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抗战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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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集战斗

程采作者当时系第一军司令部见习参谋。

台儿庄大捷后,日本侵略军沿津浦路南下之势被遏制,我军本可乘胜扩大战果,但由于淞沪之战,主力损失甚大,后备力量薄弱,无力转移攻势,乃相持于原处。统帅部为了扭转这一僵持局面,开始组建新兵团,增援徐州地区。

我当时在第十七军团第一军军部(军团长胡宗南兼任第一军军长)当见习参谋。第一军自淞沪撤退后,调至陕西凤翔、潼关一带补充整训,虽号称精锐部队,但原有干部伤亡过半,兵员不齐,基本训练未完,火力装备上一个步兵营也不过多几挺重机枪而已;所属第一九一师杨德亮部尚远在兰州,实际只辖第一师李铁军部、第七十八师李文部和西北补充旅胡长青部(驻天水)。一九三八年五月间奉命增援徐州,全军由陇海铁路乘火车东进,按第七十八师、军部、第一师顺序前进。在一个晨曦,军部列车到达兴隆集车站,机车突然熄火,停止前进,人员、物资迅速下车。据报告,两小时前第七十八师先行团到达时,遭到敌人袭击,有几十个人伤亡。该列车就在我们所乘列车右侧,车厢外弹痕累累,轨道旁血迹斑斑。我们踏着烈士们的血迹过去,心里在想:朋友们!先走吧!我们随后就来,我们一定要用侵略者的血,来洗涤这些痕迹。

军部各处室及直属部队下车后进入兴隆集村寨。我进寨前,发现寨子北门东侧有一片新坟,其中一座坟前木牌子上写着“第七十八师某团某连排长叶绍章之墓”。我蓦然一惊,叶是我军校第十二期同队同学,毕业后一起被派到第一军,我留军部,他分到连队,临分手时他谆谆托我,将军校寄到的毕业文凭保管好,有机会当面交给他。当时那张文凭恰在我背的图囊里,不想他已为捍卫我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献出他宝贵的生命。在他前后十几座新冢里的蒙难者,同样都应当为后人所崇敬。

由于徐州方面我军的抗击,日本侵略军不得进展,乃以其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黄河北岸封丘一带南渡黄河,越归德向豫东一带进犯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日军第十四师团是由濮县经武集、旧城渡口强渡黄河,经菏泽、考城进抵兰封附近。,占据了若干大小村寨,阻我军东援,以威胁徐州方面我主力军的作战。无明显战线,战斗犬牙交错。我军为扫除前进障碍,展开各师拔除不少敌军据点,上级指挥并配属一战车连归第一军指挥,因此在攻击敌占村寨时,收效甚大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该军团在兰封会战期间,有战车配合作战的仅为五月二十六日一次,为一个排(三辆车)。虽攻占了几个村庄,但因战车与步兵脱离,结果被日军击毁二辆,俘一辆。。但旷日持久,我徐州方面主力,不得不向西、向南转移。

一天我受命向前敌总指挥薛岳司令部送一份报告,陈述我军作战部署。只知薛的司令部在陈留、淮阳方向,具体位置不详,由战车连派一辆三轮摩托车送我前往。临行前参谋处负责人告诉我:“前去薛岳司令部的道路无公路,战况混乱,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应做好销毁文件的准备。”另有好朋友劝我别接受这项任务,说,这样的文件应由传令排长亲自送去,不应叫无经验的参谋去送。我认为这是个锻炼,也是任务,不应该讲价钱。我立即装好文件、地图,带了指南针、手电筒、火柴等,同事们送我出门,嘱我沿途小心。在门口一辆三轮摩托车驾驶兵向我报到,一看他比我还矮一个头,年龄也不过十六七岁,一脸稚气。我笑着问他:“行吗?”他说:“不行,连上还会派我来执勤吗?”我说:“我们前进路上可能会遇到敌军袭击,我是传令参谋,责任所在是应该的,你为了送我,岂不有些委曲吗?”他说:“我不也是为打日本才来的吗!”语言简单,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心。开车后边走边谈,乡亲们有的领我们到交叉路口指示方向,有的介绍敌情和道路状况。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了一个兵站,上级司令部在那儿设了个临时情报交换所,负责命令收受。该所人员告诉我薛的司令部已经转移,不必去找。我们即刻在兵站上将摩托车加足了汽油,准备返回。这时兵站的人告诉我,向北去有敌情,应等到黄昏时再出发。可驾驶兵坚持要走,说:“我们刚才来时没事,趁天亮好开车。”但兵站上人说:“情况是电话通知的,我们正在警戒,日没敌兵南撤。”不得已等到黄昏才开车,不久天黑了,前面有个大村寨挡住去路,寨门都关着,又无路可绕。我们设法推开一扇门进去,寨内黑洞洞看不见人,探视一会儿,才发现一个小矮屋里有微弱的灯光,敲了很久门,并向其说明我们的身份,一位老大娘才把门开了一条缝,凝视了好久,惊讶地说:“你们好险啊!不过一顿饭时间以前,有十几个骑马的日本兵穿寨而过,出北门走了。”她把门敞开让我俩进去歇歇。当她见到小驾驶兵时,说:“还是个孩子呢!该死的日本鬼子,你给我们中国人带来这大的灾难,没成人的孩子都离开父母出来打仗了。”她颤巍巍地捧出两碗温热的茶水,我们确实渴了,都一饮而尽。她又关心地问我们是否吃过饭,并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会遇到敌人。我请她老人家放心,并借着她家微弱的灯光,摊开地图,问清本村寨名称,标出军部驻地,算出这个村距军部还有数十里,判断敌人出北门后可能向东北寻找我本部主力宿营去了。因此决定我们出寨后,先向西北开一小时再直向北开,可能会进到我军防区,不会与敌人遭遇,万一油料不足,留车步行,明天来取亦无妨碍,并作了不利情况下的打算。临走时老大娘千叮万嘱,叫我们注意。真情爱护,感人肺腑,充分显示了当时民众爱护军队,军队依靠民众的一致抗敌的心情。出寨后我们怕暴露目标,就关灯驾驶。我右手把指南针放在地图上置于座位里,左手亮着电筒,按指南针所指方向随时校正驾驶方向。这样车子就不一定行驶在道路上,有时是在刚割了的麦地上行驶。前进不久,由于小驾驶员心情紧张,人车一起跌到路旁水沟里,车子熄火,发动不起,推也推不动,累得两人浑身是汗。小驾驶兵出于爱国的责任感,不愿看着他操作的杀敌武器躺着不动,甚至盲目搬动,可是毫无效果。我拉他到麦地里休息一会,恢复了体力,再来搞,一个轮子一个轮子的抬动,终于把车子抬到了路上发动起来。我看他太累,叫他休息让我开,他问我曾经驾驶过多少个小时,我说:“只几小时,但可以试试嘛,出了问题我替你承担。”他说:“在我接受这部车子时,我向上级作了保证,人在车在,车坏人亡,不到不能动时,怎能轻易地把车子给别人开!”我听着觉得他是多好的孩子啊!中国人都能如此,哪愁日本军不被消灭呢?半夜里,我们安全地回到了营地,朋友为我顺利地完成任务而高兴,可是我久久不能入睡,总是想到那个小弟兄——才刚刚十七岁没有成人,以英勇、耐苦、负责的精神,为打击侵略者而拼搏在疆场上,我是军官,又比他大,相形之下我不及他。此后,我只在战场上见到他一次,我们互敬了个礼,再没见过。四十年过去了,他的形象我已不大记得清楚,但彼此共患难这段情景,脑海里永远不会磨灭。我已逾古稀,他也年过花甲,遥祝这位当年参加过英勇抗战的小英雄还健在,让我们在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国土上共享安乐、平静的晚年吧!

六月初战事日渐加剧,敌第十四师团已经全力西向,据点式攻防,已演进为线式攻防,我军原先的优势逐渐变为守势,但尚无吃力之感。司令部里参谋每日无事时照样在村里散步漫谈,不过谈话声中偶尔也听到一些枪炮声。

一天我又奉命去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程潜)领豫东一带地图。我喜欢战场上的炽热生活,不想离开去后方。吴炌参谋(军校第八期生)力劝我走,傍晚上了火车(兵站运输车不是客车)时,敌炮集中射击,弹着点处尘土飞扬,爆炸声不绝。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东去直接参加火热的战斗而只好随车西行。火车行驶慢如蜗牛,夜里怕敌骑袭击,白天又怕敌机轰炸,第二天夜里才到长官部。第三天早晨我去长官部报到,参谋处王处长接待了我,叫我等着,说我们部队马上也要来了。我默想情况可能不妙。中午遇到军部的先遣人员,一见面就说:“你真幸运!昨天早晨敌机数架轮番轰炸我们驻地,司令部参谋处损失最大,你的好友吴炌参谋在树林里散步牺牲了,只剩下臀部,你如不走,肯定遭受同样命运。”我听了非常难过。回忆吴炌参谋为人谨慎,寡言沉默,富于正义感,以前他并不在第一军工作。“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他随张治中将军在第五军和第九集团军工作,张去职后他来到第一军。吴参谋常与我谈张治中将军在前方指挥战事时,事必躬亲,所部虽系嫡系部队,将强兵勇,战斗中难免有指挥失误之处,又需亲临协商,沪战后期精神支持不住而离开战场。谈话时对张治中将军深表钦佩。谈到上海作战情况,也像闲庭信步一样泰然。我之酷爱战地生活,是冥冥之中与他生前接触很有关系。惜乎!我不能亲殓其遗体。我只知道他是四川人,不知其家乡详细地址,无法通知其家人。当时军事当局对牺牲者抚恤无人过问,常引为憾!当第一军最后一批人到达时,黄河花园口已决口,泛滥水势已漫及郑州市郊。我不禁为战地曾和我们骨肉相连的广大民众陷入深渊而浩叹!战争是残酷的,反侵略战争则是决不可少民众的支援的。这一次战役,我们如果不是广大爱国民众为我们引路、支援、报告敌情,我们是无法进行作战的。如今他们在滔滔黄水中挣扎,岂不令人悲夫!