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县失守前后
石彦懋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商震的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当参谋长，师长是黄光华，副师长是李嘉霖，所辖两个旅的旅长是李兆锳和孙定超。那时队伍是从平汉线上元氏县一战之后退到黄河以南，一度在襄城、叶县一带休整，以后即开到尉氏县集结待命（军部驻在开封，军长商震兼河南省主席）。不久即奉命开赴陇海路东段归驻徐州的第五战区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受命开到台儿庄迤南运河南岸构筑工事，作据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的预备队。那时副师长李嘉霖被调到朱仙镇军部设立的教导团办教育，我被调充副师长，参谋长一职由邓佐虞接充。
一天接到李、白的命令说，敌人向台儿庄右翼窜扰，命我师连夜开往邳县的义河镇附近归汤恩伯军团指挥。因为白天敌机活动，我们待至黄昏以后才开始行动，由出发地到目的地大约是四五十里，我们在夜半以前就到了。这时，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叫我们于翌日拂晓对当面贺庄附近的敌人进行攻击。黄光华已经打开行李睡下，我把命令读给他听以后，他说：“你给两个旅长打电话，问问他们拂晓攻击行不行？”我对他说：“我们可以把命令要旨先告诉他们，若是问他们行不行的话，那一定是困难很多，又将如何处理呢？只有照转命令。”他仍然坚持叫我问，我是坚持照转命令，他于是爬起来亲自拿起电话问李、孙二旅长。果然两个旅长异口同声地叫喊困难，说什么连夜行军官兵疲劳啦，又是什么给养没准备弹药没补充啦，都是强调困难。黄光华放下电话对我说：“拂晓攻击办不到。”我说：“那么这个命令怎么办呢？”黄说：“实在不行呀！我们带的是商先生的队伍，还要向商先生请示，不然若是受到损失，我们没法交代。”我的意见既未被采纳，我就对参谋长说：“你顶一会儿，等师长下定决心，你好写命令。”我说完就靠在尚未打开的行李上休息，一闭眼就睡着了。及至醒来天已拂晓，参谋长告诉我说：“命令已经下达了，改为今晚夜间发动攻击。”
说话间，翼侧的友军开始拂晓攻击，隆隆的炮声已经响起。这时军团部参谋处一个熟人（记不清是哪个同学了）打电话问我：“你们开始行动了吗？”我尚未回答时，黄光华急忙跑过来对我说：“你就说已经开始行动了。”我说：“这种事如何能瞒得过呢？”黄急得跺脚说：“你太老实。你这样说好了，我负责。”我只得硬着头皮照黄的话回答了，就这样一时对付过去。黄光华尚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而两翼友军当然因此受到影响。这时军团部派有参谋人员驻在我们的参谋处担任联络，实际上也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果然没有多久就接到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说：“师长黄光华不听命令，贻误戎机，着立即撤职查办。”黄光华接到命令后大哭失声，追悔莫及。后来经商震向李、白竭力说情，始免于查办，仍由商震委为第三十二军的总参议，所遗师长职务由商震委派旅长李兆锳代理。
李兆锳代理师长后，队伍仍在汤恩伯军团的指挥下，曾一度由苏北的邳县向北推进至鲁南的兰陵镇、洪山镇一带。其后日军增兵反攻，我们就向南节节败退了。
我们在洪山镇附近与敌对峙时，左右两翼是汤恩伯的部队。我们和汤军团部直接用有线和无线电话联络。某日，敌人大举进攻，正面和两翼枪炮声很密，我们和友军彼此不时派参谋人员互相联系（也就是互相监视）。入夜，忽然和军团部的电信电话均叫不通，两翼的枪声也沉寂了，但逐渐竟在我们的侧后方响起来了。我们忙派人向两翼友军联系。据参谋回报，左翼洪山镇已被敌人占领（原来驻有友军某团团部指挥所），右翼也不见友军。当时已无法向军团部请示，如果不趁夜与敌脱离，一到天明将有被敌包围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自动撤退，计划先退到竹园、白马寺之线，距现地约二十余里，地形比较有利，到那里再打听友军的消息。
命令下达后，师部即开始撤退。大约走出十余里，天色将要拂晓，在路上遇到一个化装农民的兵正在打听第一三九师师部。我和他接头，原来是汤部某师派来转达军团部撤退命令的。命令抄写在一片纸上，是头天下午六时发出的，竟隔了十几个钟头我们才接到。两翼友军撤退时并未打个招呼。军团部在撤去电话之前也并未预先指示要旨，尤其是通信员与通信员之间在撤收联络时也并未声明。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军团部是有意牺牲别人来掩护自己人的撤退，或者是下命令时只顾自己人，竟将我们这个单位整个遗漏。
我们看了命令后，李兆锳还要找个民家点起灯火在地图上加以研究。我劝他不要再耽延时间，因为命令指定的目标和我们的计划没有大的出入，如果再迟恐怕脱离不了敌人的包围。果然在走后不久，即接到前面警卫部队的报告说，前面村庄已发现敌人正与我对战中。我们遂等待后面的一个团来到，一同突围出去。后续的部队都是在白天突围，本来已经残破的队伍又损失约三分之一，配属的四门山炮也没有拉出来。
事后我到军团部去见汤恩伯，报告撤退经过及损失情形。我质问他何以在撤退前不打招呼，命令下达又如此迟缓，以致损失如此严重，怎么交代。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不要着急，一切由我负责。”
经过这次突围以后，敌人把主力指向徐州、台儿庄方面。我们这方面也就没有大的战斗。这时我师的人数，两个旅凑起来也不到两千人。
有一天，汤恩伯召集李兆锳、孙定超、邓佐虞和我到军团部指挥所（在陇海路大槐树车站附近一个小村庄）。他在村外树林下预备了茶点，对我们说：“已经接到命令，叫你们师开到后方许昌附近去整编，特为给你们饯行，据说徐州东西陇海路两侧已有敌情，你们行军时要注意。如果冲不出去就回来，咱们一块打游击。还有，经过徐州时，最好不要声张，因为情况紧张，李、白正在抓队伍，说不定会又抓住你们。”我体会汤对我们的这番殷勤关照，一面是和孙旅长的私人关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一面也是要敷衍一下前次对我们的歉仄。
我们这批残兵败将遂即摒挡西行。某天夜间走到大许家时，李兆锳叫参谋长邓佐虞到乡公所借电话找徐州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诒，问一问路上的情况。我和孙定超都不同意打电话，以免自投罗网。李兆锳说：“参谋长和徐祖诒有师生关系，可以说私话。”结果邓佐虞打通电话回来说：“徐参谋长说，路上没事，你们放心走吧。”谁知走到徐州附近时，就碰上司令长官部派的一个参谋拿着命令正在等待我们。命令的大意是：敌人约一个旅团分两股由西南向我萧县前进，其一部已达瓦子口附近，我地方团队正在迟滞敌人，着该师迅速先敌占领萧县，固守待援；今夜或明朝即有某某部（约三个师的番号）向萧县增援。
当时的态势是敌我双方距离萧县都是四十几里，只要我们能抢先一步到达萧县，守住一夜，就算成功。于是我们命令部队向萧县疾进，限午前全部到达。师部人员和两个旅长搭乘一部卡车驶至萧县，只见街上路静人稀，关门闭户。到了县政府，会到专员、县长和保安队长，他们正在束手无策，看见我们来到，极为高兴，并即用电话报告白崇禧。
我们侦察阵地后，部队陆续到达，当将大部兵力配置在城外，少数人守城，并加固工事。
萧县县城北面紧靠凤凰山，大部分城墙在半山坡上。当晚，西北两面均发现敌人，与城外部队激战终夜。第二天，敌人飞机大炮终日轰击，而直到第三日上午友军并无一人来援，敌人遂包围东南两面。
当我们和徐州电报电话尚未断绝时，曾要求白崇禧增派援军。他说：“你们笔记下我的命令，多写几份，派人由四面缒城出去寻找，不论遇上哪个部队，交给他我的命令，要他们来增援你们。”结果派出送命令的人都如石沉大海，至此通信联络断绝。
敌人逐渐缩小包围圈，逼近城墙，占据北面山头，居高临下，机枪直射师部所在的房屋。西南两面敌炮集中向城内射击，入夜后稍为沉静，而援军仍无消息。第四日拂晓，敌人集中炮火轰毁北城墙，步兵由北门两侧突入城内，部队逐层抵抗。北大街亦有敌人一部窜入。当时师部警卫连残余的数十人，已被守城的孙旅长调去，只余卫兵十几人和一挺轻机枪（当时卫兵排长不在），我即集合起来亲自带去堵截北大街的敌人。我走到十字路口向北转弯时，敌人的子弹打得路上石板乱冒火星，所幸北大街路东有几处住宅门前都有上马石，我隐蔽着指挥卫兵和机枪开始射击。这时卫兵排长匍匐着来到我身旁，我把任务指示给排长后返回师部（驻在东大街路北）。正值师长李兆锳同专员及师部人员走出师部，他对我说：“我们到东城墙上去指挥。”我明知这是无可奈何的表示，因为当时敌人只是尚未从东城墙突入而已，指挥则谈不上了。
我们上了城墙，看到旅长孙定超。这时敌人的枪弹、手榴弹到处飞爆，弹尽援绝的残兵纷纷跳城逃跑，完全失去掌握。李兆锳还对孙定超说：“你能不能集合起一部分人来再支撑一时。”孙定超只是摇头，表示没有信心。李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决心与城共存亡！”我说：“那还有什么说的！”当时我们都拔出手枪，预备自戕。就在这一刹那间，李忽然又转念，放下手枪说：“我们何必这样消极呢，跳墙突围吧，如果不死，我们再干！”于是我们就溜下城墙，利用房屋的隐蔽向北面凤凰山奔去。由城墙走到山脚，有一段是麦田，敌人的机枪打得很密，当时伤亡很多，参谋长邓佐虞、副旅长吕汝爽、团长马骥德等都死在这一段路上。我们到了凤凰山上，回视萧县城已成一片烟海，就这样沦陷于敌手。
我们在山上敌人先时修筑的工事内休息了片刻，喘息稍定，李兆锳对我说：“我们不该出来，因为李、白对人很严厉，恐怕将来吃不消。”我说：“既已出来，后悔也无益。有可能时，我们再重整旗鼓。他命令上虽说固守待援，可是也明明说当夜或次晨即有三个师来援，如今已到第四天，并未见一兵一卒，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李兆锳说：“你可要记住这个命令词。”这时陆续来到的官兵凑集了三四十人，于是我们开始出走。
翻过凤凰山走了不到十里，就碰到刘汝明部某师的步哨线，对我们一再盘问，像是戒备敌人一样。嗣后由师部派来一个军官，又详细查询，并向师部报告请示后才准许我们通过。走到师部附近时，由参谋长萧某（名字忘记了）来迎，让我们到师部休息。师长李某出来和李兆锳周旋。我和萧参谋长是同学，在北京住家也相离不远，所以他特别招待我到他的房里休息。我当时很激动，特别感到遗憾的是该师近在咫尺，竟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此我问萧：“你们到这里来多久了？”萧说：“有三四天了。”我说：“你们没有听见敌人飞机大炮打萧县吗？假若你们早一点动手增援，我们来个里外夹击，说不定会给敌人个吃不消，至少也不致落得这样的结果。”萧很感慨地说：“咳！老兄，如果我知道你也在城里，那我心里就更加难过了。”我是尝过参谋长的滋味的，对这位老同学意味深长的谈话，自然也能体会得到，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继续走了几天，最后到达师部后方留守处所在地叶县，沿途收容官兵约二三百人。我因病请假到武汉就医，以后就一直没有回部队去。后来听说没有追究失守萧县的责任，还实授李兆锳为第一三九师师长，并发奖金数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