亲和弟妹都接到了上海，一家人挤住在一起。父亲舒子胄在家乡安徽黟县有原配妻子，舒绣文管她叫“大妈”，生活也由她负担。父母去世后，她在北京演戏，还经常给大妈寄钱，直到大妈去世。她还曾把家乡的一位邻居“表妹”接到上海来上学成才。

解放后，她是文艺一级，工资高些。父母去世后，负担轻了些，同事朋友遇有困难往往向她告借。她在北京人艺工作时，同事有急需，常常求助于她。她把活期存折交给借贷的人，让他们自己到银行去取，还款时也由借款人到银行去存入。虽然款数并不太大，但是足以见其心地，有人说：“舒大姐是我们剧院第二财务科，借钱不用领导批，不用写条子，不用摆出许多理由……”

同事们、朋友们，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难题，包括夫妇之间的争吵，排戏、演戏上遇到的问题，都来找她。“舒大姐，舒大姐”叫得如此亲昵，像一家人，她变成了众人的“大姐”。岁数比她大一些的，也尊敬地管她叫“大姐”。

有人说，舒大姐有时是“大姐”，有时是“严母”，而且确有唤她做母亲的人。年老的，往往把她当女儿看待。住医院遇到几位妇女老干部，索性叫她干女儿，出院后还经常往来。老前辈欧阳予倩见她时，就叫她“姑娘”。欧阳老在阜外医院去世时，她也住在阜外，得悉欧阳老去世，她哭得悲切而长久，别人劝止无效，她自己也抑制不住，医生怕这位心脏病患者休克过去，只得赶快把她转移病房。

在三年困难时期，她经常病病歪歪。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在北京饭店陪客人跳舞，中间去舒绣文家探望她，了解到她的一些生活情况。第二天早晨，邓大姐便拎了一些副食品去看她，其中有两斤黄豆，绣文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默默地看好一会儿，然后仍旧摆好，存着不吃，有更需要的人，便分些给他们。

她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称为“厉害角色”、“泼辣婆”的好心肠的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